“我是谁？”，即自我身份的确认，这是认识论中一个古老而难解的问题，也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即寻找自我灵魂的问题。作为现代人，在日益异化的现实情境里很多人都产生了身份危机，成了心灵王国中孤独的漂泊者，于是到处去寻找真正的“自我”。
身份的缺失
余华写于80年代的很多作品就涉及了这方面的主题。这个时期的身份危机主要表现为：因对自我身份确认的困难而产生的对自我身份的疑惑，显露了“我是谁”的身份怀疑和精神困惑。
在《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一文中，写“我”被一个急躁粗鲁的陌生人的敲门声吵醒，他指认“我”是一个将死之人的朋友，于是“我”被迫稀里糊涂地去见“朋友”的最后一面，之后还参加了他的葬礼，并承担了抚养“朋友”母亲的责任。在这里，“我”的身份成为了别人指称的对象，以至于对自我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不由联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审判》。《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萨姆沙醒来时变成了一只甲虫，《审判》里的约瑟夫·K在一个早晨莫名其妙地被秘密法庭捕去，没有犯罪的他却被宣判为罪人，他四处奔波申诉却全然徒劳，最后被处死。
格里高尔·萨姆沙、约瑟夫·K和“我”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体验着类似的精神危机。在生活中，他们都无法把握自己的身份，也暗示了他们无法把握外在的世界，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在《此文献给少女杨柳》和《偶然事件》等文中，作者同样模糊了人物的身份。
在余华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中，身份危机主要表现为：生存困境下自我的渺小或者说身处于“无名”的状态。
最能体现这种身份危机的是《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从小说的标题我们便可知道文中的主人处于一种“无名”的生存状态。
小说由“你是谁？”的提问引出了这样一段描述：“我是谁？我看着他们嘿嘿地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可是我一上街，我的名字比谁都多，他们想叫我什么，我就是什么。
他们遇到我时正在打喷嚏，就叫我喷嚏；他们刚从厕所里出来，就会叫我擦屁股纸；他们向我招手的时候，就叫我过来；向我挥手时，就叫我滚开……还有老狗、瘦猪什么的。”这里的“我”被任意指称，人的尊严被践踏得体无完肤。
文中的“我”是一个叫来发的智障孩子，他有名字却没有人叫，除了好心的陈医生，谁都忘了他的名字；他渴望自己可以光彩地有名字地活着，可是就连这点渴求他都没有满足，别人给予他的都是欺辱；他没有朋友，只有一条狗流浪狗与他相依为命，而最后，就连狗也被人打死了。
在《傻瓜吉姆佩尔》这部震撼灵魂的小说里，作家艾萨克·辛格塑造了“一个比白纸还要洁白的灵魂”，吉姆佩尔的命运充满了屈辱与欺骗，他的命运其实也是犹太民族命运的隐喻。
正如余华所说：“辛格笔下的人物总是难以摆脱流浪的命运，这其实是一个民族的命运。”
而在《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来发的命运又何尝不是众多现代人的命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