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请外任

三年守孝期满，苏轼再度回到京城。这时，已是宋神宗即位。

宋神宗正值青春年华，锐意求治的他，任用雷厉风行的王安石，大刀阔斧地实施变法。一时间朝野震惊。

新法一出台，就引起了朝中激烈的争论。司马光、欧阳修、韩琦等一批元老重臣都指出了新法中的诸多弊端，但宋神宗急于求成，更渴望通过一场大改革来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一次次交锋中，他都坚定地站在了变法派这一边。

随着新法的推行，国家财政确有增长，但损害了百姓的利益，比如“青苗法”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再加上地方官员的压榨，民众更苦不堪言。

一直关注着新法的苏轼，很快就发现了这其中的问题。忧心国计民生的他，毫不犹豫地反对变法派。他将新法中的不妥之处逐条批驳，写了一篇《上神宗皇帝书》，苦心劝谏神宗“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宋神宗读后，虽有一丝动容，却仍欣喜于初有起色的国家财政，于是置之一旁，继续推进变法。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性情耿直的苏轼又呈上一篇《再上皇帝书》，他想用更激烈的言辞引起神宗的重视：“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

尽管宋神宗爱惜人才，苏轼这样一再犀利批评新法也引起了皇帝的不悦，朝廷中的一些小人趁机打击排挤苏轼。

一个叫谢景温的侍御史官员，上疏弹劾苏轼兄弟当年在扶柩回乡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木材等，并且沿途冒名差借兵卒。明显是莫须有的案子，宋神宗却下令查实。

经过数月的调查，因为查无所获，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但苏轼却感觉非常寒心，一腔报国热情，抵不过暗藏的冷箭。于是，他上书请求外任，宋神宗批复：“通判杭州。”

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苏轼携家眷乘船离京。他们先到陈州（河南淮阳）与苏辙一家相聚。九月，苏轼继续启程，苏辙送行至颍州（今安徽阜阳）。

到达颍州后，兄弟俩一同前去拜望致仕后的欧阳修。见到刚刚年逾六旬却显得异常苍老的恩师，苏轼唏嘘不已。欧阳修经历了数次政治风波，被政敌攻击、诬陷，身心俱疲。

苏轼不禁想起当年金榜题名时，第一次拜见恩师的情形。那个气宇轩昂、风度翩翩的身影，如今已成为这山水间步履蹒跚的老翁。

在萧瑟的秋风中，苏轼倍感物是人非，世事难料，也开始了对人生的思索。他在离开颍州时，赠予弟弟的诗《 颍州初别子由二首》中写道：

“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

语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前世之缘

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苏轼抵达杭州（今浙江杭州）。

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派富庶繁荣，热闹的街市上拥挤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沿街商铺摆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小摊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微风里不时飘过来阵阵茶香。苏轼不禁由衷赞叹。

上任之后，才华横溢、性格爽朗的苏轼，很快在杭州结交了一大批文人学士。他经常邀请朋友们一同游览西湖、饮酒作诗。

杭州府衙就在西湖附近，苏轼有时就将办公的案几搬到湖边，一边欣赏湖光山色，一边处理公务。

西湖的美景让苏轼心醉神迷。他描绘了一天不同光影里、一年四季变换中的西湖。

“夏潦涨湖深更幽，西风落木芙蓉秋。飞雪暗天云拂地，新浦出水柳映洲。”（《和蔡准郎中见遨游西湖三首》其一）

“新月如佳人，出海初弄色。娟娟到湖上，潋潋摇空碧。”（《宿望湖楼再和》）

一首《饮湖上初晴雨后》更是被传诵天下：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杭州怡人的景致和淳朴的民风让苏轼深深喜爱这座城市，他甚至觉得自己与它有着前世之缘。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

为民发声

在杭州的三年任职期间，苏轼仁爱百姓，全心全力为民造福。

他主导疏浚城内的六口大井，解决了百姓的饮水、用水问题。他还时常到杭州府的各个属县巡视，体察民情。

当他看到很多农民由于新法实行中加重的赋税、一些官僚的剥削而导致的困苦，心中悲愤难抑。他不断用笔记录着民众生活的艰难，为他们鸣不平，揭露新法的弊端。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吴中田妇叹》）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山村五绝》之一）

苏轼的这些诗歌一经写出，就广为流传，百姓们感动于有官员为自己的处境发声，都争相抄录。

有人劝苏轼学会缄口不言，但他说：“使某不言，谁当言者？”正直的苏轼心系百姓，内心有一份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可不知，这样的锋芒毕露，为之后的灾祸埋下了伏笔。

密州-从落寞到超然

很快，杭州的任期已满，苏轼接到调令前往密州（今山东诸城）赴任。与杭州的美丽富饶相比，密州显得贫瘠荒凉许多。

密州的旱灾和蝗虫灾害非常严重。苏轼到任之日开始，就与密州人民一起想尽办法、奋力抗击蝗旱之灾。

但在当时落后的科学技术水平条件下，人力无法与巨大的天灾抗衡。密州到处都在闹饥荒，随处可见被遗弃的孩童。

苏轼心痛不已，“泪洒循城拾弃孩”。他设法单独储存一些粮米，收养这些弃儿，并贴出通告，凡领养孩子的家庭，官府补贴六斗米。三年时间，苏轼救活了数千名可怜的孩子。

另外，他还上书朝廷，恳求豁免部分税收，暂停回收青苗法中的利息，让密州百姓得以喘息生存。

密州的灾害始终让苏轼愁眉不展，再加上这座山城里没有歌舞与筵席，一贯喜欢热闹的他倍感艰苦与寂寞。

但天性乐观的他，并没有因此消沉。一方面，他研读书籍、与远方的好友通信，让精神慢慢安定下来；另一方面，他在官舍附近修葺了一座废弃的城台，用于邀请当地的朋友一起登高远眺。

苏辙得知此事，为这座城台取名“超然”，苏轼作《超然台记》答谢弟弟。

这篇著名的散文，用正反两面层层分析，说明了“游于物之外”则“无所往而不乐”。意思是，人若能超然旷达，不被外物影响，就能在所有境况下自得其乐。

此时，苏轼已经完全从苦闷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完成了自我成长的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