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原名周耀平（“有光”是他自取的笔名），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

他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

周有光参与并主持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该方案于1958年公布。

他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了30多部专著和300多篇论文，产生了广泛影响。

周有光活了112岁，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化巨匠之一。

周有光的妻子是张允和，出身名门望族，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

1

家境贫寒，积极求学

1906年1月13日（清朝光绪三十二年），周有光出生在江苏常州青果巷的周家。青果巷是藏龙卧虎之地，从那条小巷里就走出了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三位大家。 

周家曾是常州的世家大族。周有光的曾祖父是清朝官员，当时，周家在常州经营有棉纺、织布、当铺等产业，有着还算雄厚的家财。

但咸丰年间爆发了一场“太平军苏南之战”，摧毁了周家。

那时，太平军对常州城发起了猛烈进攻，周有光的曾祖父为守住常州城，不惜将全部家产捐出，供做清军军饷。太平军打不进常州就撤走了。

后来，太平军打下南京成立太平天国，隔了两年后又来打常州。这次常州失守了，他的曾祖父投河自尽，周家家道自此走向了衰败。

太平天国灭亡以后，清朝封他的曾祖父为世袭云骑尉。所以他的祖父一辈子衣食无忧，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取消了这个世袭待遇。

等到周有光出生时，已经是家道中落的窘境。周家只能依靠变卖祖上的遗产度日。

周有光的父亲周保贻是晚清时期的秀才，但他有举人之才，却无举人之命。

他在赴考举人的途中，在江阴遇上大风，因险些翻船，被吓出病来，就没能考成举人。

从此，他断了考取功名之心，回常州老家开起了国学馆，专门教授国文。

但单一微薄的收入，并不能支撑起一个大家庭的运转。

后来，周保贻与周有光的母亲有了更大的隔阂，家庭出现了分裂。

周有光十岁时随母亲迁居苏州，其父与姨太太留在了常州。

周有光到了苏州后，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

十二岁，周有光入常州高级中学（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预科，一年后正式升入中学。

当时家境贫寒，但他接受旧式教育、只能看书不会写文章的老母亲，用她的言行举止，给了周有光最有用的人生教诲。

比如“度量要大，遇到困难不要消极”。周有光在此后遇到人生难关的时候，耳边总能响起母亲的声音。在反复默念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就能从中汲取到力量。

除此，周有光还坚信“不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的道理。

中学毕业后，周有光同时考取了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与上海圣约翰大学。前者免交学费，后者一学期学费高达200多银元，但它是最好的大学。

尽管周有光心动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但当时，正是家中最穷的光景，他的家庭注定难以负担它高昂的学费。因为贫穷，周有光不得不选择前者。

当时在上海任教的三姐很快知晓了周有光的选择，却也不甘就此放弃。

她的烦恼展露在脸上、眉间，很快就引起了同事朱毓君的注意。朱毓君深知考上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不易，在了解周有光的情况后，她决心帮他一把。

同样收入微薄、没有多少存款的她，最终是通过说服出身江南富庶家庭的母亲，当掉她一个皮箱的嫁妆，才为周有光“筹款”上了学的。

1923年，十七岁的周有光登上从苏州开往上海的火车，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到。

2

读大学经历波折，站在祖国和民族利益的一边

第一天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周有光领到卡片，不但要写中文，还要写拼音，可中国当时并没有统一的拼音，学校只好拿上海话来标注。

入读圣约翰大学之后，周有光选择了主修经济学，兼修语言学。

当时的圣约翰大学，要求学生只能讲英文。英文还有打字机，沟通起来很方便。但是中文没有打字机，也没有统一的拼音标准。周有光随即意识到一个事实：

我国56个民族有80多种语言和地方方言，这给人和人的沟通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在学校里，周有光接触到了拉丁文，兴趣使然，他自学了字母管理法，没想到为今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当初所选的这两个学科，分别贯穿了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并为他带来了诸多的荣誉。这是他当初所没有想到的。

求学的艰辛，让周有光更加珍惜读书的机会。但周有光在著名的圣约翰大学里只度过了两年读书时光。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因抗议日本纱厂工人顾正红被枪杀，引发了全市总罢工、总罢课和总罢市的斗争热潮。

