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与心理》——易学哲学（5）
关于《说卦》，孔颖达说：“陈说八卦之德业变化及法象之所为也。”其内容主要是解释八卦的卦象和卦义。
前半部分讲八卦的形成和性质，并以八卦象征八种自然现象，以八卦配东南西北方位。
后半部分，是解说卦象和卦义，其解释可以说是对春秋以来筮法中取象和取义说的总结。
其中有“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顺性命之理”句，“道德”、“性命”连称，亦是战国后期的作品。
马王堆帛书本《系辞》中有今本《说卦》文，此传中的一部分汉初已存在。
帛书本六十四卦排列的顺序是基于《说卦》中的乾坤父母说。
其八卦方位说是：以震生出万物，配东方；巽絜齐万物，配东南方；离光耀万物，配南方；坤养万物，配西南方；兑悦万物，配西方；乾使阴阳相薄，配西北方；坎劳万物，为万物之所归，配北方；艮成就万物，配东北方。
《序卦》是对通行本《周易》六十四卦排列顺序所作的理论上的解释。
其中除对乾坤两卦主取象说外，对卦名的解释，大都主取义说。
如，以屯为盈，以蒙为稚，以需为饮食之道，以师为众，以履为礼，以泰为通，以蛊为事，以坎为陷，以离为丽等等。
依据取义说，此传认为，从乾到未济乃是一因果的系列，后卦因前卦而有。其对卦名的解释，多处取《彖》《象》义，当出于《彖》《象》之后。
《杂卦》取卦名相反之义，说明六十四卦乃三十二个对立面。如说乾刚坤柔，比乐师忧，革故鼎新，咸速恒久，剥烂复返。
《易传》和《易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传是对经的解释，但其解释，不是《易传》的作者凭空臆想的，而是战国以来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产物。
同《易经》相比，《易传》的显著特点是将古代的卜筮之书哲理化。
《易传》解经，就其对筮法体例的论述和对卦象和卦爻辞的解释说，都企图从哲学的高度加以概括。
儒家的伦理观念，道家和阴阳五行家的天道观，成了《易传》解易的指导思想。
《易传》实际上是哲学著作，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成为战国时期一大哲学流派，在易学史和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汉代以来形成的各种解易的哲学流派，都可以从《易传》中找到其思想的渊源。
《易传》的作者虽然属于儒家，但其观点并非只是来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
这同儒家的大师荀子一样，其哲学思想反映了战国时代哲学发展的面貌，并非孔孟正统派。将《易传》的思想皆归之于孔子，是汉代尊孔论的偏见。
《易传》虽然是哲学著作，但它毕竟是解释《周易》和筮法的，又同占筮有着密切联系。
《易传》中有两套语言：一是关于占筮的语言；一是哲学语言。
有些辞句只是解释筮法，有些辞句是作者用来论述自己的哲学观点，有些辞句二者兼而有之。因此，探讨《易传》中的哲学问题，需要看到这两方面。
从易学史上看，对《易传》的解释也存在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是偏重从筮法的角度解释其中的哲学问题。
如《系辞》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此是讲精气鬼神说。可是东汉经师郑玄则以筮法中的七八之数解释“精气为物”，以九六之数解释“游魂为变”。这种解易的倾向，后来被称为象数学派。
另一种倾向是偏重从哲理的角度解释其中的筮法问题。
例如《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其本义是讲揲著或画卦的过程，讲的是筮法问题。可是后来被许多易学家和哲学家解释为讲宇宙形成的过程，将其哲理化。
这两种倾向，都有片面性。近人研究《易传》，提倡经传分家，大方向是正确的。
但由此将《易传》中的问题，不加区别的一概视为哲学问题，似乎是同《周易》及其筮法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脱离筮法，抽象地讲其哲理，或者将本来是讲筮法的问题，说成是哲学问题，又未免抬高《易传》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易传》论占筮的原则和体例，其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对卦爻辞的意义及其吉凶辞句的解释；一是论揲蓍求卦的过程。
