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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学术与政治》
韦伯的思想生涯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学术界常常将他与马克思和涂尔干的名字放在一起,并称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
古代世界笼罩在神秘的精神之中,让人难以理解,无法参透,也因此让人敬仰和畏惧。恰恰是这种神秘精神,将人类与整个宇宙连成一体,并从这种联系中获得生存的意义。古代人的终极价值,生命的根本意义,不是人类自足的,而是依托于比人类更高的存在,依赖于宇宙的整体秩序。人们往往通过宗教信仰和仪式,通过与超验存在的联系,确立生命的意义与目的,获得所谓“安身立命”的根基。
世界被看透了,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之处。人们相信,即有些事情一时还看不透,但在原则上终究是能被看透的,其中的奥秘迟早会被破解。
科学又无法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终极价值不再具有客观性和公共性,会让人茫然若失。因此,“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
揭示真相是为了让人清醒、清澈和清晰,而不是在发现真相之后陷入伤感、绝望、虚无或者狂热。
期望年轻人在认清艰巨的挑战之后不陷入绝望,仍然能以热情的心灵与清醒的头脑去直面挑战,怀着踏实的英雄主义,致力于这两项值得献身的事业。
既然外在条件如此严峻苛刻,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投身于学术生涯?这必定需要来自内心的支持。因此,韦伯把话题转向了“把学术作为精神上的志业”。就是对学术的热爱与激情——这种“局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标志着真正学者的人格气质。但这种热情不是所谓“个人性情”的展现,不是“一项表演事业”,不是对学者自身的沉湎自恋,而是朝向学术本身的奉献,接近信徒对宗教的奉献。
理知化发展的结果表明,真善美不是和谐的整体,而是相互分裂的,科学真理不能告诉我们世界的意义,无法为宗教或信仰奠定基础,无法解决多元价值之间的纷争,也无法为我们选择生活的终极目标和政治判断提供根本的指南。因此,所有以往对于“道路”的理想都不过是幻觉,学术已经失去了传统期许的价值和信心。
从事政治活动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依靠政治而活”,指从政只是其谋生的手段,政治只有工具意义而没有内在价值。在韦伯心目中,靠政治而生存的人不能算真正的政治家。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是另一种类型,韦伯称为“为了政治而活”,他们从事政治是听从使命的“召唤”,是将政治作为“志业”的人。
治家必须引领官僚系统,为其“注入灵魂”,才能在政治事业上有所作为。
无论你信仰什么,理想的目标是什么,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应当符合最初所意愿的目标,而不是事与愿违。如果你的意愿是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但结果却是普遍的奴役;如果意愿是人人平等,结果却是等级分化严重、贫富不均悬殊;如果意愿是一个道德纯洁的社会,结果却是伪善和腐败的蔓延;如果意愿是安全与稳定,结果却是人人自危和动荡不安——那么,你作为政治家就是不合格的。以这个标准来看,恰恰是那些心志伦理的信徒最为失败,他们怀有崇高的意愿,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失败之后也常常推脱责任,怨天尤人,这就是韦伯所称的“政治婴儿”。
现代学术的发展表明,真是一种事实判断,善或美都是价值判断,三者背后没有统一的依据。
真善美是人类重要的三个精神领域,这三者之间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没有同样的理性基础,这种统一性的瓦解,被当代德国的大哲学家哈贝马斯称作“人类精神总体性的分裂”,造成现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
现代社会面临着多元价值冲突的挑战。由于信仰无法获得理性的客观根据,人们信奉的终极价值多种多样,而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无法通过知识或理性辩论来解决,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诸神之间永恒的斗争”。
学习神学知识会有益于个人选择和实践宗教信仰,理解政治学原理也必定有助于政治家的判断和决定,虽然知识终究无法代替最终的信念选择或政治决定,但抉择却因此不再是单纯的随心所欲,负责也不只是意气用事。
韦伯屡次提到美国工人反对公务员制度改革;他们所持的理由是:宁可要一批他们可以赶下台、可以鄙视的腐败政客,而不愿受一批蔑视他们并且赶不走的专家官吏的治理。
权威主义徒具外在约束力量,却无法达到个人内心深处,一旦权威主义的外壳被相反的力量击破,当事人便完全没有能力自制自主。
韦伯认为弗洛伊德的治疗方法,是新装之下的旧日告解式( confession ),不过临床医师取代了昔日的精神导师。他觉得,在精神病医师的科学性讨论的外表底下,隐藏了一套伦理;而就这一点来说,应该只管手段的专业科学家,实际上却在篡夺普通人自己做价值判断的权利。
韦伯是属于通才( universal scholar )的一代,他所表现的学术风貌,有其明确的社会学的条件。条件之一是人文中学( gymnasium )的教育。以韦伯为例,经过这种教育的培养之后,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都不过是同一套语言工具中的各种方言罢了。
在家庭里,父亲对孩子的爱,报偿了他对儿子的抚育照料;而在国家里,统治者统治的快乐,填补了他对人民所缺乏的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