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夫論/卷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
「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
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著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濟乎？
《詩》云：「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為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
孔子曰：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為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德也。
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當世學士恆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朞其年歲，此其所以逮初喪功而及其童蒙者也。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强捐家出身曠日師門者，必無幾矣。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儔也，而及其成名立績，德音令問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
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而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顧定百世。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爾。
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穽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燿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為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為，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覩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為己知矣。
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典者，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倕之為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
昔倕之巧，目茂圓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傚倕自制，必不能也；凡工妄匠，執規秉矩，錯準引繩，則巧同於倕也。是倕以心來制規矩，後工以規矩往合倕心也，故度之工，幾於倕矣。
先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必弗具也。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造經典，後人以經典往合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是故凡欲顯勳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凡為人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遊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忌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辯為末。辭語者以信順為本，以詭麗為末。列士者以孝悌為本，以交遊為末。孝悌者以致養為本，以華觀為末。人臣者以忠正為本，以媚愛為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
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遊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遊業，披采眾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為善，以膠固為上。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巧偽飾之，以欺民取賄。物以任用為要，以堅牢為資。今商競鬻無用之貨，淫極侈之弊，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實。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偽；困辱遊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
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雕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或蒙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內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烈士也。今多務交遊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誇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衒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飾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奸諛以取媚，撓法以便佞，苟得之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開亂危之原也。五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虛譽，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雖未即於篡弑，然亦亂道之漸來也。
