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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父亲只是试探母亲：“要不，我们一家人迁回我老家生活吧？”母亲坚决不同意，说：“孩子们在这里都习惯了，再说，转学过去，会影响成绩。”父亲轻声嘀咕道：“人年纪一大，就更想老家了。”
1989年年初，父亲预订了车票，准备春节期间带全家人回老家探亲，但出发的前一天下起大雪，道路封闭，车辆不通。那个春节，父亲过得闷闷不乐。
大哥离世之后，父亲离开的决心更甚。有时候喝了酒，就冲母亲吼：“要是当时听我的回老家，儿子就不会死，这里不能呆了。”
尽管心脏病、类风湿、高血压等疾病缠身，也没能动摇父亲。上高中时，父亲决定先把我送回蒋村。一直以来，父亲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回老家的行李是父亲帮我收拾整齐的，一条被褥，被绳子紧紧地捆扎成一团。
独自去往陌生异乡，让我无比惶恐。那天晚饭后，我独自出了家门，原野已经被帷幕一样的暮色包围，让我有些透不过气。
回到屋已很晚，父母都已经睡下，我偷偷地把捆紧的被褥松开。第二天起床时，被褥又被捆好了。父亲看我一眼说：“我送你上车站。”我眼泪就刷地流下。
我转入蒋村的一所学校，寄住在大伯的家里。父亲自己也在到处送礼托关系，要办理病退，尽快回到老家。
蒋村的一切都那么陌生，让我最不适应的是气候，潮湿、闷热，夏天的时候，身上被蚊子咬得全是包，还流着脓水。
一天晚上，我特别想念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父母，独自一人坐在村口的大石头上流眼泪。有一位村干部路过时看到我，担心我出事，把大伯一家人都叫来了。
一直在高寒的青海生活，我脸上有高原红，很多同学私下里都叫我青海妹子，我总是融入不到他们中去。
那时候还没有移动电话，我用攒下的零花钱，在学校旁的公用电话亭拨通了巴仓农场的长途电话，一听到父亲的声音，我就哭了：“爸爸，我要回家。”父亲说：“那里就是家啊，是爸爸的家，也是你的家。”
1997年3月份，56岁的父亲终于办妥病退手续，快速将农场的房子和家具以最便宜的价钱处理掉，带着母亲回到老家蒋村。后来，大学毕业的二哥也留在浙江省杭州市工作。我们一家彻底与青海断绝了关系。
父亲拿出多年积蓄，在老屋边上盖了一座砖混结构的二层房子。在外漂泊大半生的父亲，带着一身的病痛，终于回到故乡，落叶归根了。
代价是，我们家其余的人都被迫远离故乡。父亲是自私的，他似乎从未顾及我们的感受。
母亲也曾提过，想回青海看看亲人，或者住上一段时间。但那时候，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受不起长途车旅劳顿。何况，在巴仓农场早逝的大哥，是父亲心口永远结痂不了的伤，大家都不愿去触碰。
也许是被压抑了太久，也许是出于对父亲的埋怨，我开始故意叛逆，与父亲作对。高考那年，我落榜了，这让父亲非常失望。
第二年，我认识了我的前夫。他是蒋村人，为人本分，对我也非常照顾。但父母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认为他是农村户口，不能给我一个幸福的未来。
我当时执拗，偷偷从家里拿出户口本，跟前夫登记结婚。
回到故乡的父亲并不开心，蒋村早已不是他年轻时的样子。在巴仓农场度过了近40年，而故乡，不过占据了他前17年的时间。哪里才是故乡？他开始摇摆。
母亲同样不快乐，我经常看到两个老人默默地坐在门口，父亲看着门口的那棵柿子树发呆，而母亲，则望着通往外面的那条村道出神。
2006年，父亲得了重病，从检查出来到去世，不到半年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