《彖》、《象》二传的内容属于前一类的问题，《系辞》和《说卦》中的某些章节，讨论了后一问题，其对这两方面问题的处理，都体现了作者的哲学观点。
对卦象和卦爻辞的解释，《彖》《象》继承和发挥了春秋时期的取象说和取义说。
除此以外，《彖》又提出爻位说，即以爻象在全卦象中所处的地位说明一卦之吉凶。
爻位说，概括起来，有以下六点：
1.当位说
《彖》认为一卦六爻，各有其位，二四六属于偶数，为阴位；一三五属于奇数，为阳位。
凡阳爻居阳位或阴爻居阴位，称为当位或得位；相反，阳爻居阴位或阴爻居阳位，称为不当位或失位。
一般的情况下，当位的则吉，不当位的则凶，以此解释卦爻辞中的吉凶。
如，既济卦，坎上离下，初九居阳位，六二居阴位，九三居阳位，六四居阴位，九五居阳位，上六居阴位。此卦象六爻皆当位。
所以，《彖》说：“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以此解释此卦卦辞：“亨小，利贞”。
又如，归妹卦，震上兑下，二三四五爻皆不当位，所以《彖》说：“征凶，位不当也。”以此解释此卦卦辞“征凶”。
又如，未济卦，离上坎下，六爻皆不当位。《小象》解此卦六三爻辞“未济，征凶”说：“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2.应位说
当位说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卦爻辞的吉凶，于是又提出应位说。应位是说，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其位相应。应位分有应和无应。凡阳爻和阴爻相应为有应，如初爻为阳，四爻为阴，则为有应。凡阳爻遇阳爻或阴爻遇阴爻则为无应，如二爻为阴，五爻亦为阴，则为无应。
一般情况下，有应则吉，无应则凶。如，大有卦，离上乾下，按当位说，此卦象五阳一阴，六五爻居于阳位，乃不当位，应为不吉利。可是，此卦六五爻辞却说：厥孚交如，威如，吉。”不当位，反而是吉，如何解释？
《彖》说：“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上下应之”，指六五爻与九二爻有应，所以虽不当位，亦吉。
以此解释此卦卦辞“元亨”。又如未济卦，六爻皆不当位，可是卦辞却说“亨”。
《象》解释说：“虽不当位，刚柔应也。”“刚柔应”，指初四，二五，三六皆有应。可以看出，应位说是对当位说的补充。
3.中位说
中位，指居上下卦之中，即二五爻位。
一般的情况下，虽不当位，但居二五之位，亦吉。
如，其解需卦（上坎下乾）说：“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此指九五爻，既当位，又居中位，称为“天位”，即天子之位。以此解释此卦卦辞“亨，利贞。”所以后来解易者“以乾卦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为天子之占，称帝王为九五之尊。
4.趋时说
《彖》、《象》认为，卦象之吉凶，又因所处的时机而不同。如同居中位，不一定都是吉，适时的则吉，失时的则凶。
此即《系辞》所说：“变通者，趋时者也。”
《彖》解蒙卦（上艮下坎）卦辞说：“蒙，亨。以亨，行时中也。”中，指九二爻。此爻所以吉，因为得其时，即下文所说：“初筮告，以刚中也。”是说，第一次占问，则告之，此即九二居于中位之时，所以吉。过此时机，即第二次，第三次再占问，则是对筮法的亵渎，以此解释卦辞“再三，渎，渎则不告。”总之，认为不能因时而中，仍不吉利。
5.承乘说
一卦中临近两爻，在下者为承，在上者为乘。如果上爻为阳，下爻为阴，则为阴承阳，阳乘阴，此种关系为顺。如果上爻为阴，下爻为阳，此种关系为阴乘阳，阳承阴，则为逆。顺则吉利，逆则不吉利。
如，小过卦（上震下艮），震上艮下。上卦的爻象是六五乘九四；下卦的爻象是六二承九三。
所以，《彖》说：“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以此解释此卦卦辞“大吉”。
6.往来说
卦中各爻可以上下往来，由上到下为来，由下往上为往，以说明卦义及卦辞之吉凶。
如，随卦，兑上震下。就卦象说，震为刚，兑为柔。
《彖》解释说：“刚来下柔，动而悦，随。”
是说，上卦阳爻居于下卦二阴之下，成为震卦，以此解释震为动，兑为悦，下动而上悦，进而解释此卦辞“元亨，利贞。”可以看出，往来说是对取义说和取象说的补充。
同往来说相联系的，还有刚柔消长说。如《彖》解泰卦（上坤下乾）卦辞“小往大来”说：“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其解否卦（上乾下坤）卦辞“大往小来”说“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此是以乾卦为刚，坤卦为柔。泰卦内卦为刚，表示刚长，所以说：“君子道长”。否卦内卦为柔，表示柔长，所以说“小人道长”。刚长为吉，柔长则为不吉。