夫本末消息之爭，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從利以生者也。故君子曰：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不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德義不彰，君子恥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曆之以志弗厲以詐；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之以儉，弗示以奢；貽之以言，弗貽以財。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疏廣不遺賜金。子孫若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征怨。故曰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今或家賑而貸之，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則必不久居富矣。易曰：「天道虧盈以衝謙。」故仁以義費於彼者，天賞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不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是故務本則雖虛偽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衰暗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勢不得無然爾。故明君蒞國，必崇本抑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治之危漸，不可不察也。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釋廉甘利之於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為利人也。知脂蠟之可明燈也，而不知其甚多則冥之。知利之可娛己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民之愚，而衰暗之至也。予故歎曰：「何不察也！」願鑒於道，勿鑒於水。象以齒焚身，蚌以珠剖體。匹夫無辜，懷璧其罪。嗚呼問哉！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吊也。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眾寡，民豈得強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況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鄧通死無簪，勝跪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為製，天以民為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有勳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
自古於今，上以天子，下止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於彘。虞公屢求以失其國，公叔戍崇賄以為罪，柏魋不節飲食以見弑。此皆以貨自止，用財自滅。楚鬥子文三為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餼粟，妾不衣帛，子罕歸玉，晏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世厚天祿，令問不止。伯夷、叔齊餓於首陽，白駒、介推遁逃於山谷，顏、原、公析困饉於郊野。守志篤固，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撓志如芷，負心若芬，固弗為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守志於一廬之內，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為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困辱阨窮之謂也。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為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惡來，天子之三公也。而猶不免於小人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傳說、胥靡，而井臼處虜也。然世猶以為君子者，以為志節美也。故論士苟定於志行，勿以遭命，則雖有天下，不足以為重；無所用，不可以為輕；處隸圉，不足以為恥；撫四海，不足以為榮。況乎其未能相縣若此者哉？故曰：寵位不足以為尊我，而卑賤不足以卑己。夫令譽從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詩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以然。
