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江柠，是顾时渊的私人医生，负责治疗他的躁郁症。
他会在发病时砸碎药瓶，却在我包扎伤口时乖巧得像只猫。
“姐姐，别走好不好？”他拉着我的衣角，眼神湿漉漉的。
我心软了，直到某天在床头发现隐藏摄像头。
画面里，他对着监控露出病态的笑：“姐姐只能看我一个人。”
而屏幕上，是我和未婚夫约会的实时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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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被一阵玻璃碎裂的声音惊醒的。
凌晨两点十七分，顾时渊的房间又出事了。我从顾家客卧的小床上爬起来，披上外套，穿过那条连接主宅的长廊。冬夜的冷风灌进领口，我打了个寒颤，加快了脚步。
他的房间在三楼尽头，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一地狼藉——药瓶滚落在墙角，白色药片散得到处都是，床头灯倒在地上，灯泡碎了，微弱的光线从残破的玻璃中透出来。
他蜷缩在床角，赤着脚踩在碎玻璃上，脚底已经渗出血来。
“时渊。”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别怕。”
他抬起头。
那双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亮得惊人，瞳孔微微涣散，是躁郁症发作时的典型症状。但他看见是我，那层戒备和狂躁忽然就褪下去了，像潮水退去后露出的沙滩。
“姐姐。”他叫我。
声音软得不像话。
我从医药箱里拿出镊子和纱布，蹲在他面前。他乖乖地把脚伸过来，一双骨节分明的手撑在床沿，低头看着我处理他的伤口。我把他脚底的碎玻璃一片片夹出来，他疼得轻轻吸气，但没有躲。
“疼就喊出来。”
“不疼。”他说，然后顿了顿，“姐姐在，就不疼。”
我抬头看他，他正好也看着我。二十四岁的男人，长着一张过分好看的脸，下颌线锋利，眉眼却生得温柔。他笑着，嘴角的弧度单纯又无辜，像一只被主人抚摸的猫。
但我知道他不是猫，他是猛虎。
顾时渊是顾氏集团的独子，名下资产过百亿，商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有躁郁症，这是他唯一的软肋，也是我留在这里的理由。
我是他的私人医生。
三年前他从国外回来，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一周换了五个看护。他的父亲找到我，开出了天价年薪。我那时刚结束一段失败的恋情，急于逃离那座城市，于是签了合同。
三年了，我看着他在躁狂期砸烂一切能砸烂的东西，在抑郁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我也看着他一点一点好起来，药量减半，发病间隔拉长，甚至能偶尔出席一些家族场合。
我以为我在治愈他。
“姐姐在想什么？”他的声音打断我的思绪。
我已经包扎完了，正在收拾医药箱。他忽然拉住我的衣角，力道很轻，像是怕弄疼我似的。
“没什么。”我说，“快两点了，你该睡了。”
“姐姐陪我。”他歪着头看我，“陪我一会儿，就一会儿。”
我知道这是不对的。
私人医生和病人之间应该保持距离。但顾时渊每次用那种眼神看我，我就说不出拒绝的话。那眼神湿漉漉的，像小狗，像小孩，像全世界最需要我的人。
我叹了口气，在床边坐下。
他立刻靠过来，脑袋枕在我肩上，一只手还攥着我的衣角不放。他身上有沐浴露的味道，混着淡淡的血腥气。我听见他呼吸渐渐平稳下来，不知道过了多久，攥着我衣角的手也松了。
我以为他睡着了。
我轻轻把他的脑袋挪到枕头上，替他盖好被子。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他在背后说：
“姐姐，别走好不好？”
我没回头，怕看见他的眼睛。
“明天早上我来给你换药。”
我关上门，走廊里的声控灯一盏盏亮起来。走出很远，还能感觉到背后那道目光。
那天之后，顾时渊越来越黏人。
他会在早上八点准时出现在我的卧室门口，端着他自己煮的咖啡，说是感谢我那天晚上照顾他。会在午饭后拉着我去花园散步，给我看他新种的花。会在晚上我下班之后发消息，有时候是问药怎么吃，有时候是发一张照片——他养的那只布偶猫，他书房新添的一本书，他晚餐里的一道菜。
每一条消息都发得恰到好处，不会太多到让我烦，也不会太少到让我忽略。
我回得很少，但每条都回。
