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1949年的国民党蒋介石一路节节败退，最终只剩下长江天险。
此时解放军的总兵力达到400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在三大战役损失兵力495万人后，主力几乎丧失殆尽，尽管号称还有204万人，但真正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只有约150万人，双方兵力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虽然北方战场战败以及兵力对比悬殊，但蒋介石依旧心存侥幸，始终认为长江是解放军不可逾越的一道固若金汤的天然防线，一时半会儿解放军难以染指江南。
蒋介石对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担负固守京沪杭地区的汤恩伯说：“只要这道防线我们守住了，共军再有本领也只能望江兴叹！”
汤恩伯更是信心百倍地回答：“请委座放心，守住天险决不成问题！”
蒋介石笑道：“有你这句话，我就满意了。”
从上海到宜昌的漫长战线上，国民党军队布下了75万人的兵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负责东段，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负责西段。
蒋介石的信心来自历史上的多次划江而治。
历史上，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自古先民多有认识。早在春秋末期爆发的吴楚水战，即已隐隐包含着对长江控制权的争夺。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第一次划长江为防线，与曹魏（西晋）对峙数十年。此后，东晋与西晋、南宋与金、南北朝时期，都发生过划江而治的现状。
而且每年到了四五月份，特别是5月桃花汛期，不仅江水猛涨，而且风高浪急，汹涌上涨的江水，陡然增宽的江面，将给解放军渡江作战增加极大的困难和伤亡，而对国民党的防守则十分有利。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蒋介石想通过北平和谈拖延时间，等待长江涨水。他深信长江一定会阻止解放军南下。
然而，蒋介石心中的长江天险，在解放军二野、三野、四野先遣兵团及中原军区、华东军区部队120万人面前，不堪一击。 解放军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和一个钳制集团，在数十里长江江面上，万舸争流，以排山倒海之势，从4月21日至5月17日，仅仅42天，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天险”，直下钟山，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150万国民党部队固守的天然屏障长江防线为何竟会如此快速溃败？
渡海战役前，国共双方实力对比已经完全失衡，总体战局几无悬念。但除去实力差距的因素，战局之所以呈现一边倒的势态，也与双方的总体战略决策有着紧密的关系。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提到对于“渡河战役”双方该怎么攻防。他指出：一条横断进攻方向的大河，对进攻者来说常常是很不利的。而防御者错误地把整个希望寄托在江河防御上，使自己处于防线一被突破就会陷入极大的困境和遭到惨败的境地，才可以认为江河防御这种抵抗形式是对进攻者有利的，因为突破江河防御要比赢得一次普通的会战容易。可是当进攻者占优势或魄力很大，防御者如果错用了这个手段，就可能给进攻者带来实际的利益。
克劳塞维茨的这段论述，可惜蒋介石没有看到，或者是即使看到了也没有悟透。
固守住长江防线在一定意义上讲确实对国民党有利。如果将长江以南和华南视为一个整体，其地缘战略价值无疑要高于其他地区。
其一，江浙、闽台、两广、湘赣外有长江天险，可以凭此据守而形成南北对峙，内有多江河和山地，天然存在多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非常有利于凭险据守而形成小的割据。
其二，东南沿海地带和众多海口，且有台湾、海南两个距离大陆较近的大岛，均可成为重要的海权基地并遥制整个东南沿海地带，以及获得外援。
其三，既有上海、广州等经济、工业中心，也有浙赣、湘赣、粤汉等交通干线，具备比较坚实的地缘权力基础。