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茲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真也。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叔向，賢兄也，而鮒貪暴；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論若必以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鮒宜賞，而友宜夷也。論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昔祁奚有言，鯀殛而禹興，管、蔡為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是為世士，而二處為愚鄙也。論之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故曰：仁重而勢輕，位蔑而義榮。
今之論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來，則亦遠於獲真賢矣。昔自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況乎其德義既舉，乃可以宅故而弗之采乎？由餘生於五狄，越象產於人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令名美譽，載於圖書，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之孫也，而皆讒佞反覆，交亂四海。由斯觀之，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中堂生負苞，山野生蘭芷。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隨氏之珠，產於蜃蛤。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尚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為累乎？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而患其非中。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蓋無羈縻。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為藩輔，實平四海，安漢室。衛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而武帝以為司馬，實攘北狄，郡河西。唯其任也，何卑遠之有。然則所難於非此士之人，非將相之世者，為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德而居是貴，無以我尚而不秉我勢也。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妒，行賢則見嫉也，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誅，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妒，則又乎中世之人哉？此秀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然猶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此俗化之所以敗，闇君之所以孤也。齊侯之以奪國，魯公之以放逐，皆敗績厭覆於不暇，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
今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豈獨品庶，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吝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慚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猶為罪；又況明人之短，矯世者哉？
且凡士之所以為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駁焉。然則循行論議之士，得不遇於嫉妒之名，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比幹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為奴，伯宗之以死，郤宛之以亡，夫國不乏於妒男也，猶家不乏於妒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妒過己者，豈希也！予以唯兩賢為宜，不相害乎？然也，範雎絀白起，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邪。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幹者，為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免，誘以刖之。韓非明治於韓，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妒，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見知為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製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為景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衛身，故及難邪。唯大聖為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跡，叔向縲絏，屈原放沈，賈誼貶黜，鍾離廢替，何敞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於何不臻？」由此觀之，妒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
故所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群賢，功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柬在帝心，宿夜侍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畎畝佚民，山谷隱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且閭閻凡品，何獨識哉，苟望塵僄聲而已矣。觀其論也，非能本閨蒨之行跡，察臧否之虛實也。直以麵譽我者為智，諂諛己者為仁，處奸利者為行，竊祿位者為賢爾；豈復知孝悌之原，忠正之直，綱紀之化，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道左，徐衍所以自沉於滄海者也。