《彖》、《象》的作者追求其间的联系，是企图将六十四卦的内容逻辑化、体系化。这种逻辑化的企图，实际上是当时的社会政治和哲学思想发展的产物。
爻位说的指导思想可以归结为三点：
1.尊卑等级观念。
孟子曾把当时的社会关系概括为“五伦”，其中君臣、父子、夫妇，充分体现了尊卑上下的等级关系。
《彖》解家人卦说：“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这种家正而天下定的观点，同孟子说的“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矣。”是一致的，反映了战国时代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经济发展。为了维护贵族等级的隶属关系，思想家们都提倡尊卑有序，君臣父子夫妇各正其位。
这种观念表现在筮法中，即以尊者为阳，卑者为阴，阳居阳位则吉，阳居阴位则不吉，即《彖》《象》提出的当位说，卑者应顺从尊者，不能凌驾于尊者之上，此即承乘说。尊者要靠卑者侍奉，卑者要听从尊者的指挥，此即应位说的出来。
《彖》、《象》通过卦爻辞的解释，还讨论了如何王天下，平天下的问题，这正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后社会政治发展的趋势。
2.儒家的时中观念。
中位说和趋时说来于孟子的时中说。
《彖》、《象》推祟“中道”，以居中为美德，以“中正”为行为的准则，以此解释筮法中的体例，乃儒家伦理学说流行的产物。
在战国时代，不仅儒家孟子讲趋时，兵家、道家、法家都讲趋时。
《彖》、《象》以能否“与时偕行”，说明卦爻辞的吉凶。也是同战国时代流行的审时度势的思想相适应的。
3.道家和阴阳家的盈虚消长观念。
筮法中的刚柔往来说和消长说，同战国时代流行的阴阳消息的思潮是分不开的。
《彖》、《象》的爻位说，是以儒家伦理观念为中心，并吸收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而提出的。
在《彖》、《象》的作者看来，《周易》六十四卦如同一个社会，每一卦如同社会中一个单位，六爻如同其成员所处的地位或时机，阴阳卦画标志君臣、父子、夫妇、男女、君子、小人等区分。
卦爻辞的吉凶表示社会成员的遭遇和命运，按其伦理原则行动则吉，违背其原则则凶。
刚柔爻象的变动意味着社会各阶层势力的盈虚消长。《彖》、《象》的作者，可以说是按着当时的社会面貌，在易学史上，第一次将《周易》的内容逻辑化和体系化，其逻辑化的途径之一是爻位说。这种逻辑化，正是当时社会生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关于占筮的体例，《大象》则发展了春秋时期的取象说。即以八种自然现象解释八卦，进而解释卦象的义理。此传的特点，从哲学上看，是企图将天道和人道统一起来。
其对卦义的解释，前句讲自然现象，后句则讲人事生活教训。
如，其解师卦（上坤下坎）说：“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其解小畜卦（上巽下乾）说：“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这些体例，是以自然现象比附人事活动，但认为自然的东西和人的社会活动存在同一性，并把自然现象的互相关系摆在第一位，似乎是人类的政治伦理行为可以在自然界找到根据。
这种观点，对后来易学哲学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此传对卦辞的吉凶没有解释，只是依据卦象和卦名，讲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应遵守的规则。
六十四条《象》文成了生活格言和做人的准则，《周易》被看成是一部政治、伦理教科书。其中许多条是对孔孟观点的阐发，有的直接引自《论语》。此传可以说将《周易》伦理化了。
关于占筮的法则，《系辞》和《说卦》论述了以蓍求卦以及画卦的过程。
《系辞》提出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关于“大衍之数”，《系辞》又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系辞》大衍章曾说；“分而为二以象两”，又说：“揲之以四，以象四时。”“两”同“四时”对文。“两”象征天地。看来，“大衍之数”同天地之数是有关的。
丁俊贵
2023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