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经济危机
时间：1968年-1970年
第二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受到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双重影响。
经济上，第二次危机和第一次危机很相似，都是在失去国外资本援助的情况下，依靠国内自力更生和追加政府投资来延续工业化建设，同时还面对偿还苏联外债所带来的债务压力，造成了较大的财政赤字规模最终引发了经济危机。
政治上，一方面中国的政府部门机制还是延续苏联的重工业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强调“国家统筹”由国家通过财政投资来推进工业化的发展，但由于我国当时资本极度缺乏，如果政府一味的增加投入会造成严重的财政赤字，并引发经济危机（这也是第一次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模式和我国当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经济方针相矛盾，直接对经济形成了反作用。
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面临严峻的形势，“美苏核讹诈”、“国军反攻大陆”、“中印边境战争”等使得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一再放缓。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就已经提出了“三五计划”，旨在推进农、重、轻比例协调发展，对五十年代因苏联投资而偏军、偏重的斯大林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结构进行调整。但是因周边严峻的形势而胎死腹中。
当时美苏两大帝国主义，多次威胁对中发动核打击，且苏联援助时期形成的工业体系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城市，一旦发生武装冲突极易遭到严重破坏，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层最终决定“先拿稳棍子，再吃面包”，一方面要搞两弹一星，用以遏止帝国主义的核威慑，另一方面，开展“大三线”建设，把中国的工业建设形成沿海一线，中部二线，西部三线的格局。
三线建设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以军、重工业为主（并没有调整原来的工业结构），且企业布局相对分散，不易形成工业配套条件（几乎不产生经济效益），在如此大规模的财政投资下，造成了更高的财政赤字，赤字累积爆发经济危机，城市失业情况愈发严重，最终开启第二次“上山下乡”活动，失业人员向农村转移开启自救模式，三农为城市危机的软着陆再一次做出巨大贡献。
“三线建设”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的威慑力。中国的“三线建设”在世界经济史和军事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到1973年中美在新的国际局势下“战略接近”时，中国的“三线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从当时世界军事格局和技术水平来看，中国已经建成了打不垮、炸不烂、能长期支持战争的牢固后方基地，使工业片面集中于沿海城市的状况得到了改变。
虽然今天仍有很多人站在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决定时，不免觉得“没效率，瞎指挥”，但是放在当时的情况下，“三线建设”绝对是重要的战略决定，两弹一星的问世使中国有了应对帝国主义核讹诈的核力量（手里没剑和有剑不用是两码事）为中国开展经济建设创造了稳定的环境。
每一条巨龙在蜕变之前不免要经历一阵疼痛，最终会龙腾万里，让所有的觊觎者不寒而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