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貞偽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噪之。西方之眾，有逐犭希者，聞司原之噪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眾，則反輟己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犭希，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單囷倉以養之，豕俯仰嚘咿，為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渝。逐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猳爾。此隨聲逐響之過也，眾遇之未赴信焉。
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群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猳，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過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兩集，則險隘之徒，瑽茸之質，亦將別矣。夫眾小朋黨而固位，讒妒群吠齧賢，為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
翻译与解读：
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是人。圣人最崇尚的是道义。道德和道义得以成就，在于智慧。明辨的智慧所追求的，在于学问。即使有最伟大的圣人，也不是生下来就智慧；即使有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生下来就具备能力。
所以《志》（古代史书或记录）中说：“黄帝拜风后为师，颛顼拜老彭为师，帝喾拜祝融为师，尧拜务成为师，舜拜纪后为师，禹拜墨如为师，汤拜伊尹为师，文王、武王拜姜尚为师，周公拜庶秀为师，孔子拜老聃为师。
”如果这些记载是可信的，那么人就不能不向老师学习了。这十一位君主，都是最上等的圣人啊；尚且需要通过学习，他们的智慧才变得渊博，他们的德行才变得深厚，何况是普通人呢？
因此，工匠想要做好他的工作，必须先磨利他的工具。
君王想要推行他的道义，必须先研读他的书籍。
《周易》说：“君子通过多学习前人的言论和行为，来培养自己的德行。”所以人有学问，就像事物经过加工治理一样。比如夏后氏的璜玉，楚国卞和的璧玉，虽然有玉石璞玉、卞和那样的天赋资质，但不经过雕琢打磨，就跟普通的石块没什么区别。
那些瑚簋之类的祭祀器皿，朝廷祭祀穿的礼服，它们最初不过是山野的木头、蚕茧的丝罢了。如果让巧匠倕用绳墨画线，用斧头加工制作，让女工用五彩丝线，用织机纺织，那么它们都能成为宗庙里使用的器物，绣有黼黻花纹的礼服，可以用来祭祀鬼神，可以供王公使用。
何况君子具备敦厚正直的本质，明察敏锐的才能，再有良师益友的引导帮助，用《礼》、《乐》来规范修饰，用《诗》、《书》来启发引导，用《周易》来辅助理解，用《春秋》来明辨是非，难道会没有成就吗？
《诗经》说：“看那鶺鴒鸟，一边飞一边叫。我每天都在前进，每月都在征程。早起晚睡，不要辱没生养你的父母。
”因此君子整日勤勉不懈地增进德行、修习学业，不只是为了让自己博学多识罢了，大概是想着继承祖先的美好声誉，从而显扬父母。
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用来思考，结果没有什么益处，不如去学习。”又说：“耕种，可能会遇到饥饿；学习，其中自有俸禄。君子忧虑的是道义不能推行，不忧虑贫穷。”
箕子陈述了六种困境，《国风》中有歌唱《北门》的诗篇（描述贫困），所以说君子不忧虑贫穷。难道是喜欢贫穷而不去忧虑吗？是因为他们的志向有所专注，以此来表明他们看重的是什么。
因此君子追求丰厚的物质生活，不是为了美味佳肴、华美服饰、纵情声色，而是为了实现他的道义、增进他的德行。
道义通过学习得以成就并保存在书籍中，学问因受到激励而进步，因困窘而荒废。
因此董仲舒终身不问家事，景君明经年不出家门，他们能够刻苦钻研学问，并显扬其事业，是因为家境富裕；像他们那样富裕安逸，却还能如此勤奋精进的，是真正有才华的人。
倪宽在街巷里卖力气，匡衡把自己卖给佣人做帮工，是因为他们自身贫困；像他们那样贫困窘迫，却还能如此努力学习的，是杰出的士人。
当代的读书人常常以万计，但能达到学业终点的却连几十个都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些富裕的人，因为贪图财贿而玷污了精进之心；贫困的人，因为缺乏资助而改变了计划；有些人则因为丧事或战乱而虚度了岁月，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在刚开始时就丧失了努力的动力，最终停留在蒙昧无知的阶段。
因此，没有董仲舒、景君明那样的才华，倪宽、匡衡那样的志向，却想勉强抛弃家庭、花费时日去拜师求学的人，必定没有几个能成功。
这四位人物，耳聪目明，忠诚守信，廉洁勇敢，未必没有与他们匹敌的人，但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就名声、建立功业，美好的德行和声誉不断流传，是有原因的，那是什么原因呢？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依靠先圣的经典，将心志与孔子的遗训紧密结合在一起。
所以，造父跑得再快，跑一百步就会疲惫，但如果乘坐马车，坐着就能到达千里之外；水手划桨，解开缆绳就会溺水，但如果依靠船只，坐着就能渡过江河。
因此君子，本性并非超凡绝俗，而是善于借助外物。人的性情，彼此之间差异不会达到百倍，但他们的明智程度却可能相差万倍。
这并非他们天生的资质，必定是借助外物才能达到的。
君子的本性，未必能完全洞察一切，但等到学习之后，就会耳聪目明，没有蒙蔽，心智通达，没有滞碍，能够回顾记载帝王的历史，从而确定百世的治乱。
这就是道义的光明，而君子能够借助它来彰显自己罢了。