直到有一天，我未婚夫从国外回来了。
程屿是我前男友，三年前我们分手是因为他要去读博，而我留在了国内。分手那天他说，等我回来，如果那时候我们都没有别人，就重新开始。
三年后他回来了，我们都没有别人。
我去机场接他，他推着行李箱走出来，看见我的第一眼就笑了。他瘦了一点，黑了一点，但眼睛还是那么亮。他走过来，抱了抱我，说：“江柠，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晚上我们一起吃饭，他给我讲这三年的生活，讲实验室的趣事，讲他养的那只仓鼠，讲他每次熬夜做实验都会想起我。我听着，笑着，觉得好像回到了从前。
手机响了一声。
是顾时渊的消息：“姐姐今天怎么没来？”
我放下手机，没回。
又响了一声。
“我去姐姐房间找你了，你不在。”
我皱了皱眉，把手机调成静音。
“怎么了？”程屿问。
“没什么。”我说，“工作上的事。”
回家路上，我打开手机，看见顾时渊发来的十几条消息。
“姐姐去哪里了？”
“姐姐什么时候回来？”
“姐姐是不是不要我了？”
最后一条是语音。我点开，听见他带着鼻音的声音，像刚哭过：
“姐姐，我头疼。你回来好不好？”
我攥着手机，在车里坐了很久。
第二天我照常去给他做检查。
他坐在窗边，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把那张脸映得几乎透明。我让他张嘴，他就张嘴；让他伸手，他就伸手。乖得不正常。
我给他测了心率，问他：“昨晚没睡好？”
“姐姐不在。”他说，垂着眼睛，“我睡不着。”
我没接话，继续在病历上记录。
“姐姐昨天去见谁了？”他忽然问。
我手顿了一下，抬头看他。他正盯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依赖，不是撒娇，而是——
审视。
“一个朋友。”我说。
“哦。”他笑起来，又变回那副乖巧的样子，“姐姐的朋友，我也想认识。”
“下次再说吧。”我收起病历本，“今天的药按时吃，我先走了。”
“姐姐。”他叫住我。
我回头。
他靠在窗边，阳光在他身后铺开，他逆着光，脸上的表情看不分明。
“姐姐是我的私人医生。”他说，“只能是我的。”
我以为他在撒娇。
直到三天后，我在他床头柜里找到了那个摄像头。
那天他出门了，说是临时有个公司会议，顾父让他去旁听。我照例去他房间打扫卫生——这是我的习惯，他的房间必须由我亲自收拾，因为那些药需要特殊处理。
床头柜的抽屉卡住了，我用力拉了一下，整个抽屉滑出来，东西洒了一地。
一个小巧的摄像头滚到我脚边。
红色的指示灯还亮着。
我愣了几秒，弯腰把它捡起来。这种型号我见过，可以实时传输画面，支持多终端观看，存储容量大到能把一个人的一生都录下来。
我环顾四周，忽然觉得这间熟悉的卧室变得陌生。
窗帘后面，书架上，天花板角落，我数了数，一共七个摄像头。每一个都对准了这张床。
我的手开始发抖。
我打开摄像头的存储记录，日期可以追溯到三个月前。随便点开一天，画面里是我在给他换药。我在笑，他在看我。我凑近他的伤口吹了吹，他揉了揉我的头发。
再点开一天，是我在午休。我躺在他的床上睡着了，被子盖到下巴，睡得很沉。他走进来，坐在床边，看了我很久。然后他俯下身，在我额头落下一个吻。
那个吻持续了整整三十秒。
我继续往下翻。
最近的一条记录，是前天晚上。
画面里他坐在书桌前，面前的屏幕上，是两个人在餐厅里吃饭。
是我和程屿。
画面很清晰，连我点的菜都能看清。我看见程屿给我夹菜，看见我对他笑，看见他握了握我的手。
视频突然暂停了。
顾时渊出现在画面里，他对着镜头，弯了弯嘴角。
“姐姐只能看我一个人。”他说。
声音温柔，像在说情话。
我握着摄像头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身后忽然响起脚步声，我猛地转身，看见顾时渊站在门口。
他西装笔挺，显然刚回来。他看着我，看着我手里的摄像头，没有惊讶，没有慌张，甚至没有任何解释的意图。
他只是在笑。
“姐姐，”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你找到了。”
我往后退了一步，撞上床沿。
“顾时渊。”我努力让声音不发抖，“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他走到我面前，低头看着我，伸手把我手里的摄像头拿过去，在指间转了一圈，“就是想姐姐了。姐姐不在的时候，看看视频，就不想了。”
“你这是犯罪。”
“嗯。”他点头，把摄像头放进口袋，“姐姐可以去告我的。”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他又上前一步，我们之间只剩下不到十公分的距离。他太高了，我不得不仰起头才能看见他的眼睛。