其四，站稳华东、华南、华中地区后，进一步可以保住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西南地区，作为长期据守的战略基地，而且有陆上对外通道，危急时可先将部队撤向境外，再伺机反攻。
其五，在西北地区，国民党胡宗南集团长期驻守陕甘宁，可以策应华南、华中、西南地区。
基于上述原因，守住长江，划江而治，对国民党蒋介石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若能守住长江，或在长江以南某一地区与解放军形成对峙，则可望保持其剩余统治区的大部或全部，并能获得喘息或转机。
同样，解放军若能突破长江，即可乘势直取华东、华南、华中地区，并从侧翼包抄西南和西北，为解放全中国奠定基础。
对于长江防御计划，蒋介石分两段设计：以汤恩伯为首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25个军约45万人，负责防守湖口到上海的江防和浙赣路、浙东等地；华中“剿总”白崇禧集团的15个军约25万人，负责九江到宜昌段的江防和守备武汉、长沙、南昌。此外，还有飞机300架，舰艇120艘，构成所谓陆海空立体防线。
蒋介石之所以让汤恩伯守卫东段，是因为一旦江防被突破，可撤至上海、杭州加紧转运物资，然后顺利撤往台湾。而桂系的白崇禧并不受蒋介石的信任，蒋介石担心万一长江防线失守，白崇禧会带着部队撤往西南，借助西南的有利地形和人力物力另立独立王国。所以，西段长江防线白崇禧只有20多万人，即使抵挡不住解放军，白崇禧想割据西南也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的心里有多阴暗可想而知。
在国民党国防作战厅厅长蔡文治的江防计划中，提出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狭，北岸支流甚多，而江阴以下之长江江面极阔，江北又无支河，对方不宜偷渡，可以不必重兵防守。他更是毫不留情面地指出汤恩伯以上海为重心的防御计划是自杀政策，在战略和战术上均属下策。对于这一利用长江天堑天然有利地形的方案，与会的李宗仁、 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等将领大都赞同。
国民党军第2编练司令部司令官胡琏也对江防方案提出质疑。他认为要在兵力部署上形成重点，在战术行动上争取优势，才有可能把渡江的解放军逐次歼灭，进而达成巩固江防、保卫京沪的任务。
国民党第1绥靖区司令官兼京沪杭警备副司令丁治磐也提出异议，认为东区江防不分主副战场，兵力过于分散，建议在长江战线采取重点主义，以少数兵力置第一线监控，主力机动地控于后方，若解放军主力来攻, 后方机动部队就出击，守不住就撤退。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都认为长江防御的重心应放在南京，向其上下游延伸配置重兵，以阻止解放军渡江。如守江失败，则应放弃上海和南京，将大兵团沿浙赣路配备，与华中的桂系部队形成掎角之势，并有计划地进行西撤,，退保西南五省以待变。
面对众人的一致反对声音，作为长江防线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汤恩伯却固执己见，坚决反对，不折不扣贯彻落实蒋介石的部署方案，力主守卫沪杭三角地区，以长江防线为外围，坚守浙沪，以待国际事变。更强调应将江防军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以为应付。
正是在这种错误方针的指导下，汤恩伯在自南京溯江而上至湖口的漫长江岸上，只配备了6个军1个师防守。
由于在东北、华北、江淮的战略决战失败，加剧了国民党内派系之争，导致蒋介石辞去“总统”职务，宣布“引退”，由桂系首领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但是，下野后的蒋介石仍然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把持最高权力，幕后操纵军政事务，使李宗仁在行使职权上受到很大限制。另外，在其政府行政院是否迁移广州的问题上，行政院长孙科又与李宗仁意见不一，形成府院迁粤之争。这些因素极大地影响到长江防御的部署。
指挥长江防线的两大司令部，汤恩伯听命于蒋介石，白崇禧听命于李宗仁。两大司令部所统辖的部队很少互相策应、协同作战，在他们的结合部马当至贵池地区，是一个明显的薄弱环节。
针对国民党军队布下的“一条死蛇阵”法，解放军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采取中路部队突击过江时间先于东、西两路，把敌军的注意力吸引在南京以西，造成解放军将在西线全线压进的假象，抽空敌军在南京一线的力量准备。