因此，道义对于人心来说，就像火光对于人的眼睛一样。深陷的陷阱或幽深的房间，黑暗得什么也看不见，等到点燃明亮的蜡烛，所有事物就都显现出来了。这是火的光芒，不是眼睛本身的光芒，但眼睛借助它，就能看得清楚了。
天地间的道义，神明所为，是看不见的。通过学习圣贤经典，用心思考道术，就能全部显现出来。这是道义的实质，不是人心本身的光明，但人借助它，就能成为自己的知识了。
因此，在黑暗的房间里寻找东西，没有比火更好的；在当今世上寻求道义，没有比经典更好的。
经典，就是经书，是先圣制定的。先圣是领悟了道义精髓的人，他们身体力行，希望贤能的人能够自我勉励，从而进入道义。
所以圣人制定经典留给后来的贤人，就像巧匠倕制作规矩准绳留给后来的工匠一样。
从前倕的技艺高超，眼睛能准确辨别圆形和方形，心思能确定平直，他又制作了规、绳、矩、墨，用来教导后人。
试着让奚仲、公输班之类的人，放弃这四种工具，而模仿倕自己去制作，必定做不到；普通的工匠和不入流的匠人，拿着规、秉着矩，摆好准、拉直绳，他们的技艺就能与倕一样精巧了。
这是倕用心思来制作规矩，后来的工匠用规矩去符合倕的心思，所以使用工具的工匠，技艺就接近倕了。
先圣的智慧，心神通达，本性符合道德，又制作经典留给后人。
试着让贤人君子放弃学问，只凭天赋资质去行事，必定不能完备。等到他们跟随老师学习，按照经典去实践，明察通达的智慧，道德义理的原则，也就差不多能达到了。
因此圣人是用他们的心思来创造经典，后人是用经典去符合圣人的心思，所以研习经典的贤人，德行就接近圣人了。
《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循。”又说：“日日进步，月月向前，学问会持续地走向光明。”因此凡是想要显扬功绩、传播光辉事迹的人，没有比学习更好的了。
做人的大原则，没有比抑制末节而致力于根本更好的，没有比脱离根本而修饰末节更不好的。
治理国家的人以使人民富裕为根本，以端正学风为基础。
人民富裕了才能教化，学风端正了才能获得道义；人民贫困就会背离善良，学风不正就会产生欺诈虚伪。进入学堂就不会混乱，获得道义就会忠诚孝顺。
所以英明的君主施政，致力于这两件事，以此作为成就太平盛世的基础，招致吉祥的征兆。使人民富裕的根本在于农桑，末节在于次要产业。
各种工匠的根本在于制作实用器物，末节在于精巧的装饰。商人的根本在于流通货物，末节在于贩卖奇巧之物。
这三者如果坚守根本、远离末节，人民就会富裕；如果脱离根本、坚守末节，人民就会贫困。贫困就会困窘而嫉恨善良，富裕就会快乐而容易教化。
教导训诫的根本在于道义，末节在于巧言善辩。言语辞令的根本在于诚信顺理，末节在于诡诈华丽。
士人的根本在于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末节在于交游结党。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根本在于尽心供养，末节在于华丽的外表。
臣子的根本在于忠诚正直，末节在于谄媚讨好。
这五者如果坚守根本、远离末节，仁义就会兴盛；如果脱离根本、坚守末节，道德就会崩溃。谨慎根本而忽略末节尚可接受，抛弃根本而追求末节就太糟糕了。
利用自然的规律，分配土地的利益，使六畜按时生长，使各种物产聚集在田野，这是富国的根本。次要产业和末节事务以聚敛民利，这是国家贫困的根源。
忠诚守信、谨慎小心，这是道德义理的基础。虚无缥缈、诡诈多变，这是扰乱道义的根源。所以努力耕作是富国的途径。
现在人民放弃农桑，投奔次要产业，搜刮各种利益，聚集到一家一户，虽然私家因此富裕，但国家的总财富却越来越贫困。
各种工匠，是用来准备器物的。器物以方便使用为好，以坚固耐用为上。现在的工匠喜欢制作雕刻装饰的器物，用巧妙虚伪的手段装饰它们，以此欺骗百姓、获取贿赂。
物品以实用为重要，以坚固为资本。
现在的商人竞相贩卖无用的货物，极尽奢侈浪费之能事，以此迷惑百姓、掠夺财产，虽然那些奢侈的商人有所得，但国家的总财富却损失更多。
这三类人，表面上虽然有勤劳致富的私人名声，但内在却有损害百姓、贫困国家的公共事实。
所以执政者要明确督促工匠和商人，不让他们奢侈虚伪；限制和压制次要产业，不让他们独占利益；宽待务农的根本产业，并优待和成就读书人，这样人民就会富裕，国家就会安定。教导训诫，是为了推行道术、崇尚道德义理。
现在的读书人，喜欢谈论虚无缥缈的事情，争相撰写雕琢华丽的文章，以此求得在世人面前显得与众不同。
普通人缺乏辨识能力，于是就推崇他们，这损害了道德的实质，或许是最大的蒙蔽。
诗赋，是用来歌颂善恶的德行，抒发悲喜的情感。所以要温和雅正来推广文化，用比兴手法来充分表达情意。现在的诗赋作者，随意地使用冗长拗口的词句，竞相陈述虚假不实的事情。以此求得在世人面前显得怪异，愚蠢的人和憨直的士人，于是就觉得他们奇特，这违背了孩童般纯真的思想，助长了不诚实的言论。
对父母内心孝顺友爱，在家庭中端正品行，这是成为有气节的士人的途径。
现在很多人致力于交游结党，帮助那些偷窃世俗名声的人得逞，那些夸耀末节的人，于是就推崇他们，这压制了正直之士的气节，炫耀的是世俗的心态。
赡养父母、顺从他们的心愿，这是孝顺。
现在很多人违背父母的心愿，节俭地供养，克制自己的生活以等待父母去世，等到去世之后，才大肆装饰丧礼来表示孝顺，大摆宴席招待宾客来求取名声，那些歪曲事实、称赞虚假行为的人，于是就称颂他们，这扰乱了孝顺友爱的真实行为，误导了后来的年轻人，让他们感到痛苦。
忠诚正直地侍奉君主，依据法令治理下属，这是做官的原则。
现在很多人奸诈谄媚以讨好君主，歪曲法令以方便奸佞小人，那些苟且得志的人，于是就认为他们贤能，这毁灭了正直善良的行为，开启了混乱危险的根源。
这五种行为，表面上虽然有振奋贤才的虚假名声，内在却损害了道德的真实本质。
所有这八种现象（前面经济三项加上这里五项），都是衰败时代的特征，是昏暗君主所固守的，虽然不至于立刻导致篡位弑君，但也是走向混乱的渐进过程。
根本与末节此消彼长的争斗，关键都在于君主，不是下层百姓能够改变的。
百姓本来就追随君主的喜好，逐利而生。所以君子说：财物不多，衣食不足，声色不美妙，威势不显赫，这不是君子忧虑的事情。
行善不多，道义不能阐明，志向不能坚定，德行义理不能彰显，君子以此为耻。
因此贤人和有智慧的士人对待子孙，用志向来引导他们，不用欺诈来激励他们；用正直来劝勉他们，不用欺诈来劝勉他们；向他们展示节俭，不向他们展示奢侈；留给他们言语教诲，不留给他们财物。
所以董仲舒终身不问家事，而疏广不留下皇帝赏赐的黄金。子孙如果贤能，不需要很多财富；如果他们不贤能，财富越多反而招致怨恨。
所以说没有德行而财富丰厚，是灾祸的萌芽。
从前曹羁说过：“要守住上天聚集的财富，必须施行德行和道义。”如果德行和道义不施行，财富聚集必定会有亏损。
现在有些人家庭富裕却吝啬，不把财富分给贫穷的人，不怜悯救助疾苦的人，这样的人必定不能长久保持富裕。
