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不利局面之下，“法术之士”究竟要通过什么样的门路（何时）才能得到君主信任和重用，而君主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幡然醒悟呢？
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
更重要的是，“法术之士”主观上有着打破既得利益的坚定决心，使得他们与“当涂之人”无法共存；而客观条件又决定了，他们天然就居于无法取胜的劣势。
在这样一种矛盾的情形之下，“法术之士”的结局将注定是悲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待如同鱼肉一般的“法术之士”，“当涂之人”实在是有太多可用的手段了：
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
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
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
假如“法术之士”有可以栽赃诬陷的黑点弱点，那就用法律手段堂而皇之地将其除掉；
假如“法术之士”洁身自好实在难以找寻错处，那就豢养刺客悄无声息地结束其生命。
也就是说，这些不受重用的“法术之士”，从他们决心要施行变法那一刻起，就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不归路。无论变法成败，等待他们的就只有两种结局：不是酷吏的枉法，就是刺客的刀剑，没有第三条路可选。
朋党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于重人矣。
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贵之；
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权重之。
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不显于官爵，必重于外权矣。
与之相对的是，那些善于拉帮结派、沆瀣一气以蒙蔽君主的奸臣，善于花言巧语、歪曲事实以便利私家的小人，反而更容易获得“当涂之人”的信任。“当涂之人”一旦获得重利，自然也会投桃报李用丰厚的回报来回馈他们：
这些人但凡有一点能拿得出手的功劳，就给他们加官进爵，以使他们的地位变得显贵起来；
这些人假如连滥竽充数的名声都没有，就给他们外交职权，也一样能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也就是说，那些节操全无，纯粹靠着与权臣合伙搞欺上瞒下勾当的人，不是因为加官进爵而获得了显贵，就是通过掌握外交职权获得了重用，一个个全都混得风生水起。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固然与“智法之士”明察烛私、劲直矫奸的秉性，以及其变法强国的政治理想有着莫大的关联；但并不意味着君主就可以置身事外了，他们对于“智法之士”所遭遇的艰难处境也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是主要责任。
这也就构成了“智法之士”面临的第二个阻碍，也即君主的用人不当、识人不明，以及对法术的漠视。
今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不待见功而爵禄，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奸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门益尊。
韩非指出：如今君主对待法术之士，只要有重人的参奏，往往不等核验事实真伪，就随意施加诛戮刑罚；对待投机之人，只要有重人的推荐，往往不等见其有所建功，就随意赐予爵位俸禄。
栽下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君主如此是非不分、赏罚不明，如何能吸引正直仁善的法术之士冒着生命危险来敬献主张？又如何能让奸诈邪恶的当涂之人见好就收，尽早罢手隐退呢？
正因为朝堂之上没有法术之士的立锥之地，朝野内外遍布着当涂之人和他们的党羽。君主饱受奸邪之人的欺瞒和蒙蔽，导致的结果就是，自身的地位越来越卑微，而权臣的地位则越来越尊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