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们纷纷站了出来，加入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中。

这个行动遭到了圣约翰校长卜舫济的反对和制止。

学生们因此掀起了一场“离校运动”，集体宣布脱离了圣约翰大学。

万幸的是，最终在华侨的资助下，他们新建起了另一所大学——光华大学，这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周有光们重新得到了接受先进教育的机会。

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周有光时刻警醒自己永远要忠于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誉。往后他的每一项行动，都是以此为基点，他所做的一切无愧于国家和人民。

3

周有光人生最大的幸运是娶了张允和

张允和是安徽望族张家的女儿，父亲是近代教育家张武龄，母亲是昆曲研究家陆英。她家有四女六男，张允和在四姐妹中排行第二。

而张家的四个女儿，世人称之为“合肥四姐妹”。张家四姐妹都是上海中国公学的第一批预科女学生。

张家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叶圣陶说过：九如巷的四个才女，谁娶到了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就是“幸福一辈子”的人之一。

（大姐张元和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张允和即为周有光的夫人，三姐张兆和的丈夫是作家沈从文，四妹张充和嫁给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Hans H. Frankel））。

张家原籍安徽合肥，可算当地名门望族。曾祖父张树声为晚清重臣、淮军名将。1918年张家迁居苏州，住在五卅路的九如巷三号。

（中国文化界有两条著名的巷子，一是常州走出诸多大家才子的青果巷，还有就是住着张家四姐妹的苏州九如巷。）

父亲张冀牖在“五四”运动后，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于1921年变卖部分家产在苏州创办了著名的“乐益女子中学”。他与蔡元培等人交往颇深，聘请了许多思想激进的各界人士来校任教。

张允和与周有光，他们同命运、共患难，一起走过了人生中六十九年的风风雨雨。

说起两人的初相识，竟是在年少时。那是1925年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入读乐益女子中学之时。

张允和与周俊人是同年入学的同学，两人年纪相仿，又有共同话题，很快就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随着张允和受邀出入周家的次数越来越多，她与周有光也熟悉了起来。

1928年周有光、张允和同在上海读书，在吴淞江边，两人私定终身于那个长长的石堤上，一个是红粉丽人，一个是翩翩少年。

在张允和79岁时，她提笔写出了与爱人定情全过程的美文《温柔的防石浪堤》，记叙了“蓝蓝的天、甜甜的水、飘飘的人、软软的石头。”文章一经发表，引得那些越来越不知情为何物的后人啧啧惊叹。

1932年上海发生战乱，为了安全起见，张允和借读于杭州之江大学，那时周有光任教于杭州民众教育学院。两人成了彼此最亲密的存在。

经过了八年时间的相识相知，自然而然地两人也到了谈婚论嫁时，但周有光迟疑起来了，他对张允和说：“我这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回答说：“幸福不是你给我的，是我们两人一起去创造的。”“贫富不是距离，爱情超越一切。”

1933年4月30日，两人举行婚礼。在喜庆之日，四妹以一曲《西厢记·假期》为他们的结合献上祝福。

《西厢记》中曾提及“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台词如同天造地设般，贴切地诠释了这对新人的美好姻缘。

此生得遇有情人不易，即使前路充满荆棘，他们也愿携手共度——在这茫茫人海中，能够拥有彼此，已是最大的幸福。

同年十月，他们凭借张父资助的两千元嫁妆，从繁华的上海吴淞口启航，共同追逐留学日本的梦想，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

主修经济学的周有光，怀着对经济学家河上肇的敬仰，从东京大学转学至京都大学。但河上肇突遭逮捕，这使得周有光未能如愿以偿地成为其门下弟子。

1934年4月30日，儿子周晓平出生（后来成为了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

1935年，周有光结束了日本的学业，携着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返回了上海。

周有光在光华大学任教，在上海银行兼职，还参加了反日救国会。

同年，他们的宝贝女儿晓禾诞生，为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周有光因为工作原因到处奔波，家中大事小事，基本都是张允和一人操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周有光先在新华银行任职，后调入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任重庆办事处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库。

