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想否认语言和文字的工具性。二者被发明的初衷就是为了便利个体之间相互的交流。现实一点，在蛮荒年代，面对面相互嘶嚎的原始人不在乎艺术。工具性是二者最本质、最基础的属性，这毋庸置疑。

韩愈说：“文以载道”这话从片面的角度看是在理的。“道”是一些根本的东西，是为人所公认的至理。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道”对于统一社会准则，形成部分共识来使社会总体得以较为有效地运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用“文”来传播“道”，是“文”对于人类的重要作用

可“载道”，不过依然是把“文”作为传播的工具来看，归根结底也只是对其工具属性的深化阐释，指出了其中一方面比较统和性，比较重要的作用。可若是认为“文”只是用来“载道”，这里显然大失偏颇，令我不敢苟同。

我心须指出，人不仅是理性动物，更是感性动物。之所以用“更”，是因为在我看来，情感性是人类更为本质的属性。人确实需要领会一些终极概念的统一规定，并将其作为原则在为人处世中加以运用，但情感上的体验更是生而为人不可或缺的。实然，即使在今天，似乎没有什么道理讲到最后是确实讲的清楚的，世界本身的荒谬就已造成了语言文学在作为工具方面的巨大局限性。这也就意味着，语言工具只有在工具地被使用的条件下是较为有效的，即作为日常交流性的工具（暂且不提“语言是误解的根源”这一广泛的经验），若要真的将它作用为揭示世界本质（道统）的工具，这就是在强人所难，是一些哲学家的自我高潮。这显然是荒谬们，不理智的。

在认识到工具性的局限后，我所想强调的，就自然是它的反面；语言的情感性。准确来说，是语言在激发、呼应人的情感方面发挥的作用。文字本身不具备情感，只不过是对事物的一种抽象描述。可人们在使用文字的过程中，在不经意间就会将自己们情意诉诸笔端，从直接抒发，到人格化景物，再到于叙事中含而不露，抒情的方式不断发展。诗歌，之所以被称为语言的极致，就在于它是最具有情感性的。每一节、每一句，每一字都凝缩并流露着诗人丰富的情感。通过阅读诗歌，我们可以最淋漓尽致地调动自己的情感，使之升华我们的内心

当然，一部经典作品绝不可能空杯热忱。情与理的有机融合，才是语言文字运用的追求目标。只有实现了情与理的相互成就，使作品既不缺乏情调，又蕴含理趣，才能达到传世作品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