那双眼睛还是那么好看，还是那么温柔，可现在却有了一丝不同…
“姐姐，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他问。
我没回答。
他自顾自说下去：“因为你对我好。不是因为我姓顾，也不是因为我有钱，就是单纯对我好。你帮我包扎伤口，半夜过来看我，我睡着之前看见的最后一个人总是你。”
他伸出手，轻轻碰了碰我的脸。
“姐姐，我对你不好吗？”
“你监视我。”我叉开话题，说。
他顺着我解释，“那是因为姐姐总是不看我。”他的声音低下去，带着一点委屈，“姐姐去见别人，给别人夹菜，对别人笑。姐姐明明是我的，为什么要看别人？”
“我不是你的。”
“你是。”他忽然收紧了手指，攥住我的手腕，力道大得惊人，“三年前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就是我的了。”
“我是你的私人医生，不是你——”
“嘘。”他把手指抵在我唇上，低头看着我，笑得偏执，眼神温柔而疯狂，“姐姐，别说了。我怕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看见他眼底翻涌的暗潮，那是躁郁症发作的前兆。他的手在抖，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但他仍然笑着，仍然用那种深情的目光看着我。
“姐姐，你知道我发病的时候最怕什么吗？”他说，“最怕你不在。最怕我睁开眼睛，看见的人不是你。”
他松开我的手腕，后退一步，张开双臂。
“姐姐可以选择报警，现在就走。”他说，“或者——”
他看着我，眼睛里带着光，带着期待，带着病态的虔诚和占有欲。
“留下来，抱抱我。”
我没有报警。
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也许是他眼底那一点破碎的脆弱，也许是三年来那些朝夕相处的瞬间，也许只是因为那双湿漉漉的眼睛看向我的时候，我仍然会心软。
顾时渊没有关掉那些摄像头。
他换成了更小的，藏在更隐秘的地方。他告诉我每个摄像头的位置，卧室里三个，客厅两个，浴室门口一个，还有一个在我宿舍的床头柜里。
“姐姐要是不喜欢，可以不看。”他说。
我问他为什么告诉我。
他歪着头看我，像一只等表扬的狗。
“因为姐姐没有走。”他说，“姐姐留下来陪我了。”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走过来，小心翼翼地拉起我的手，把一样东西放在我掌心。
是一个遥控器。
“所有摄像头的总开关。”他说，“姐姐不高兴的时候，可以关掉。”
我攥着那个遥控器，抬头看他。
他站在我面前，明明那么高大，却低着头，像在等待一个判决。他的眼睛里全是我的倒影，装不下别的任何人。
我忽然想起三年来的每一个夜晚，想起他发病时攥着我的衣角不让我走，想起他睡着之后不自觉往我这边靠，想起每次我给他换药，他都直勾勾地看着我，好像全世界只剩我一个人。
“顾时渊。”我开口。
他立刻抬起头。
我看着他，一字一顿：
“明天程屿会来。”
他的眼神变了。那层乖巧的面具一点一点裂开，露出底下真实的、病态的、疯狂的占有欲。他向前一步，我后退一步，他再向前，我的后背撞上了墙。
他双手撑在我两侧，把我困在他和墙壁之间。他低头看着我，呼吸扑在我脸上，带着滚烫的温度。
“姐姐，”他的声音沙哑，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不要让他来。”
“他是我的未婚夫。”
“他不是。”他的眼眶红了，“姐姐是我的。只能是我的…”
我抬手，碰了碰他的脸。
他愣住了。
“顾时渊，”我说，“你想让我留下来吗？”
他拼命点头，像一只害怕被抛弃的狗。
“那你知道，”我说，“病人要听医生的话吗？”
他点头。
我踮起脚，凑近他耳边，轻声道：
“那从现在开始，我说什么，你做什么。不许问我为什么，不许跟踪我，不许偷看我的手机。”
他的呼吸重了起来。
“如果你做不到，”我退后一步，看着他的眼睛，“我现在就走。”
他死死盯着我，眼神里有挣扎，有痛苦，有疯狂，最后全部化为一种近乎虔诚的顺从。
他慢慢跪了下来。
跪在我面前，双手抱住我的腿，脸埋在我腰间。
“姐姐，”他的声音闷闷的，带着一点鼻音，“我听话。”
我低头看着他的发顶。
窗外有鸟叫，阳光落在他背上，像铺了一层金。他的身体微微发抖，抱着我的手却很紧，好像怕我下一秒就会消失。
我伸出手，慢慢摸着他的头发。
很软，和我想象的一样。
“乖。”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