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辗转着在工作的城市搬过几次家，只要隔段时间不见，旧友多半会问上一句，还在原来那里住吗？
搬家的原因大同小异，多半是原来的室友离职、买房或出嫁，结束了动荡的漂泊，觅得了长久的归宿。而新室友都不大满意我原来的住处，只好协商着换个环境。
按理说，几次三番这么折腾，我理应对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充满着热望。而实际上，对于住哪里，卧室多少平米，什么装修风格，租住还是自购，我却真的不太在意。
最后一次租住的目的地是政府建的福利性用房。理论上讲房主是没有资格出租以牟取商业利益的，但因为这种情况司空见惯，也就见怪不怪，理所当然了。
房主大叔60岁开外，听力有障碍，思路也略微混乱。每次和他沟通，不管间隔多久，总是需要重新做自我介绍。“大叔您好啊，我是您家的租客。”“你谁？”这振聋发聩的疑问仿佛一只无形的大手，穿透了屏幕，直戳我的咽喉，让我有些窒息。耐着性子解释几遍，大叔终于忆起了我的存在，声音渐渐柔和了下来，“孩儿啊，门外有酸菜缸，想吃你就自己捞”。
大叔虽然听力不佳，但是气场极盛。用他的话来说，这个小区，他横着走。刚刚搬过来的时候，我敞着门收拾屋子，他领着几个人来安热水器。几个叔叔阿姨都唤他做大哥。他一边吩咐着老三，老五的活计，一边毫不避违的冲我嚷嚷着，“对面的老头你不用管，等他死了，我就把他房子收了。”边说边恶狠狠地瞪向那扇门，那种猖狂让我不寒而栗。
随后，在我收拾床铺的时候，发现了藏在床垫下的一把匕首，没有匕首鞘，只是粗糙地用杂志的扉页裹着。我战战兢兢地请出这个武器，安慰自己它不过是切水果的时候不小心遗落在这里，却控制不住地浮想联翩，瑟瑟发抖。盘算着尽快换一个门锁以求稳妥。房东大叔却真的把话题转移到了门锁上，“孩儿啊，你看这个锁，我新换的，500多，结实得很，谁也打不开。”我循着这骄傲的声音望过去，不情愿的承认了这个事实，他家的门锁的确十分复杂，再换一个既觉得成本高昂，得不偿失，又担心他得知后心下不爽。毕竟江湖中人最忌讳不被信任。
硬着头皮住下，客厅的灯却只好整晚整晚地亮着，睡前强迫症般地把卧室的门锁了又锁，仍觉不踏实。把这事讲与我哥听，他以毒攻毒的给了我一把收藏的腰刀。拉开刀鞘，昏黄的灯光下这带着温度的铁器，泛着柔和的光，与那把凌厉的匕首对峙着，不落下风。
搬来的时候已是夏末秋初，七月流火，八月萑苇，九月授衣。天气一日凉过一日，而对门的大叔却总是不愿锁门，大开时有一尺宽，掩上时也留有缝隙，电视机的音量很大，肆无忌惮地飘进飘出，透过门缝我却寻不到他的人影。这番情景下，脑海中总是浮现出那日房东大叔对他的叫嚣，让我更加笃定两人积怨颇深。
为了避免成为两人关系的替罪羔羊。每次进出，我总是战战兢兢，蹑手蹑脚地贴着自家门墙一侧移动，快速插入钥匙，反身关门，一气呵成，生怕半路有暗器飞出，不敢有半点耽搁。直到一次，我刚迈上缓步台，正好遇到对门大叔拄着拐棍出来，精瘦的身材，佝偻着，十分孱弱。我轻声向他打着招呼，他没有回应，也没有表情变化，更没有什么戾气。我的心才忽地落下了一半。
某个周日清晨，我刚刚起床，就听到走廊里熙熙攘攘，三五个人当中房东大叔的声音辨识度最高。他边砸着对面的门边大声喊着话。我心头一紧，该来的总归是来了，怕是一场恶战在即，一触即发。我下意识地移来了一把结实的椅子抵在门上，希望可以在混战中争取到宝贵的逃命时间。屏着呼吸，透过猫眼望去，几个人张牙舞爪的谈论着，啤酒瓶子却并没有倒举着，而是安然地倚靠在塑料袋里，红红的牛羊肉卷，花花绿绿的调料青菜，用约架的阵仗来约饭，这可能就是江湖中人的倔强吧。房东大叔继续高声责怪对门大叔动作慢，一如既往的不留情面，但我之前落在一半的心终于彻底放下。什么个人恩怨，什么血海深仇，什么黑帮风云，都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门开的一刻，一笑泯恩仇。
前日外出办事顺利，回到小区才10点有余。之前按部就班的上下班，行色匆匆，并没在这个时间段做过停留。此刻楼边的长椅上坐满了老人，还有个别因为身体缺陷而没能上学的孩子。老人在柔声讨论着哪个超市的鸡蛋降价了，孩子安然地在妈妈身边斜靠着，间或有几个腿脚不太方便的大爷，在楼前互相搀着遛弯。 即便生活使他们粗粝，但岁月让他们柔软。
这个小区的原始住户大多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残疾人，租户大多是生活拮据的外来人，没有物业，没有园区景观，房屋质量不佳，隔音效果差。每每夜晚，楼上的呼噜声，隔壁的流水声，远处的家长训斥声，全都真真切切。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些像难念的经，但阳光射过来的此刻，一切都很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