易经说：“天道的规律是损减盈满的，补充谦虚的。”所以那些因为仁义而花费在别人身上的，上天会在这里赏赐给他；那些用邪恶手段从别人那里获取的，之后就会衰败。
因此保持盈满的道义，在于谦逊地损减它，否则就无法避免“亢龙有悔”（易经乾卦上九爻辞，指居高位不知收敛必有悔恨）的结局，犯下乾坤的过失。
所以致力于根本，即使虚伪的人也会回归根本；沉溺于末节，即使笃实恭敬的人也会趋向末节。而且哪里有饥寒，百姓就不得不离开；哪里有温饱，百姓就不得不居住。
所以在衰败昏暗的时代，那些专注于根本或末节的人，未必是贤能或不肖，只是祸福的形势使他们不得不如此罢了。
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必定崇尚根本、抑制末节，以此遏制混乱危险的萌芽。这确实是治理国家走向危险的渐进过程，不可不仔细考察。
世人的议论，没有不推崇廉洁谦让而鄙视钱财利益的。但等到他们实际行动时，很多人却放弃廉洁，甘心从别人那里获取利益，只知道别人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却不知道自己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也将成为别人获取利益的手段（或理解为：自己得到的利益，最终也会被别人夺走）。
他们知道油脂蜡烛可以点亮灯，却不知道太多了反而会使光线昏暗。他们知道利益可以使自己快乐，却不知道利益必须与德行相称才能长久拥有。
前人因此受害，后人却竞相追逐，这是普通人的愚昧，也是衰败昏暗到了极点。
我因此感叹说：“为什么不仔细考察呢！”希望人们以道义为镜子，不要以水为镜子（水只能照见外形，道义才能照见内心）。
大象因为象牙而招致杀身之祸，蚌因为珍珠而被剖开身体。普通人没有罪过，却因为怀揣宝玉而获罪。
唉，多么令人痛心啊！没有德行却富贵的人，确实可以提前为他们哀悼了。况且那些有益的财物，无不是上天的财富。上天制定这些财富的分配，就像国君拥有府库一样。
赏赐、剥夺、给予，各有多少，百姓怎么能强行多取呢？所以人没有德行却富贵，这是凶恶的百姓窃取官位、盗窃府库的行为。最终必定会被发现，发现后必定会被诛杀。
盗窃别人财物的人尚且要被诛杀，何况是盗窃上天的呢？难道能不受灾祸吗？邓通死时连发簪都没有，胜跪被砍杀。这都是因为贪图财货而自取灭亡，因为使用钱财而自我毁灭。
楚国的斗子文三次担任令尹（宰相），却面带饥色，妻子儿女受冻挨饿，生活朝不保夕。季文子辅佐了四位君主，他的马不喂精粮，他的妾不穿丝绸，子罕退还了别人赠送的玉石，晏子退还了别人赠送的宅邸。
这些人都能够放弃利益、约束自身，所以没有招致别人的怨恨，世人厚待他们，上天赐予他们福禄，美好的声誉不断流传。
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饿死，白驹、介推逃到山谷隐居，颜回、原思、公析子在郊野困顿饥饿。他们坚守志向，秉持节操，毫不亏损。宠爱和俸禄不能动摇他们，威势不能改变他们。即使拥有南面称君的尊贵地位，公侯的爵位，如果德行义理有危险，礼仪道义不能推行，他们宁愿像芷草一样弯曲志向，像芬草一样背弃良心（此句可能原文有误或比喻费解，结合上下文应是说他们宁死不屈，不愿弯曲志向或背弃良心），也坚决不这样做。
所以即使拥有统治四海的君主，也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各诸侯国的君主，也不能与他们等量齐观。他们坚守志向在一间茅屋之内，而道义却溢出九州之外；诚信建立在千载之上，而名声流传于百世之间。
所谓贤人君子，并非一定是指高官厚禄、富贵荣华。
这些是君子应该拥有的，但不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君子的原因。
所谓小人，并非一定是指贫困卑贱、饥寒交迫、困窘受辱。
这些是小人应该处境，但不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小人的原因。用什么来证明呢？
桀、纣是夏、殷的君王；崇侯、恶来是天子的三公。然而他们仍然不能免于被称为小人，是因为他们的心志和行为邪恶。伯夷、叔齐是饿死的人；傅说、胥靡是做苦役的奴隶。
然而世人仍然认为他们是君子，是因为他们的志向和节操美好。
所以评论士人，如果能专注于他们的志向和行为，不要看他们的遭遇和命运，那么即使拥有天下，也不足以使他们显得重要；即使一无是处，也不能使他们显得轻贱；即使身处奴隶的地位，也不足以使他们感到羞耻；即使统治四海，也不足以使他们感到荣耀。何况那些彼此差异没有达到如此悬殊程度的人呢？
所以说：宠爱和地位不足以使我尊贵，卑贱的处境不足以使我卑微。
美好的声誉从我自身产生，而命运的升降则来自上天。诗经说：“上天确实这样做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有些人像潜藏的龙尚未被任用，有些人像高飞的龙在天上，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现在看世俗之人的议论，以家族出身来衡量德行，以官位来称呼贤能，这可以说是抓住了评论的一个方面，但没有获得真正评论的纯粹真实。
尧是圣明的父亲，但他的儿子丹朱却凶恶傲慢；舜是圣明的儿子，但他的父亲瞽叟却顽固邪恶；叔向是贤能的哥哥，但他的弟弟鮒却贪婪暴虐；季友是贤能的弟弟，但他的哥哥庆父却淫乱。如果评论一定要以家族出身为依据，那么丹朱就应该继承王位，而舜就应该被诛杀；鮒就应该受到赏赐，而季友就应该被灭族了。
评论不能一定以家族出身为依据，就像这样。
从前祁奚说过，鲧被诛杀而禹兴起，管叔、蔡叔被处死，周公辅佐周王，所以史书称父子兄弟之间互不牵连。
周幽王、周厉王地位尊贵，是天子，而且富有四海。
颜回、原思地位卑贱，是普通百姓，而且经常饥寒交迫。
如果评论一定要以官位为依据，那么这两位周王就是世俗所称的贤士，而颜回、原思就是愚蠢鄙陋的人了。
评论不能一定以官位为依据，也是像这样。所以说：仁德是重要的，权势是轻微的；官位是微不足道的，道义是光荣的。
现在的评论者，大多与此相反。而且还以九族亲属，或者以出身地来评判，那就更是远离了获得真正的贤人了。
从前周公尚且不要求一个人十全十美，何况那些德行义理已经显而易见的人，难道还可以因为他们的出身而不用他们吗？由余出生在五狄部落，越象出生在人蛮部落，但他们的功绩施及齐国和秦国，德行建立在中原诸夏之地，美好的名声和声誉，记载在史书图籍中，至今没有磨灭。
张仪是中原地区的人；卫鞅（商鞅）是康叔的后代，然而他们都奸诈谄媚、反复无常，搅乱了天下。
由此看来，人的善恶，不一定取决于家族出身；本性的贤能或鄙陋，不一定取决于世俗环境。
在厅堂里会长出负苞草（一种杂草），在山野里会长出兰花和芷草（香草）。
和氏璧，出自未经雕琢的璞石；随侯珠，产自蜃蛤。诗经说：“采摘芜菁和萝卜，不要因为下部不好看就丢弃。
