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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根儿的风雪，像是要把整个村子都裹进一片混沌里。铅灰色的天空压得很低，雪花打着旋儿，和着西北风的嘶吼，顺着西大壕沟道往东南方向奔，卷起的玉米叶子在空荡的街巷里翻滚，像是没人管的野孩子。背阴处的积雪冻得硬邦邦，往日里扛着粪叉、脚步匆匆的捡粪人不见了踪影，偶尔有老乡裹紧破毡帽，双手袖在棉袄里，侧脸迎着风，脚步匆匆不敢停留——腊月的故乡，在寒风里褪去了平日的鲜活，只剩下一股子透骨的冷。如果没有特别的事项，乡亲们宁愿一整天猫在屋里，盘腿坐在热炕头上足不出户。别看外边寒风凛冽，可家家的屋里却是另一番天地。热炕头烧得暖洋洋，半大小子们仨一帮四个一伙，吆五喝六地打着扑克。香烟的雾气把屋子熏得朦朦胧胧，吆喝声此起彼伏。老头老太太守着炭火盆，旱烟袋“吧嗒吧嗒”地响，烟袋锅子磕在火盆沿上，“当当当”的声响混着炭火烧红的微光，成了冬日里最安稳的背景音。老太太摸索着抽下发髻上铁丝簪子，投了投烟袋眼。又从炕沿边上摸过绣花烟口袋，烟袋锅探进里边漫无目的地挖着，抽出烟袋眼睛却不看，只是用左手拇指把旱烟丝在烟锅上按了又按。右手的火钳子来回在火盆中扒拉着，偶尔夹一块中意地炭火凑到烟袋锅上猛吸几下，蓝蓝的烟就从豁牙露齿中吐出来，那享受简直无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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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炕醒面盼过年
人都说：“一天不过年，就要忙一天。”这话一点儿都不假。撒年糕蒸豆包、杀猪做豆腐、扫房发面……经过了一家人前后左右的忙碌，万事俱备了，寒冬腊月里的年味浓了，年也就真的到来了。
三十儿到了。当天的早餐一般都比较单一。一早儿，妈妈把头一天烀好了大骨头在酸菜锅里一烩，盛在大盆里端上桌。一家人围坐，边啃骨头边唠着家常其乐融融。但这种记忆应该是家里的日子宽裕了一些才有的吧。要是再早一些年，这样的早餐可不易见。
三十儿的午餐比较早餐就丰盛多了。现在面对年三十儿的琳琅满目丰盛的午餐，总也调动起自己的味蕾，并不是午餐的样式不够丰富，也不是厨师的手艺不够精练。其实自己的怀旧思想在作怪吧。老是在怀念儿时岁月中那并不丰盛的年三十儿午餐。想起那时的午餐，口水依然丰富。
妈妈依旧和往常一样有条不紊的在厨房忙碌。只不过年三十儿的原因，她的步伐比平时更急了些。准备午餐食材和蒸馒头是必备的要务。母亲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开始为年三十的馒头做准备——在老家，“不蒸馒头争口气”这话刻在每个主妇心里，年三十的馒头必须自家蒸，蒸得好不好，是手艺更是脸面，听说不少媳妇就因馒头蒸得发死，挨过婆婆的白眼。
头天傍黑天，母亲把大号白铝盆洗得锃亮，控干水，转身进西屋仓房，从面袋子里用蓝边中碗挖面。三碗白面堆得尖尖的，加水和好，在盆里不过半盆的模样。她找来盖帘盖紧盆，又掀开热炕头的炕席，把面盆稳稳“坐”在土炕上，像是给种子找了最暖和的窝。这还不放心，又抱来父亲的棉大衣，严严实实地盖在盆上，边角都掖得服服帖帖，生怕漏进一丝凉气。我跟在她身后，像个小尾巴，不停问“为啥要盖棉袄呀”，母亲手上不停，笑着回头：“热炕头和棉袄能让面醒得透，蒸出来才软乎，咬一口能尝到面香哩。”
临睡前，母亲还特地掀开棉被和盖帘看了一眼。昏黄的油灯下，她伸手摸了摸面团的温度，嘴里念叨着“可别炕太热，把面烫‘死’了”。那模样，像是在照顾熟睡的孩子，小心翼翼的。我那时不懂，只觉得母亲对一盆面都这般上心，真有意思；如今想起，才明白那面团里裹着的，是她对一家人年午饭的郑重，是日子里最实在的盼头。
三十儿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扯下了面盆上的棉大衣。我凑过去一看，面团竟把盖帘顶了起来，边缘还粘在盖帘上，像是憋足了劲儿要长大。母亲费了点劲掀开盖帘，用沾了干面的手搓掉粘在上面的面絮，一手按住盆沿，一手使劲揣面，“砰砰”的声响在屋里回荡。“这是给面排气呢，”她边揣边说，“气排干净了，馒头才筋道。”揣匀了，又把盆盖好，让面二次醒发。阳光透过窗棂，在面团上洒下一小片金光，屋里弥漫着淡淡的麦香，年的味道，就在这麦香里悄悄浓了起来。
