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的港口出售案，已经在国家的强势介入之下改变了走势。根据最新消息，央企中远海运已经正式加入了由贝莱德和地中海航运牵头成立的收购财团。中远强势表态，要在财团中占据显著份额，此外还要求拥有港口重要事务的一票否决权，并有权对关键数据进行审查。据外媒称，这些条款目前基本都谈妥了。这也就意味着，中美欧三方资本将共同管理全球的航运咽喉，而李家的计划即将落空。
李家的商业受挫并非个例，其背后所反映出的，是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千年博弈。博弈的核心在于，当资本利益与国家安全产生冲突时，民族与国家的底线又应当如何划定呢？
纵观中国历史上对商人的压制，其深层逻辑在于商人有能力威胁到皇室的统治根基。
首先，古代王朝的经济命脉在于农业。农业不仅提供了基本的生存物资，也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而商业的发展，会导致有限的劳动力不事生产，从而降低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换而言之，古代社会的生产能力，根本就不可能支撑起独立的商人阶层。
第二，商人阶层如果发展壮大起来，其掌握的资本实力，很可能会成为一股独立于皇权的政治势力。这是因为商人阶层所掌握的资本，天然会流向高收益的地方。这种流动在和平年间倒还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可一旦国家碰上个天灾人祸，假如资本不仅没有帮到国家的忙，反而流向了国家的对立面该怎么办？
因此，任何一个王朝都不会容忍商人阶层发展壮大，重农抑商的治理逻辑，从秦初到元末，整整控制了中国社会2000年。
抑商主义最早起源于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国推行垦草令，威逼利诱老百姓去种地，而商人不仅要被课以重税，还要遭到全社会的系统性歧视。
这种极端政策源于当时残酷的生存环境：在战火频发的年代，粮食是最宝贵的资源，一个商队运走的货物，可能会导致一座城池断了补给。秦国通过抑制商业，积累了大量物资储备，为一统六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相反，赵国因商人私自向匈奴贩卖铁器，导致国家的军事力量被削弱，最终被秦国轻易击破。
历史一再证明，商人的逐利本性，就是一把双刃剑，在社会秩序稳定的前提下，商业能推动经济的发展，但一旦失去约束，商业就会与国家利益产生冲突，造成不稳定因素。历代王朝因此大多沿袭重农抑商的策略，通过限制商人的社会地位，确保国家安全优先。
然而，资本的力量如野草般难以根除。在整个帝制时代，商业力量与中央王权的博弈从未停歇。
在唐朝时期，天子与门阀贵族共治天下，皇权与商人力量的博弈尚能维持平衡。商业活动在朝廷的严密监管下有序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政策就是禁止商人及其子孙当官参政，以确保经济力量无法撼动既有权力结构。在这一时期，商人虽然能积累财富，但无法影响政治格局，社会整体保持了稳定。
可到了元代，情况发生了剧变。蒙古帝国入主中原之后，引入了中亚和西亚的商人担任包税官，赋予他们征税的权利。商人阶层由此跨入上流社会，成为蒙古贵族的附庸。手中有了权利，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就被彻底暴露出来了。
简单解释以下，元朝的包税制，就是政府将收税的权利，以一个固定的价格打包卖给包税官，包税官收多收少就看他们的本事了。元朝的包税官，以色目商人和地方豪强为主。他们在地方相互勾结，向农民征收重税，一旦农民们逾期不缴，他们便动用私刑逼税，除此之外，他们还垄断资源，强买强卖，还利用高利贷等手段兼并老百姓的土地。在当时，包税官们实际上就成为了地方的实际统治者，他们对于农民敲骨吸髓般的压榨，彻底把农民们逼上了绝路。忍无可忍的老百姓，以抗税为号召，在全国各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最终推翻了元朝的统治。
由此可以看出，商人们似乎很难抵挡短期利益的诱惑，他们也压根不在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用涸泽而渔的方式加速王朝的崩溃。
令人感慨的是，以抗税起家的明朝，最终也在某种程度上毁在了商人阶层的手中。
在明朝末期，江南的商业空前繁荣，一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这股失控的力量却猛烈的反噬了国家。比如说，以晋商范永斗为首的八大皇商，为了谋利，不断向清军走私武器和粮食，甚至提供长城布防图等绝密情报。
除此之外，江南富商紧密抱团，联手抗税，将巨额的财富藏匿起来，极大的削弱了政府的财政能力。更令人讽刺的是，当李自成逼近北京、国家危在旦夕之时，这些商人宁可把几千万两白银沉入太湖藏起来，也不愿意借给崇祯打仗。等到李自成打进北京城，查抄了户部的账册后才发现，朝廷70%的税收来自于贫苦农民，而来自于商人的税收却不足3成。明朝政府的收入，从张居正巅峰期的4000万两，到崇祯末年跌至不足2000万两，商人阶层的逃税是罪魁祸首。
历史一再证明，商业和资本不能脱离国家的框架单独运作，否则只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回顾现代，李嘉诚的港口事件，以及美国的芯片法案，都是这一历史真理的延续。虽然资本总是主张无国界，但是产业命脉和人民的福祉，却有着清晰的国籍和边界。对于个别缺乏大局观的商人们，国家的强力管制是他们唯一能听懂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