因为工作原因，张允和独自带着一家逃难四川，而周有光没能与家人一起度过这段艰难的岁月。

在1941年5月，张允和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六岁的女儿晓禾因盲肠炎导致溃烂感染，经过两个月的痛苦挣扎，最终夭折。

在1942年底，儿子晓平在战乱中遭受流弹袭击，腰部被击穿，内脏严重受损，历经三天生死挣扎才脱离险境。

战争，将生活摧残得面目全非。而周有光频繁地外出公差，只有张允和带着孩子四处躲避空袭。在炮火连天中，还要穿越全城寻找食物和水源，生活艰辛可想而知。

但张允和挺了过来。从抗战到解放，从建国到内乱，在六十九年的婚姻生活中，周有光和张允和患难与共，恩爱如初。

龙应台曾言，“人生像条大河，可能风景清丽，更可能惊涛骇浪。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

周有光是幸运的，他就拥有了这样的妻子。

4

周有光是如何成为汉语拼音之父的

4.1 一开始是经济学家的周有光，受到了爱因斯坦的启发。

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有光复回新华银行工作。1947年被派送纽约华尔街任职。

有一天，他有个叫何廉的朋友说：“爱因斯坦现在很闲，想找个人来陪他聊家常，你想不想去？”周有光听了，马上梳妆打扮，精神抖擞地去拜访。

没想到，爱因斯坦不修边幅，见到周有光就像是见了老友一样，丝毫没有架势。但两人志趣并不相投，所以聊天就难免出现了尴尬。

周有光很想打破这个尴尬，他就说了一个话题，但爱因斯坦说，你不要没话找话说，这是浪费时间。人和人的差异就在于业余时间的利用。一个人如果活了60岁，工作了13年，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还有17年的业余时间，如果能够好好利用这些时间，完全可以在一门学科上有所建树，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周有光听了这一席话，如梦初醒。那么，他的业余时间拿来钻研什么呢？

周有光读中学的时候，学校有两个特点：第一，当时提倡国语，可是没有人讲国语，老师教书都是用方言；第二，当时已经提倡白话文，老师也提倡，可上课学的都是古文，写文章一定要写古文，儿女给父母写信也一定要写文言。写白话文在那时是大不敬。

但在圣约翰大学报到的第一天，学校给了学生一张卡片，卡片要求用“上海拼音”把名字写在上面以便于建造档案。这种“字母管理法”，让圣约翰大学的总务部只需要几个人，就可以对学校师生进行高效的管理。这让他当时深受触动。所以主修经济专业的他，毅然决定辅修语言专业。

后来他也学会了字母管理法。

等到周有光出国工作，在欧洲工作室，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于是他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自学。

听了爱因斯坦的话，他深受启发，也确定了自己的业余时间怎样利用，他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不浪费每分每秒地去钻研语言学。

4.2 在语言学方面崭露头角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举国同庆。周有光听到这个消息，辞掉了在美国的高薪工作，奔向祖国。

回国以后，周有光在复旦大学担任教授，同时还在银行兼职，并与其他经济学家合办了一份刊物——《经济周报》。

但是，变化说来就来，他碰上了上海工资改革，他的薪水从一百元降至二十元。个人的情绪在时势面前毫无用处。踌躇满志的他二话不说，依然埋头苦干，业余时间撰写与文字改革相关的文章发给报刊。

周有光收集整理自己写的有关文字拉丁化方面的文章，于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本书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兴趣。

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文盲数高达85%，为了加速扫盲，中央决定加强汉字的教学，推广普通话。而周有光无疑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

1954年，因为之前已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周有光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

这就有了周有光事业的转型。

4.3 半百老人的学术转身，周有光成了汉语拼音之父

1955年，周总理亲自邀请周有光参加全国文字改革的会议，并力荐他来创建一个汉字字母系统。

会后，周有光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周有光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于是，他放弃了在上海的经济学教学工作。

上小学的孙女就曾对周有光说：

“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文改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不就是个0嘛。”

这一转型无意中帮助周有光躲过了1957年开始的，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的“反右运动”。

在周有光加入之前，汉语拼音方案讨论了两三年，但始终没有一个结果。文改会拿出了6个方案，到底该用哪一个，大家都争论不休。

当时中苏关系尚好，苏联便想中国用俄文斯拉夫字母。然而这一点遭到周老的反对，他认为斯拉夫字母国际并不通用，不利于以后长期应用与发展。

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全国汉族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并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