接着，东路部队在敌军防御最薄弱的安徽繁昌境内突破长江，进入皖南，接着在长江下游各点全面渡江，实施战略展开，排山倒海直捣沪宁线扰乱敌军防线。这时，中路部队再甩向东，杀他个扫狼腿，并与东部过江部队会合。
客观上讲，汤恩伯的20万人马要想守住京沪杭段的长江，势单力薄，而真正值得顾虑的倒是白祟禧的25万人马。如果白祟禧东进支援汤恩伯，势必会为渡江增加不小的难度，为此，必须将白祟禧引向西，与汤恩伯“脱节”。
解放调动四野的2个军12万军力迫近武汉，钳制白祟禧，造成包抄武汉的态势。白祟禧果然中计。丢下汤恩伯不顾。掉头退缩武汉和九江。而汤恩伯也无力西顾。这样，就使东西两线的江防结合部出现真空，为解放军直捣南京创造了有利之机。
大战前夕，国民党将领的投诚起义，动摇了国民党军心，如浙江义乌廖运周第110师起义；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官兵7000余人在江苏省江阴附近反蒋起义；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等率舰48艘分别在南京和镇江江面起义；国民党空军伞兵第三团起义等等。 战场起义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由于国民党军在皖南地区兵力过少，无力抵抗，其东、西防区之间的联系被解放军迅速切断，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
在东战场，国民党军原本准备退守淞沪，实施蒋介石、汤恩伯的作战计划，但由于江阴要塞守军突然起义并迎接解放军过江，正在沿京沪铁路退往上海的大军猝不及防，遭到解放军的两面夹击，进而陷入混乱。
仅一个多月时间，解放军就席卷皖、浙、赣诸省，接连夺取南京、杭州、上海等各大城市，前锋甚至突入闽北。
在西战场，白崇禧集团兵力本来就不多且有观望心态，再加上两大防区间还隔着一个鄱阳湖，大部队运转不便，因此难以出兵救援京沪地区的国民党军。到5月中旬，由于京沪国民党军的抵抗基本瓦解，而解放军东北主力和华北一部开始沿平汉铁路南下，白崇禧只得放弃武汉及周边，退往湘赣两省。
面对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气魄下，国民党军自上而下弥漫着失败情绪，士气低落。尽管国民党大肆宣扬东汉末年曹操83万大军在强渡长江时惨败，不习水战的元朝军队两次渡海出征日本失败，但国民党军江防部队的多数官兵还是不相信长江防线能挡得住解放军。
4月20日夜，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至4月22日下午，已渡过长江的部队多数还未攻占国民党江防守军的纵深阵地，汤恩伯却已下达总退却的命令。此令明显缺乏斗志，引起国民党军统帅部部分高级军官的不满。
对长江防御最大的动摇还是来自蒋介石。他无意坚守长江，重点是准备在解放军过江后，依靠汤恩伯麾下的30万大军和海空力量来持久防御上海，并与台湾互相支持。他认为缺乏海空力量的解放军难以威胁海港，而自己则可以依赖美国海空优势进行源源不断的补给。如能保持上海这一滩头阵地，近可以牵制中共军队，远则可以依托台湾而进行反攻。万不得已情况下，通过上海防御战赢得时间，可以退守台湾。
国民党曾计划调动新疆驻兵10万加强江防兵力，调遣胡宗南集团接防武汉，安排驻扎甘、青、宁的马家军接防陕西,，但皆因各种原因落空。由于从各地调兵不成，长江防线的短板缺陷也就无法补救了。
长江防线全线崩溃，国民党军除上海附近的部队外，绝大多数部队在解放军的不断追击下完全丧失抵抗力，失去统一指挥和控制的状态，根本无法进行统一协调的行动，其最后全军覆没的命运即已注定。
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时，毛泽东对中国局势作出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 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 ‘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结果，解放战争只打了三年多，比毛泽东预料的时间大大缩短，但渡江战役后的形势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讲“传檄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