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官店巷是古时长安的“招待所”。古时东关是进入西安府的门户，东方来的官员有三等，一等朝廷大员，未入城前早有探马禀告，陕西巡抚、西安知府都在接官厅等候迎接。另一类是来西安的下级官员，如县的知事、县令、县丞等，也在接官厅住下，没有上司来接。第三类进府城一般办事人员，住在"官店"，实际相当于现在的一般招待所。东关现在的更衣坊(更新街)、接官厅和官店巷，都是当时接待官方人员的地方。
七律·西安的老巷子之官店巷咏怀
长安官店巷名闻，课税州司赖此勋。
一线长天衔屋瓦，两排商行诱人群。
高墙矮草时光老，旧院新尘岁月纷。
景泰民安幽谧处，探寻古迹气氤氲。
西安的老巷子之官店巷的前世今生———
明代由官府开设的特殊店铺。始设于吴元年(1367年)之前。吴元年四月，朱元璋（即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改在京官店为宣课司﹐府州县官店为通课司，作为明朝政府征收商税的机构。官店之名仍然保存﹐并一直延续到明末。主管官店者多为皇帝的亲信太监。收入一般归国家支配。
官店是明朝官府开设的一种特殊店铺，最早为朱元璋根据浙江按察司佥事喜山的提议所设。朱元璋称吴王（1364年）时，官店就已存在。当时朱元璋控制下的直隶、浙江及其属下的府、州、县，都设有官店。1364年4月，朱元璋下令改在京官店为宣课司、府州县官店为通课司。不过官店之名依然得以保留。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店的开设日渐增多，一直持续到明末。
设立地点———
官店一般都设于商业发达、交通便利之地，有时一地设多家。比如北京在景泰时，有和远店、福顺店、普安店等，弘治、正德、嘉靖时则有仁字店、宝源店、吉庆店、福德店等。在北方军镇宣府，则设有仁店、义店、礼店、智店、信店共五处官店。山西蒲州、畿南广平府的清河县、江西的东乡等县、山海关外八里铺、运河沿岸的通州张家湾等地在晚明时也都设立了官店。万历时聂绍昌曾说“东南之役，最险最危。而又有极重极大之费者。莫甚于北运……其在途则苦于漕舡之压阻、槽军之吓诈、关津官店之索税”，说明当时官店之多。
特点———
官店规模比私有店铺大，如宣府官店“区各有屋百十间”，大宁都司有仁字等官店，新旧店房有数千间。其中有些是官府出资兴建，有的则是没收官民的房产。前面所述山西蒲州的官店，就是天顺四年“抄没”的。
掌管官店者，主要是皇帝的亲信，特别是太监。一般派殷实大户看守官店，每店二至四人，按季更替。这些管店者不时坑害商民，结果激起反抗，故明朝统治者曾针对这种情况下诏“务禁管店小脚不得揽纳客商课程，以不堪钞抵数交官及邀截客商，骗害商人”，并设置巡视塌房御史以巡察大兴、宛平、和远等官店塌房。
作用———
朱元璋统治时期，官店的主要作用是“察奸细”和“除官收课，以给军用”。从永乐到景泰初年，它的主要作用变为停贮商货，借以课税。1407年明成祖曾下诏：“京城官店塌房，照南京三山门外塌房例税银一分宜课分司收免牙、塌房钱二分，看守人收用”。从景泰之后，官店逐渐用来出赁收租、充当牙行、塌房和兼收商税。如景泰时正阳门等宣课司“一应杂货，轮日挨次于条田内开写普安等，三店卸卖”，正德时“仁字店及南关痛米粟等房者，往巡抚马中锡所创，民间赁店，岁入租，以备公费”。
收税方法———
景泰时，大兴、宛平官店制定了收税方法：“依时估计物货价直，照旧折收钞贯”，除特殊商品外“俱照价值相等则例收纳”。正德时太监朱秀则在山海关外八里铺官店按“以驻往来车辆”计税，嘉靖时顺天府的福德、宝源等店则“每货一船，征银五两”。
影响———
自明中叶以后，官店越来越多地变为权贵所有。官店被奏乞、赏赐增多，明王朝控制的官店数字减少。这种现象，早在景泰时已非常严重。《明实录》曾记载“辛巳，京城官店塌房，多为贵近勋戚所有”。这种情况引起了争论，如兵科都给事中叶盛等上奏道：“贵近勋戚，高爵厚禄而又侵利于国，贻害于人，乞将在京官店塌房，尽数勘实，籍记在官，按季收钞，以资军饷。”此建议获得批准。然而问题并未根本解决，成化时仍有吏部等衙门上疏建议“官店自景泰以后者，一一还官”“官店输纳税钱，以供国用。今皆归于权要之家。宜仍还官，以省民财”。
2022.0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