不蒸馒头争口气
九点钟一过，来找父亲写春联的乡邻渐渐少了。父亲是村里唯一的老师，也算半个文化人，腊月根儿起，就总有人揣着红纸来家里——有老人袖着手，有媳妇抱着娃，还有吸着鼻涕的娃子，攥着几张皱巴巴的红纸，话都说不清，只把纸往父亲面前一递。父亲从不嫌烦，总是先把红纸摊开，对折再对折，根据纸的大小、要写的字数裁好，再折出五言、七言的格子。我凑在旁边，帮他抻着纸，闻着墨汁那股说不上香的“臭”味，看着写好的对联一张张晾在炕梢，心里盼着快点写完，好穿新衣服、吃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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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父亲刚歇笔，我们哥仨就忙着在炉子上打面糨糊。糨糊熬得黏糊糊的，我偷偷尝了一口，带着点面的甜，味道竟不错。外面风更冷了，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割，我们仨把手揣在兜里，缩着脖子贴春联，大门贴“迎新接福”，屋门贴“人寿年丰”，横批往中间一粘，红通通的纸映着白雪，一下子就有了年的热闹。我们三下五除二地贴好了大门和屋门的对联和横批。说起来老天爷也是奇怪，每年到了三十儿上午，本来好好的天非得降个温闹点妖儿。冻得我们贴春联的手猫咬一般地疼。“六畜兴旺、金鸡满架……”等也各就其位。贴完春联，我把响鞭和二踢脚摆在窗下的秃墙头上，心里盘算着中午开饭时，一定要第一个点燃鞭炮。
母亲的身影在里屋、厨房、仓房间穿梭，脚步比平时急了些，却依旧有条不紊。她把面板平放在锅台上，一碗干面、一把菜刀（刀刃朝外）摆在角落，又在面板中间撒了层薄面，转身从炕头拖过面盆，端到面板旁侧扣过来。面团像个恋家的孩子，一条一缕地粘在盆底不肯下来，母亲也不恼，伸手蘸了点干面，三两下就把盆里的面掏干净，就这样一大堆发好的面就瘫软在面板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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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往面团上又撒了把干面，双手握住面团两端，来回揉搓。面团在她手里翻滚着，面板被蹭得“吱吱呀呀”响，像是在唱着歌。没一会儿，面团表面变得光滑油亮，母亲额角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她从碗橱里拿出一小包碱面，均匀地撒在面团上，又开始第二轮揉面——这是要中和面的酸味。揉了一阵，她拿刀在面团中间纵向割开，仔细看里面的气泡大小，又揪下一小块面尝了尝，眉头微微皱了皱，又加了一点点碱面，继续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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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帮妈把这块面烧了试试。”母亲揪下拇指大的一块面，揉成小圆球递给我。我赶紧跑到灶坑边，用烧火棍把面团埋进热灰里——不敢放在旺火上，怕一下子烧糊了。没过一分钟，母亲就催我“扒拉出来看看”，面团已经变成了“黑包公”，外面焦黑，里面却透着白。母亲双手颠着面团，用嘴吹掉上面的灰，轻轻掰开，里面布满了细密的丝窝儿，还飘出一股淡淡的碱香味。“成了，”她笑着说，眼里带着满意的光，“这面醒得好，蒸出来肯定软乎。”
接下来的活儿，母亲做得行云流水。她把大面团搓成又粗又长的“面柱子”，菜刀“当当当当”落下，二十几个大小均匀的面剂子就排在了面板上。她随手拿起一个面剂子，在手心搓了几下，原本方方正正的剂子，就变成了圆滚滚的馒头坯，像一个个胖乎乎的“小胖墩”。我趴在旁边看得入迷，怎么也想不通，简单的搓揉之间，竟能变出这样规整的模样。
