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我出生在东北大地的一个偏远乡村，我出生的时候天无异象，具体说没有惊雷也没有彩虹，有的只是冬天刺骨的寒冷。我平淡无奇，我爹娘给我起的名字延用至今，我不清楚我爹耗费了多久的时间从他能够认识的极其有限的文字里去给我寻找名字，他小学毕业后就下田干活，而我娘一天书也没念过，这与当下那些年轻的父母查字典抠文字去填补他们的孩子因出生时间所产生的五行缺失的隆重程度相比，我几乎沦落到阿猫阿狗的地步，我的名字就像一篇长文里的标点符号，即使见到也根本没有人花费时间哪怕是半秒钟在脑海里去勾勒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更提不起想见我的兴趣。我就像一棵在遥远的乡村泥土里无人看管的野树，无息无声地度过光阴。我从来也没想过那一段不经意间在时光里穿行的过程会成为我在夜深人静时努力搜寻的过往，荒林蔓草与春种秋收混合在一块儿在我走过的疯狂撒野一身尘土的时光里纠缠。我是如此执着地对那些陈年旧事耿耿于怀，而且连那时候都要绝迹的毛主席相章在阳光下闪耀出的光芒都能记得起来。那时候，我是否就像一棵长在墙角每日探出头去的植物，毫无动静毫无恶意或者说毫无经意地记录了走过墙角的那些人的影子？而现在，我却很习惯地一头扎进旧时光的暗室里，偷偷地窥望旧时的村庄，努力地去冲洗关于村庄陈旧的黑白相片。
“这咱说”大娘
“这咱说……”如果我把这三个字放在任何句子的开头都会是一个明显的语法错误，可就是这三个字却牵起了对村子那棵最年老的榆树的久远回忆。在三十多年前的春日里，我还被称作尘土飞扬的“土娃娃”,我的存在就像一辆在村道上奔行的老旧摩托车不断地给村子带来噪音。那些和我一般大的乡村孩子附着在老树的枝干上采食一串串正在疯长的榆钱。以“这咱说”三个字开头的一条长句子像是从泡泡机喷出的长串泡泡从树下一直窜到树梢,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开花散叶般地沿着枝干爬进我们的耳鼓，它们属于那个站在树下将要进入中年按辈分我应该称作是大娘的乡村女人，我不知道用“乡村女人”来定义我的这位大娘是否过于错误，在我全部的记忆里，她的那双手永远都与农活无关，在那个久远时代，每一个与她年纪相仿或者更年轻的乡村女人都在在为生活无尽地忙碌，而我的这位大娘却穿着一件碎花连衣长裙优雅地走完初春到夏末的全程，这与遥远的乡村时光多么的格格不入，而她的这种格格不入明显来自于我不知道的更久远的年代，或者说它的源头已经超越了在那个时期我对于距离的认知，那时候的乡村除了发黄的旧报纸和烟盒几乎再也找不到让我感兴趣的文字，我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就是乡里的供销社，所说的铁轨与火车在十几年后才进入我的眼睛，至于东南方向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地方那不是我能理解的远度。可是在那个远度之外有一座城市叫做北京，哪里的干部比队长和村书记大多了，我对于北京的的印象从我的这个大娘开始，远远早于小学语文第一课的天门图片。
我至今也不清楚这位在院门口老榆树下告诉我们摘榆钱时一定要小心的大娘的真实姓名，我只知道她来自于北京，千里奔袭后嫁给了村里的会计，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这种华北大城到东北小屯隔山隔水的距离咋能这么轻易就给穿越了呢？大娘的语言风格绝对是自成一派，几乎每句话都要把“这咱说”三个字当做前缀，而且后面还带有北京口音的婉转起伏，说出的话连接成串，我曾经在老榆树下用我能知道的有限数字去查算“这咱说”三个字从她口中溜出的次数，但却因为出现的频率过高突破了我能认知数字的全部界限而让我犯了迷糊，从那时候起，我决定把这个女人称作是“这咱说”大娘，当然，这是属于我的专利。
“这咱说”大娘从门口的老榆树下走过，沿着村北的河岸一直走到苇场老房子前面的土桥，那时候温热的阳光已经把氤氲的水汽烘散，我娘总会与她在河岸上相遇，可我娘牵挂的是田里的农活，她要趁着阳光还不是太猛烈去清除田里的杂草，生活里没有“这咱说”大娘需要的悠闲。（没写完呢 ）（白城四中 三班老葛 2021年3月2日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