”所以如果一个人有很大的优点，值得世人推崇，那么即使有一些细微的缺点或小瑕疵，又怎么足以成为障碍呢？因此任用士人，不必担心他不是出身显赫的“国士”，而担心他是否正直合适。世上不愁没有臣子，而愁没有贤能的臣子。
这大概是因为没有合适的约束和任用制度。陈平、韩信，是楚国的俘虏，但汉高祖任用他们作为辅佐，确实平定了天下，安定了汉朝。卫青、霍去病，是平阳侯家的奴仆，但汉武帝任用他们为将军，确实击退了北方的狄族，设置了河西四郡。
关键在于是否适合任用，何必在意出身卑微或遥远呢？然而那些难以任用的，不是指这些士人本身，也不是指将相辈出的时代，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相应的才能却身居其位，没有相应的德行却享有尊贵，没有什么值得我推崇的优点，却掌握着权势。
世道之所以不能治理好，是因为贤人难以立足。
所谓贤人难以立足，不只是指具备聪明才智、遵循道德义理的人难以找到。那是寻求贤人的困难，不是贤人自身的困难。所谓贤人，将要说的是什么呢？遵循善良就会被妒忌，行为贤能就会被嫉恨，他们必定会遭遇患难。
虞舜之所以被流放甚至差点被杀，伍子胥之所以被诛杀，这些最上等的圣人和大贤，尚且不能免于嫉妒，何况是中古时代的人呢？这就是杰出的士人虽然有贤能的才能和美好的资质，却仍然不能走正直的道路，实现他们的志向的原因。
隐居的士人不能端正自己的行为，朝廷的臣子不能直言进谏，这是世俗风气败坏的原因，也是昏暗君主孤立无援的原因。
齐桓公因为被夺权，鲁昭公因为被放逐，都忙于失败覆灭而无暇顾及，又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德行浅薄的人厌恶听到美好的行为，政治混乱的君主厌恶听到关于治理的言论，这就是灭亡的秦朝诛杀私下议论的人、坑杀术士的原因。
现在的世俗之人，对自己亲近的人傲慢却憎恨别人尊敬他们，对自己亲近的人随意却憎恨别人爱护他们，这样的人不少，岂止是普通百姓，有才能的贤人有时也会这样。
邓通受到汉文帝的宠幸，尽心尽力，从不违背，甚至为文帝吮吸脓疮而没有吝惜的表情。文帝生病不快乐，从容地问：“天下谁最爱我呢？”邓通想称赞太子的孝顺，于是回答说：“没有比太子更爱陛下了。”等到太子来探病，文帝让他吮吸脓疮，太子面露难色，文帝不高兴就让太子离开了。
后来文帝听说邓通常常为他吮吸脓疮，于是感到惭愧并怨恨太子。等到太子即位成为皇帝，就治了邓通的罪，使他最终饿死。
邓通的行为是尽心尽力而不伤害别人，他的言语是称赞太子、彰显孝慈。太子自己不能做到像邓通所称赞的那样，反而因此结下怨恨并归咎于邓通。
称赞别人的优点，想要彰显他的孝顺，尚且因此获罪；何况是指出别人的缺点，想要匡正世风的人呢？
况且凡是士人之所以被认为是贤能的，就在于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忠诚正直的言语，不只是单纯地称赞别人，必定会触及某些问题。
孝子的行为，不只是单纯地吮吸脓疮，必定会有所驳斥（指对父母不当之处的委婉劝谏）。既然如此，那些遵循正道、议论时政的士人，能够不遭遇嫉妒的恶名，免于刑罚杀戮的罪过，大概是他们运气好罢了。比干之所以被剖心，箕子之所以沦为奴隶，伯宗因此而死，郤宛因此而灭亡，国家不缺乏嫉妒的男人，就像家庭不缺乏嫉妒的女人一样。
近古以来，从朝廷到民间，那些争夺功名、嫉妒比自己强的人，难道很少吗？我以为只有两个贤人在一起才能相安无事吗？
然而，范雎排挤白起，公孙弘压制董仲舒，这都是在同一个朝廷侍奉同一个君主，难道是因为争夺宠爱和俸禄的缘故吗？只有在不同的国家、走不同的道路，利益没有冲突的人，才能免于嫉妒吗？然而，孙膑在楚国修习才能，庞涓从魏国逃脱，庞涓在魏国嫉妒孙膑，诱骗孙膑并割去了他的膝盖。韩非在韩国治理得很好，李斯在秦国策划，导致韩非被杀。
唉，士人之间的嫉妒，怎么会如此严重！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君主完全理解，所以才遭受灾祸吗？只有被君主了解信任，才能免于灾祸吗？
京房多次与汉元帝辩论，被任命制定考绩制度、选拔官员。晁错深受汉景帝的了解，使汉朝的法令没有混乱。
这两位臣子对于君主，可以说是了解很深、宠爱特殊了。
然而京房冤死，皇帝竟然不知道；晁错被斩首后，皇帝才后悔。这说明他们的才能和明智不足以保护自身，所以才遭遇患难吗？只有最伟大的圣人才能没有麻烦吗？然而，帝乙因为道义的缘故被囚禁，周文王因为仁德的缘故被拘留。
那些具备至高德行、实行仁义的人，身居南面称君、师尹卿士的高位，尚且不能没有患难，那么孔子被困、叔向被捆绑、屈原被流放沉江、贾谊被贬黜、钟离被废弃、何敞被捆绑、王章获罪、平阿被驱逐，大概是那些遭遇较轻的士人吧。
诗经说：“没有罪过，没有无辜，谗言的小人嚣张跋扈。那些人的心，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由此看来，嫉妒和谄媚的攻击，也确实是高明啊。贤人和圣人生活在世上，也确实是危险啊。
所以所谓贤人难以立足，不是说成为贤人难，而是说免于患难难。
那些伟大的圣人和众多的贤人，功成名就，有的被封为侯伯，有的位列公卿。官员身居要职，被皇帝看重，日夜侍奉宴饮，名声远播，尚且遭遇这样的患难，何况是田间地头的普通百姓，山谷里的隐士，依靠别人才能显达，依靠当时的舆论才能被信任的人呢？
这就是有智慧的士人之所以钳口结舌，像扎紧口袋一样保持沉默的原因。
况且普通村野百姓，怎么能独自辨识贤愚呢？他们不过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罢了。
看他们的议论，不能根据家庭中的实际行为，考察善恶的真实情况。
只是把当面称赞自己的人当作有智慧，把谄媚自己的人当作有仁德，把从事奸诈牟利的人当作有能力，把窃取官位俸禄的人当作贤能罢了；哪里还知道孝顺友爱的根本，忠诚正直的原则，纲纪法度的教化，回归正道的方向呢？这就是鲍焦之所以枯死在路边，徐衍之所以投海自尽的原因。
俗话说：“一只狗对着影子叫，一百只狗跟着声音叫。
”世人患有这种毛病，确实很久了！我痛心世人不能辨别正直与虚伪的真相，所以编造一个虚构的故事来比喻他们的心态，说：现在看那些宰相官员选拔士人，有点像司原氏的打猎。
从前有个叫司原的人，在野外放火打猎，鹿向东跑，司原大声吆喝追赶。西边的人群中，有人正在追赶野猪，听到司原的吆喝声，就竞相大声附和。司原听到附和的声音很多，反而停止了自己的追赶，躲藏起来。
他遇到了一只世俗丑陋的野猪，司原很高兴，自以为捕获了一只白色的吉祥珍禽。他用尽饲料，掏空粮仓来喂养它，野猪俯仰哼哼，做出讨好的样子，司原更加珍爱它。没过多久，狂风大作，大雨倾盆，冲刷着那头大野猪，把它的丑陋污垢都洗掉了。
司原追赶它时感到惊恐，野猪发出了真实的叫声，他才知道这不过是自家圈养的老公猪罢了。这是随声附和、追逐虚名的过错，众人遇到的事情，未必值得信任。