剩下的三五个面剂子，母亲给了“特殊照顾”——她把剂子按扁，包进面和白糖混合的馅料，捏紧收口，再搓圆。“这是糖馒头，”她笑着递给我一个，“吃了甜甜蜜蜜，来年日子也甜。”我捧着还带着面温的糖馒头坯，心里甜滋滋的。母亲又去仓房拿来秋收时挑好的玉米皮，那些玉米皮挂在房梁下，干得脆生生的。她把玉米皮放进空盆，舀了一瓢开水倒进去，玉米皮瞬间就瘫软了。一片片洗净后，她细心地铺在高粱秸秆做的篦子上，热气透过玉米皮的缝隙往上冒，丝丝缕缕的，混着玉米皮的清香，让我的口水忍不住往下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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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面板上的“小胖墩”，似乎又胖了一圈——母亲说，这是馒头坯在二次醒发。等它们变得沉甸甸、暄乎乎的，母亲就把它们一个个转移到篦子上，大圆套小圆，摆得整整齐齐，最中间放着那几个糖馒头。盖好荆条锅盖，她又用湿笼布沿着锅边围了一圈，“这样才不会跑气，馒头能蒸透。”说完，她拍了拍手上的面，冲我笑：“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火头军’啦。”
我就坐在灶坑边的小板凳上，拿起木柴往灶里添。火苗“噼啪”地舔着锅底，我盯着锅盖，想象着里面的“小胖墩”在热气里慢慢长大，变得白白胖胖，咬一口，又软又甜。老挂钟“当”地响了一声，吓了我一跳——已经上午十点了。母亲还在厨房忙活着，准备中午的四道“硬菜”，突然，村东传来“咚——啪”的二踢脚声，我赶紧问母亲：“谁家这么早吃午饭呀？”母亲笑着摇头：“准是你老叔，就爱开玩笑，故意唬人呢。”果然，后来才知道，老叔根本没做好饭，就是放个鞭炮，逗乡亲们说“我家都开饭啦，你们落后喽”。母亲嘴里嗔怪着，手上的动作却更快了，切菜的“咚咚”声、洗锅的“哗哗”声，和着灶里的火苗声，成了年三十最热闹的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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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灶烹菜年味足
年三十的四道硬菜，如今想起来，每一道都香味十足。那时日子紧巴，食材不用去集市买，也没钱买，都是家里现成的，却比现在的山珍海味更让人念想。炖豆腐是腊月二十五自家做的，用凉水泡在盆里，不能冻冰，就像现在冰箱的保鲜；肉丝炖粉条、五花肉炒酸菜、瘦肉炖海带丝，四样菜，件件家常，却在母亲手里，变得喷香诱人，绝不比今天的山珍海味差之分毫。
最让我难忘的，是那道五花肉炒酸菜。北方的冬天，酸菜是饭桌上的常客，可年三十的这盘酸菜，总带着不一样的滋味。母亲从冻着冰碴的酸菜缸里，挑出一颗白多叶少的酸菜，放进开水里焯了一遍，捞出来放在菜板上，切去根部，再一片一片把叶子扒下来。只剩下菜心时，她总会扯下一片，递给在灶坑烧火的我。我用黑乎乎的小手捏着酸菜心，仰头放进嘴里，那股子清爽的酸，顺着喉咙往下走，浑身都打了个激灵，酸得过瘾，又带着点微甜，至今想起来，都觉得那是最好的“零食”。
母亲把酸菜帮子整齐地摞起来，横着切几刀，切成一寸长的小段，再顺着菜帮的纹理切成细丝，又用开水焯了一遍，控干水装进盘子。她从仓房里拿出一块冻得硬邦邦的五花肉，放在灶边稍微化冻，然后拿起刀，“咚咚咚”地切起来——肉片薄厚均匀，切丝也利落，像是在表演魔术。炒菜的辅料很简单，就只有盐、五香粉、红蒜和自家酿的大酱，却足够提味。
