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下银票，起身前往广德楼。
刚到门口，就遇见了陈秉坤。
他是法捕房里少数肯踏实做事的华人巡捕，我俩认识多年，不算深交，却彼此知底。他较真、本分，可在租界里，人微言轻。
“顾先生，您可来了。”他迎上来，声音压得很低，“这案子我怎么看都不对劲，可上头压着，不让细查，我实在没办法。”
我点点头，一同进门。
屋内还保留着案发时的模样。
老板周宝禄缩在吧台后，眼神躲闪；靠墙站着一名老木匠，手上满是木茧，名叫杨老栓，负责这栋楼的修缮。
再加当晚靠窗的一名熟客，便是全部在场之人。
探案先问人，再看现场。
我看向周宝禄，语气平稳：“当晚从头到尾，你亲眼所见，原样说一遍。”
他打了个寒颤，用天津话磕磕绊绊道：“苏先生天天酉时准到，就坐柱子旁那桌，点威士忌、盐酥果仁，半年没变过。我在吧台擦杯子，杨师傅收拾工具，熟客靠窗坐着，谁也没动。忽然‘咚’一声，喇叭掉下来，正砸在他头上……再一看，门是从里面插死的，窗也锁着。”
“苏敬亭日日坐这一桌，杨师傅你清楚？”我转向杨老栓。
“清楚。”
“案发前一天检修，你动过什么？”
“只紧了喇叭螺丝。”
“那片红绸，你碰过没有？”
杨老栓眼皮一跳，闭口不答。
陈秉坤在旁低声道：“我之前问过好几回，都是这话。门窗我查过，确实内锁，没撬痕。”
我没说话，蹲下身，对着街外透进的光，看向铜插销槽。
一道细如发丝的划痕，藏在铜锈里，不细看根本看不见。
不是自然磨损，是细线反复勒拽留下的。
我站起身，望向那片垂得极低的猩红绸布。
它不是装饰，是遮挡。
“扶我一下。”
我踩上高脚凳，拨开绸布一角。
固定喇叭的铁环锈迹之下，有一圈均匀压痕，是长线勒出来的；竹篾缝里，沾着一点几乎看不见的香灰。
落地后，我伸开指尖给陈秉坤看：“是线香灰。”
他眉头一紧：“香灰？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