现在的君主对待士人，亲眼看到贤人却不敢任用，耳朵听到贤人却后悔没有早点遇到，即使自己有所了解，仍然不能直接任用，一定要等待各级官员的推荐，这样一来，也害怕错失了麒麟、鹿那样真正的贤才，却得到了老公猪那样平庸丑陋的人，为什么他们不能辨别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风雨的考验（指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考验和辨别）。
如果有一天，奇特的政局突然出现，那些心胸狭隘、品质低劣的人，也将被辨别出来。那些小人结党营私、巩固地位，谗言嫉妒的人像狗一样乱叫乱咬贤人，造成的灾祸失败难道很少吗？夏商周三代因此覆灭，各诸侯国因此灭亡，后人仍然不能改变。
这就是无数官员屡屡失职，而天命国运不能长久的原因。
诗经说：“国家已经灭亡了，为什么还不引以为戒？”唉，当代的君主和世俗的统治者，不考察这些啊！
这篇《潜夫论·卷一》是王符全书的开篇，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
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学问为本）：
文章开篇就指出“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而人的价值实现依赖于“義”，义的成就依赖于“智”，智的获得依赖于“學問”。
通过列举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十一代圣贤君主都有老师的例子，强有力地论证了“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即使是圣人也需要学习才能博智硕德，何况凡人。
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和《周易》“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来比喻学习对于君子修德立业的重要性。
用玉石不琢不成器、木丝不加工不成器物来类比人没有学习就无法成就才能和德行。
引用孔子“不如學也”的例子，说明学习比空想更有益。
阐述学习的目的和动力：
学习不仅仅是为了“博己”，更是为了“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带有强烈的家族荣誉感和孝道色彩。
君子追求物质丰厚（“求豐厚”），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底其道而邁其德”，即为了实现道义、增进德行。
分析学问成就的条件与困境：
“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 指出学问的载体是书，进步在于激励，废弃在于困窘。
通过董仲舒、景君明（富而能学）和倪宽、匡衡（贫而能学）的例子，说明了成就学问需要特定的条件（富裕或极强的意志）。
批判了当时学士虽多，但真正有成就者甚少的原因：富者被财贿玷污，贫者被困乏阻碍，或因丧乱虚度光阴。
强调“假物”的重要性（善自託於物）：
用造父乘车、水师乘船的比喻，说明君子并非天生超凡，而是善于借助外物（如学习、经典）来提升自己。
用火光照亮黑暗房间的比喻，说明经典和道术就像火光，能使人心智明亮，洞察天地之道。
将经典比作巧匠的规矩准绳，是先圣留给后人的工具，后人通过学习经典，可以接近圣人的智慧和德行。
论述“务本抑末”的治国和修身原则：
提出“抑末而務本”是做人的大体，治国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
详细阐述了农桑、百工、商贾、教训、辞语、列士、孝悌、人臣等八个方面的“本”与“末”，强调坚守根本、远离末节的重要性。
批判了当时社会中脱离根本、追求末节的种种乱象，如弃农经商、工匠追求巧饰、商人贩卖无用之货、学士好谈虚无、诗赋追求诡丽、士人结党交游、孝道流于形式、官员奸佞谄媚等，认为这些是“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是“亂道之漸來”。
批判“好利”与“好义”的对立：
指出世人虽然口头上贵廉贱利，但行动上却多弃廉甘利。
用象牙、珍珠、怀璧其罪等比喻，说明无德而富贵是招致灾祸的原因。
强调财富是上天的分配，无德而富贵如同窃取天财，终将受罚。
列举周厉王、虞公、公叔戍、柏魋等因贪利而亡的例子，以及斗子文、季文子、子罕、晏子等弃利约身而流芳百世的例子，形成鲜明对比。
赞扬伯夷、叔齐、介推、颜回等坚守志节、不为富贵所动的贤人。
辨析真假贤人与世俗偏见：
指出贤人君子并非指高官厚禄，小人也非指贫贱困窘，关键在于“心行”。用桀纣、崇侯恶来（位高而小人）与伯夷叔齐、傅说胥靡（位卑而君子）对比论证。
批判世俗以“族”和“位”论贤的错误，用尧子丹朱、舜父瞽叟、叔向弟鮒、季友兄庆父（家族出身不决定贤愚）和幽厉王、颜回原思（地位高低不决定贤愚）对比论证。
强调“仁重而勢輕，位蔑而義榮”。
指出选拔人才不应拘泥于出身（如由余、越象、陈平、韩信、卫青、霍去病），关键在于是否有才能和德行。
揭示贤人难以立足的社会现实（贤难）：
所谓“贤难”，不是成为贤人难，而是贤人“免（于患难）则难”。
贤人因“循善則見妒，行賢則見嫉”，必定遭遇患难。用虞舜、伍子胥、比干、箕子、伯宗、郤宛等古今贤人受害的例子说明。
即使是受到君主信任的京房、晁错，也未能幸免于难，说明“材明未足衛身”。
即使是至圣如帝乙、文王，也曾遭遇困境，更不用说其他贤人了。
批判了世俗之人不辨真伪，随声附和，以谄媚者为仁智，以窃禄者为贤能，导致正直之士难以生存。
用“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和“司原猎猪”的故事，辛辣讽刺了当时选拔人才中存在的盲从、不辨真伪、任用庸才的现象。
最后总结，这些乱象导致“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呼吁君主务必考察辨别。
总结来说， 《潜夫论·卷一》是一篇深刻论述学习、修身、治国和人才问题的文章。王符通过大量的历史事例和生动比喻，层层深入地阐述了学问是成就德行和事业的根本，批判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重末轻本、好利轻义、不辨贤愚、嫉贤妒能等种种弊病，揭示了贤人在乱世中难以立足的困境，并呼吁统治者务必明察，崇本抑末，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文章体现了王符忧国忧民的思想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