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学有所长，各抒己见，在相互碰撞中产生文明进步的火花，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正常的交流论辩如百家争鸣，即使充满火药味，对社会是没什么危害的。但如果要把一种思想，上升到治国理念的高度，那就会社会现实造成深远的影响，不可不慎之又慎。

语文老师总说语文最重要，数学老师总说数学最重要，物理、化学、外语老师也都有各自抬高自己学科重要性的理由。大凡做学问的人，都很容易有一个毛病，总是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最正确的，而且是最重要的，并不断试图扩大运用的范围和边界。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大变局时期，士人阶层兴起，社会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各大学派的领军人物，是各个诸侯国统治者拉拢利用的重要对象。而这些大人物也不遗余力地推销自己的学说，这实际上就是争夺在现实政治上的话语权，有的出于理想抱负，有的出于名利地位，良莠错杂。

02

荀子是战国时期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希望建立一套王制，实现天下一统，重新回到三代那样的盛世。他对其他学派的批评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全面的。

荀子认为，墨子只注重实用，而不知礼教的作用；宋钘单纯提倡寡欲，而不懂得人有贪婪的本性；慎到只强调法治，而不知任用贤人；申不害醉心于运用权势，而不懂得真才实学的作用，惠施只擅长于逻辑辩论，而不了解现实；庄子只知天道，而不知人道。

墨子只知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论治国之道，所以只看到了功利；宋钘只从欲望的角度论治国之道，所以只会强调知足；慎到只从法治的角度论治国之道，所以只会讨论法律条文；申不害只从权势的角度论治国之道，所以就提倡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来；惠施只从名辩的角度来论治国之道，所以只会一些不切实际的理论；庄子只从自然的角度来论治国之道，所以只知道遵循自然规律。这些说法，都只是道的一个方面，不是道的全部。

治国之道有体用之分，它的本体是永恒不变的，但它的用是千变万化的。从任何一个单一的角度出发，都不足以囊括它的全部。

荀子批评到，他们都以为自己的学说最完美，千方百计掩饰其缺陷，闭目塞听，既使自己思想混乱，又误导他人，如此这般，国家上下相互蒙蔽，必然招致祸害。

03

孔子明智而有仁德，不被某一方面的局部认识所蒙蔽，他的学问和治国方法与历代先王一脉相承。只有孔子一家的学说达到了周全的道的境界，大家用它来治理国家，就不会被自己的成见所蒙蔽了。

所以孔子的德行与周公相同，他的名声可与和夏禹、商汤和周文王并列，这就是不被蒙蔽的福气。

圣人懂得思想方法上容易犯的毛病，了解思想被蒙蔽的危害，所以圣人的思想既不执于欲望一端，也不囿于憎恶一端；既不执于开始一端，也不囿于结果一端；既不执于将来一端，也不囿于眼前一端；既不执于广博一端，也不囿于浅显一端；既不执于历史一端，也不囿于现实一端。

圣人善于从各种角度把观点都摆出来，然后根据中道的原则进行权衡，这样，各种不同的见解就不会相互对立否定，提出的学说不会违背事物内在的秩序。

04

那么权衡的标准是什么呢？

荀子说，权衡的唯一标准是道。如果心里没有正确的道，现实生活中就会否定正确的道，认同那些违背道的东西，所以心中不可以不了解什么是正确的道。

如果能够随心所欲，谁愿意坚持做自己不认同的事情（指不同于自己观点的道），而禁止自己做自己认可的事情（自己不合乎道的观点）呢？

统治者用违背道的思想去选取人才，那么一定遇到与道不符的人，而与合乎道的人失之交臂。统治者本身的思想违背了正确的道，再与和道不符的人论治国之道，这是国家祸乱的根源。

那如何才能拥有权衡的智慧呢？

荀子曰：“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守道以禁非道。”从心里理解道，而且愿意认同道；认同道，而且愿意坚守道、禁止非道。

以认同道的思想去选拔人才，那么遇到的一定是合乎道的人，那些不合道的人自然就不会登门了。

思想上愿意认同正确的道，再与合乎道的人去讨论那些违背道的事物，这是治国的关键。这样，还用担心自己没有智慧吗？

所以，把国家治理好的关键在于了解道。

05

在荀子看来，治国之道的道体就是先王之道，但治国之法要法后王，这就是用。

用是千变万化的，不可局限于某一个方面，否则就会被蒙蔽，产生片面的认识，用片面的方法治理国家，必然危害到国家的安宁和安全。

就是说，治国之法必须是周全的，合乎道的。各派的学说恰恰是局部的、片面的。在荀子眼里，墨子、慎到、申不害、宋钘、庄子和惠施等人，都只是“专家”，而不是经天纬地的“圣人”。

“专家”如果认识不到自己学说的局限性，妄图把它们上升到治国之道的高度，那么专家就成为了“砖家”。

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眼高手低，脱离现实，是很多学者的致命缺陷。王明就是反面的典型，满口经典，不知天高地厚。

这里我们借用一下老子的一句话“爱国治民，能毋以知乎”，专家学者专心做自己的学问，不要不知轻重，到处指手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