我的烧火阵地转移到了西屋灶子下。火点燃后，母亲三下五除二刷了锅，等锅底的水蒸发干就把肉片倒了进去。“嗞啦”一声，一团热气腾地冒起来，肉片在铲子的翻动下，慢慢变了颜色，油脂一点点渗出来，香味儿瞬间弥漫了整个厨房。我咽着口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母亲的手。她把葱花和大酱倒进锅里，炒出香味，再把酸菜丝倒进去，这回不用铲子，改用筷子，在锅底快速地拨动酸菜丝，让每一根酸菜都裹上酱汁。热气不断往上冒，呛得母亲偶尔咳嗽几声，却舍不得停下手里的活。几分钟后，她撒上五香面和味精，加了少许清水，盖上锅盖焖了半分钟，掀开锅盖时，香味更浓了，酸菜的酸、五花肉的香、大酱的鲜，混在一起，勾得人肚子“咕咕”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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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道瘦肉炖海带丝，也是我的最爱。母亲把干海带叶泡发，洗去泥沙，切成细细的丝，瘦肉也切成丝。锅里放猪油，先把肉丝炒至变色，再放进海带丝，加开水没过食材，盖上锅盖慢慢炖。炖的过程中，海带的鲜味一点点渗出来，和肉丝的香融在一起，不用放太多调料，就足够好吃。那时总觉得，母亲做的海带丝，比任何山珍都美味；如今才明白，那味道里，藏着母亲的用心，也藏着物资匮乏年代里，最纯粹的满足。
母亲还总爱“偷懒”——炖豆腐和肉丝炖粉条，她会一起下锅，在锅底分两半，一边炖豆腐，一边炖粉条，出锅时盛进两个盘子，就成了两道菜。可味道却一点不含糊，豆腐炖得软嫩，吸饱了汤汁；粉条滑溜溜的，带着肉丝的香。我曾问她“为啥不分开炖”，母亲笑着说：“这样省事儿，还能让两种味儿互相透着，更好吃。”现在想来，那哪里是“偷懒”，分明是她在日子里琢磨出的智慧，把简单的食材，做出了最实在的美味。
四道硬菜陆续做好，母亲用盆子把热菜扣起来，等着馒头出锅一起上桌。这时，灶里的火也快灭了，我恋恋不舍地从灶坑边站起来，手脸都黑乎乎的，却满是期待。母亲看着我，笑着说：“去擦擦脸，马上就能吃馒头啦。”
春联映门添年色
贴春联的热闹，是年三十上午最鲜活的底色。父亲写春联时，屋里总挤满了人。有拄着拐杖的老人，小心翼翼地捧着红纸，生怕折了边角；有年轻的媳妇，怀里抱着睡熟的孩子，另一只手紧紧攥着红纸，眼里满是期待；还有半大的孩子，像我一样，凑在旁边看热闹，时不时伸手想帮父亲抻纸，却总被大人笑着推开。
父亲写字时，神情总是很认真。他先把红纸在炕头铺开，用镇纸压好边角，再拿起毛笔，蘸饱墨汁，在砚台上轻轻舔几下，调整好笔锋，才慢慢落下。笔尖在红纸上游走，墨色浓淡相宜，“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春回大地，福满人间”，一个个字透着股子精气神。我站在旁边，看着父亲的手不停挥动，心里满是崇拜——在我眼里，父亲笔下的字，比任何画都好看。
有一次，一个穿着补丁棉袄的老汉，揣着几张又小又薄的红纸来，不好意思地说：“国老师，家里穷，就买了这点纸，您给写副短点的对联就行。”父亲笑着说：“没事，红纸大小不碍事，年味儿一样足。”他根据纸的大小，裁出四言的对联，写的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老汉接过对联，小心翼翼地卷好，嘴里不停地道谢，走的时候，脚步都轻快了不少。还有一次，村里的富户拿来一大张鲜红的纸，要写几副长联，父亲也一样认真，裁纸、折纸、写字，一丝不苟。我那时不懂，问父亲“为啥给有钱人写那么多，给穷人写那么少”，父亲摸了摸我的头说：“红纸有多有少，但盼着日子好的心，大家都是一样的。”
等对联晾干，我们哥仨就忙着贴春联。外面的风依旧冷，我们把手揣在怀里暖一会儿，再拿浆糊刷门框。大哥负责贴大门的对联，二哥贴屋门的，我就负责递浆糊、扶横批。贴的时候，总要仔细对齐，差一点都不行——在我们心里，春联贴得周正，来年的日子才能顺顺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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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完春联，村里家家户户的门口都红了起来。风吹过，红春联哗啦啦地响，像是在唱着祝福的歌。我站在院子里，看着自家的春联，再看看邻居家的，心里满是欢喜。这时，老叔的二踢脚又响了，“咚——啪”，声音在村里回荡，引得不少人探出头来看。母亲笑着说：“你老叔又在淘气了。”可眼里却带着笑意——在这样的日子里，连这样的“淘气”，都透着年的热闹。