世界有三大字母体系：拉丁字母，阿拉伯字母，斯拉夫字母。而拉丁字母是世界各国使用最广泛的，所以周有光提出用拉丁学母作为拼音。

周有光打算用拉丁字母来构架一套汉语拼音方案。

当时虽然有人反对，但是后来在领导的拍板下，还是采用了周有光的主张。随后那三年，在周老带领下，文改会革故鼎新，在不断的争论和探索中，创定了《汉语拼音方案》。

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

从此，全国小学生入学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汉语拼音，这为推进国民脱盲、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全国上下，利用26个字母和4个音标，就覆盖所有的字，方便简洁，极大地降低了沟通成本。

当时还有人揶揄道：“你们也太笨了，26个字母干了3年。”

但三年研究的价值是：《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一个文盲通过学习15到20个小时就能够掌握汉语拼音，而且100个小时就能够识字1500个。

周有光也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当时所用的讲义《汉字改革概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三百余年汉语拼音字母的演进史和中国人自创拼音字母的历程。该讲义后来在1961年出版。

经过多年的国际推广和不断改进，《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规范。

1969年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劳动之余，凭借带去的各种语言版的《毛主席语录》开始比较文字研究。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不管境遇如何，无处不可以学习。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有光与其他老年知识分子被放回家。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1980年开始，周有光成为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另两位委员是刘尊棋和钱伟长院士）。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公布。

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主编《汉语拼音词汇》，成为电脑中文词库基础。

周有光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汉语拼音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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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的学术体系

（1）文化学

周有光认为现代是双文化时代。文化有两个层次：地区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

他认为人类文化发展步骤有三个主要方面：一、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二、政治方面，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即从专制到民主；三、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

（2）语言文字学

A 周有光认为信息化时代的语言生活有两件突出的事情：一件是利用电子计算机用于处理语言文字，并发展为信息网络；

另一件是国际共同语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目标是推进信息化，发展中国家的目标是追赶工业化和信息化。

B 周有光把语文现代化和语言学挂钩，推动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健康发展。

C 周有光提出了“汉语拼音三原则”：口语化、音素化和拉丁化。

口语化：拼写规范化的普通话。

音素化：按照音素（音位）拼写音节。

拉丁化：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

D 周有光研究了现代汉语用字的定量问题，提出了汉字分级定量的思想，即定量，定形，定音，定序。

E 周有光提出了文字的三相分类法，即：符号形式、语言段落、表达方法。

6

我们该向周有光学习什么

2015年1月6日，常州大学以周有光先生名字命名，成立了“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并聘请周有光先生为终身名誉院长。

50岁前，他是一位“挣钱养家”的银行家，50岁到80岁他转身语言学，成为了“汉语拼音之父”，而到80岁意识到自己该退休后，他成为了一位“公共知识分子”。

中评网称周有光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

苏培成称其“敢于说真话、说实话”；

《晶报》称他“敢讲一般人不敢讲的话”。

作为中国最早使用电脑写作的人之一，他晚年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以“敢言”著称，参与公共事务的发言。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等多个领域撰写文章，讨论世界问题。

104岁时周有光出版了一部近20万字的文集《朝闻道集》，大都是他百岁前后所写。他曾说，自己的最后一本书要题名为《朝闻道集》。因为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2017年1月14日，112岁生日的第二天，周有光逝世。

2018年4月，周有光被评为“逝世的十位国家脊梁”之一。

周老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我们要向周老学什么呢？

（1）“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心态最重要。

他经历了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共产党政府四个时期，被友人戏称为“四朝元老”。周有光在一生中也经历了不少的磨难。

前面我们说到1957年，周有光躲过了“反右运动”——那时上海经济学界震荡，无数学者被风潮席卷而去。

周老虽幸运躲过了这一劫，却没能躲过接下来更大的狂潮。

1969年，他被派到宁夏参加劳动，在无比空旷荒凉的地方，很多人叫苦连连，周老却说很好，他说：“不下放，我一辈子也见不到这样的地方啊。”

