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怀上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是在她嫁进李家的第二个年头。那个年代，怀孕生子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对于女人来说，却是一道鬼门关。
太奶奶王氏知道后，脸上难得地有了一丝松动。她盯着奶奶尚未显怀的肚子，嘟囔了一句：“最好是带把儿的。”这几乎是她能说出的最接近于期待的话了。自此，奶奶虽然依旧要操持繁重的家务，但太奶奶不再让她去挑满桶的水，重物也尽量让男人们去搬。这并非出于体贴，而是关乎她李家的血脉延续。
按照村里的习俗，怀孕的女人要“忌口”，不能吃兔子肉（怕孩子兔唇），不能吃螃蟹（怕孩子横生），但事实上，家里也难得见到荤腥。奶奶最大的享受，偶尔是三奶奶偷偷塞过来的一个鸡蛋，或者在田间地头找到的几颗野枣。
临盆那天，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奶奶的阵痛从傍晚开始，太奶奶有经验，早早让爷爷烧了一大锅热水。她亲自坐镇指挥，让三奶奶进去帮忙，二奶奶则在灶间负责烧水。爷爷和另外两个兄弟，则被赶到了屋外，只能在院子里焦躁地踱步。
没有请接生婆，太奶奶自己就是最好的接生婆。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在奶奶高高隆起的肚子上用力按压着，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用力！使劲儿！”奶奶疼得满头大汗，牙齿死死咬着嘴唇，渗出了血丝，却不敢大声喊叫，怕被婆婆骂娇气。
终于，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一声响亮的啼哭划破了寂静。
“是个小子！”三奶奶惊喜地喊道。
屋外的爷爷听到哭声，脚步顿住了，僵硬的脸上的肌肉似乎抽动了一下。太奶奶长长地舒了口气，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真切的笑容。她仔细地用准备好的、在火上烤过的剪刀剪断了脐带，将浑身皱巴巴、通红的小婴儿用旧棉布包好。
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大伯，李建国。
大伯的出生，奠定了奶奶在李家“有功之臣”的地位。至少，太奶奶对她说话的语气，不再那么尖刻。按照规矩，洗三（婴儿出生第三天举行的沐浴仪式）是要办的。虽然家境不宽裕，太奶奶还是让爷爷去镇上割了一小条肉，打了二两酒。请了本家的几位女性长辈，用艾叶、槐枝熬成的热水，由太奶奶亲自主持，一边给哇哇大哭的大伯擦拭身体，一边念着“洗洗头，做王侯；洗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的吉祥话。奶奶虚弱地靠在炕上，看着这一幕，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暖流。这个新生命，是她在这个冰冷家庭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依靠和慰藉。
此后几年，奶奶又接连生下了二伯李建军、父亲李建设和姑姑李秀芹。每一次生产，都如同在鬼门关前走一遭。孩子的接连降生，让奶奶在李家的生活更加忙碌和沉重。她要喂养孩子，要操持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还要下地挣工分。爷爷依旧是那个沉默的、只顾埋头干活的丈夫，很少对孩子们表现出亲昵。孩子们更多是奶奶一手拉扯大的。
姑姑秀芹的出生，并没有像哥哥们那样带来太多的喜悦。太奶奶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说了句：“丫头片子，也好，以后能帮着干活了。”在重男轻女的农村，女儿的地位天然就低了一等。但奶奶却对这个唯一的女儿，倾注了更多的怜爱。也许是在秀芹身上，她看到了自己年少时那模糊的影子。
几个孩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磕磕绊绊地长大。大伯作为长子，性格逐渐变得有些强势；二伯则机灵外露，有些偷奸耍滑；父亲排行老三，性格敦厚，像年轻时的三爷爷；而姑姑，则在奶奶的庇护和哥哥们的夹缝中，出落得水灵，却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倔强和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