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晚上睡前打开了一本《小说选刊》，本来是想助眠，读了一段时间的《小说月报》，真的很失望，好看的有意思的文章太少了。《小说选刊》是过刊，因为便宜顺便买的，同样不报什么期望。
没想到，第一篇《借命而生》一下子抓住我了。不但不催眠，还让人欲罢不能，一直看到夜里两点，非看完不可。
故事情节有点老套：一个郁郁不得志的警察一定要把从他手里跑掉的逃犯抓回来。他这一生，就轴在这件事上，和瑞士作家弗.杜仑马特写的《诺言》有异曲同工之妙。《诺言》里的警察宁愿丢掉工作也要找到真凶，《借命而生》里的警察杜湘东，看似和逃犯较劲，实际是与无法改变的命运憋着一股劲，一面用游戏命运的方式成为一个警察混混，变成一个自己都讨厌的人；另一方面却用执着的微薄之力去反抗命运——看似逃犯带给他只能困守在郊区看守所的命运。与其说他坚持抓逃犯许文革，不如说是在抓许文革、监视许文革的过程中发现生命的一点意义，让自己抓着这根稻草活下去。
这篇小说内涵非常丰富，除了姚斌彬、许文革、杜湘东三个人物塑造得非常成功之外，也再现了很多社会事件：工作包分配、下岗、房地产崛起、实业家的兴起等等。
石一枫的小说都紧贴生活真实，与社会联系紧密，不架空，有历史感。
接着找石一枫的书读，看了《世间再无陈金芳》《地球之眼》《老人》《三个男人》《合奏》《不准眨眼》等，不失望，都有可圈可点之处，比接着看的《中篇小说选刊》里的其他作品好很多。那天看到《借命而生》这样的作品以后，以为《中篇小说选刊》都是选的其他杂志已经发表的作品，都是精品呢，后面的还是让人失望。
石一枫的这些作品完成在《借命而生》之前，基本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用“我”的眼睛看世界。石一枫谈道，最开始写《借命而生》是想解决自己写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就像有的男作家写女的都不像，女作家写男的都不像，石一枫说自己有一个问题是写第三人称不灵，必须得通过“我”盲目式的写，由“我”去看别人，《世间已无陈金芳》是由我去看陈金芳，《地球之眼》是由我去看安小男，《心灵外史》是由我去看大姨妈。“我”是那种权威主义者，有一点文人气息，这样可以让小说更复杂一点。“所以写《借命而生》最早的动机是写一个第三人称，写一个跟我个人生活不一样的故事，因为陈金芳、安小男里面都有一个人物是和我的生活环境相对融合的，就是大城市里知识分子文化混混这种人，然后通过一个桥梁过去，去找与我不重合的人。《借命而生》全是与我不重合的人。我是以第三人称写与我不重合的人，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成熟的方式。”（《五大文学期刊主编谈石一枫小说〈借命而生〉》）
喜欢石一枫讲故事的方式，真诚而简洁。陈金芳想活出点样，最终伤害了比她更弱小的人，悲伤。更喜欢安小男，同样弱小的普通人，但他用知识和智慧解决了困扰他的道德困境，惩罚了坏人，帮助了同样弱小的人，快意。道德胜利的愉悦。更打动人的是叩击每个人的灵魂之问：道德底线在哪里？我们都想遵守某些规则，都想维护某些道义，可一旦触及自己的利益——可能是亲情也可能就是物质利益，我们的底线就变得脆弱和充满弹性，不知不觉变得油滑或成了混混。安小男是一道清流，他是一个受害者，深知丧失底线之痛，即使忍受生之痛，也要维护内心的真，天真的坚持虽然丧失了很多世俗的机会，可是换来内心永远的安宁。他是这社会难得的清流，也因为有了他们，世界依然有光。石一枫述说了忧患、悲悯、希望，还有生命的坚韧，在一片浮躁之下，闪烁着粼粼之光。（这段是我在微信读书上写的书评）
《地球之眼》是一个大大的隐喻，除了契合小说的情节：中国的一间办公室里监控着美国的一些角落；是“天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哲理；更是每个人内心对自己的审视。
认为特别有意思的是《三个男人》，写一个小杂货铺的老板娘想象自己与不同男人发生各种故事来打发无聊的时光，而三个男人又奇妙地与一个未出场的女人联系起来，最后却轻描淡写地揭示她被强奸、与强奸犯结婚、生了一个患有先天哮喘的儿子的悲惨命运。在看前面的时候，惊讶的是石一枫对女性心理描述的准确。张爱玲在《封锁》里边描述了一个在大巴车上的女乘客，听到防空警报以后幻想自己与大巴车上某个男人的故事，写得很传神。石一枫把这个模式延续并拉长，用现实比想象更残酷的方式批判现实。
他的小说故事情节设计巧妙，语言干净爽快，读起来轻松愉快又有嚼头。值得写的很多，而我又有点懒，以此简单记录一下这两天读的石一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