围炉共飨叙家常
十一点半，馒头终于蒸好了。母亲掀开荆条锅盖的那一刻，热气“呼”地涌出来，瞬间布满了厨房，连窗户上都蒙上了一层白雾。我赶紧撩开外屋的棉门帘，让热气散出去，门口立刻腾起一团白雾，并不断上升，路过的乡亲一看就知道：“这家的年午饭要开席啦。”
我凑到锅边，看着里面的馒头——一个个又白又大，像小胖子似的，有的还“笑”开了花，裂开一道小口子，露出里面暄软的内里。中间的糖馒头，糖已经融化了，顺着裂口往下流，晶莹剔透的。锅边的几个馒头，还结了一层薄薄的锅巴，金黄酥脆，看着就让人眼馋。母亲用铁铲在凉水里蘸了一下，把馒头一个个拣出来，放进大盘和大盆里。我迫不及待地伸手捏了一块糖馒头的边角，烫得直甩手，却还是赶紧塞进嘴里——甜丝丝的，软乎乎的，带着麦香和糖香，好吃得让人想把舌头都吞下去。
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噼里啪啦的，像是在为这顿年午饭伴奏。阳光透过窗户，照在饭菜上，照在一家人的笑脸上，暖融融的。我吃着吃着，突然觉得，这样的日子，就是最好的日子——有热气腾腾的饭菜，有家人的陪伴，有说有笑，简单却满是幸福。
下午一点半，老挂钟“当当当”地响了三下。我挺着圆滚滚的肚子，恋恋不舍地从炕桌旁站起来。母亲开始收拾着碗筷，我跑到院子里，阳光正好，暖洋洋的，地上满是鞭炮屑，踩上去很松软。我蹲在地上，搜寻着没响的“漏网之鱼”，闻着空气中残留的硫磺味，却觉得那是最好闻的味道——那是年的味道，是故乡的味道，是儿时最珍贵的味道。
没过多久，母亲在屋里喊我：“快来换新衣裳，给你压兜钱。”我赶紧跑进屋，穿上母亲早就准备好的新棉袄、新棉裤，虽然不是什么好料子，却干净整齐。母亲从兜里掏出两块钱，塞进我的兜兜里，笑着说：“揣好了，来年平平安安。”我摸着兜兜里的钱，心里美滋滋的，赶紧跑到外面，找小伙伴们显摆——新衣裳、压兜钱，那一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故乡的老房子早已不在，母亲也离开了我们。可每当临近年根，我总会想起那个年三十——热炕头上醒发的面团，厨房里飘出的菜香，红春联映着的笑脸，还有母亲那双粗糙却灵巧的手。那些简单的饭菜，那些平凡的瞬间，却成了我心里最温暖的记忆。就像《平凡的世界》里写的，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真实的幸福。故乡的年，母亲的爱，都藏在那些热气腾腾的细节里，一辈子都忘不掉。
我的烧火阵地已经转移到西屋灶子下了。火点着了，妈妈舀了水三下五除二刷了锅，待锅底稍干就放入肉片，“嗞---”地一声，一团热气升起来。肉片在铲子的翻动中来回翻个，油脂不断渗出，香味弥漫了整个厨房。我咽了咽口水，不错眼神的盯着妈妈手中的铲子。葱花、大酱下锅后，酸菜丝也跟着下锅了。这回妈妈放下了铲子，用筷子在锅底来回快速的拨动酸菜丝翻炒，热气不断地冒。几分钟过后加入五香面和味精，在少许清水加入后，清炖半分钟就出锅装盘了。热菜被盆子扣在旁边等待其它菜完成一起上桌。其他三个菜陆续在妈妈的手下完成。其实我最喜欢瘦肉炖海带，那个味道多年来一直没有再品尝到。不知是妈妈的手艺精湛还是当年的物品匮乏。只是我现在一直怀疑，妈妈当年会把豆腐和粉条一起下锅炖，各占锅底一半，出锅时便成了两盘菜，炖豆腐和炖粉条。而吃起来味道却也不一样……
四菜齐备上桌，妈妈这才来到东屋锅台边，撤掉笼布，掀开荆条锅盖，热气一下子布满厨房。我赶紧去撩开外屋棉门帘，门口外立刻大烟小气的冒着。别人家一看就知道，他们家年三十儿的午餐开始了。我扫一眼左邻右舍，家家如此啊。我顾不得多看，急忙来到灶台边探头看锅里的馒头，呵---又白又大，而且都笑开了花。中间的几个糖馒头糖已经要流出来了。锅边的几个馒头已经被煲出了锅巴，看着口水就要流出来了。妈妈并不说话，用铁铲在碗中的凉水里蘸一下，把馒头一个个分开拣到大盘里和盆里，我已迫不及待的端起盘子，头拱着里屋门帘把馒头端到桌子上，还不忘添掉手指上沾了流出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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