当年在宁夏，不少老干部自杀或精神崩溃，可在周老回忆起来却满是趣味。周老去宁夏前用脑过度，晚上睡不好觉。结果从事体力劳动后，脑袋得到休息，失眠症就没了。“这就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周老依然温文尔雅，遇事不惊，在痛苦中想办法提炼乐趣。

在那些受冤屈，陷囹圄，接受劳改，在穷乡僻壤干农活的日子里，黑暗虽然漫长，但最终也没有使他消散内心的希望。

因为在艰难环境下，保持乐观坦然的心态，是周有光和张允和一直在做的事情。

所以，尽管他们都经历了很多现在看来难以接受的磨难，但他们总能看到生活的希望和善意，保持着偶尔低沉但大体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他们始终相信，最困难的时光已经过去，未来的道路更无惧前行。

而这也是周有光和张允和能分别活到了112岁和93岁的原因之一。

（2）生活简单——没有物质追求

人的生活状态，从衣食住行便可反映出来。

周有光和张允和基本不买补品，也不吃别人送的补品，从来少吃、不瞎吃山珍海味。

甚至连油炸食品，都基本没有吃过。

在平常的吃食上，他们会选择一小部分荤菜，但更多时候吃的都是鸡蛋、青菜、牛奶和豆腐等含有高蛋白和膳食纤维的食品。

哪怕是过年过节，他们都没有改变这样的习惯——健康且有规律的饮食习惯，让他们的肠胃减少了很多负担，也避免了三高的风险。

大多数人不是饿死的，而是吃死的。海吃、乱吃，有害健康。所以除了吃的食物种类要正确，还要注意用量也要适当。健康的食物吃多了也会有害健康。

除此，周有光和张允和从不抽烟、绝不喝酒的习惯，也给他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很多助益。

至于住呢，学术贡献巨大的周有光，其书房仅有九个平方大小，狭小的书房中密密麻麻堆满了书籍。他曾说，“半张破桌子，一间小屋子，就是我的天下”。

据人民日报报道，时年106岁的周有光，蜗居在北京后拐棒胡同的一座红砖楼里。

他的小书桌，长约一米，宽仅半米，一半放稿纸，一半放用了30年的老式打字机。桌面因过于老旧而破旧，到处可见用透明胶带贴补书桌的痕迹。

改革开放之前，周有光居于北京沙滩建于民国初年的一所小洋房。半间屋子兼做书房、客室和餐厅，书橱的一半用来放饭碗。

那时，周有光还曾作了篇《新陋室铭》以自嘲：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喜听邻居收音机送来音乐，爱看素不相识朋友寄来文章。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工作的价值与意义，与书房大小，豪华简朴没有任何关系。

（3）精神简单，没有太多世俗的欲望

在晚年的时光里，周有光和张允和的生活一直这样循环：睡觉、吃饭、看书、写文章，简单而有趣。他们在这样平和的生活里，也保有了更加平和的心态。

周有光从出生到自己参加工作，一直在经历着贫穷，他领悟到钱财乃身外之物。从青年到晚年，周有光和张允和对身外之财也都没有太大的追求。

比起高薪，他们更看重工作带来的人生意义和价值。

张允和有“三不原则”一—一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

周有光有“三自政策”——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这与老伴的三不原则一唱一和，遥相呼应。

张允和曾笑周有光的光头，94岁时的周有光则笑称自己才14岁，他觉得真正的人生应当从80岁开始，他就常对着自己的光脑袋说，我的头发还没有长出来呢！

他认为自己平生的第一趣事是在“文革”中被下放批斗的时候，曾看过天空中的大雁集体排便，整个会场上的人几乎都头顶鸟粪，唯独周有光戴顶大帽子幸免于鸟粪。

伟大的人总有能使他伟大的诸多原因，我们该学习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我想，如果能先学到以上三点，我们最起码不会是庸俗的人。

7

写在最后

说实在，我很惭愧，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然而，我之前只知道张允和，居然不知道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如今，每当我们打开微信，自然地用拼音输入法打下一行行文字，又有多少人知道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呢？

学海无涯，愿你我都是那个热爱学习的人，多了解世界，多向优秀者学习，让自己也能一天天地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