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冬天，刚满16岁的我因家庭比较困难而辍学来到涟邵矿务局利民煤矿当了一名采煤工。那时候矿上的老工人很多，对新工人的培训也比较规范。新工人培训期满后都要指定一名老工人带，并要正而八经地签订师徒合同。这样，我便有了自己的师傅。

     师傅姓李名长顺，大约四十五岁上下，脸很黑，一双眼睛很亮，一腔被烟薰得发黄的牙齿，当中镶着两颗大假牙，看起来让人格外不舒服。当班长把我介绍给他时，他“嘿嘿”地一笑，用手在我的手臂上使劲一掐说：“周伢子，当我的徒弟可要做好呷亏的准备哟”，痛得我呲牙咧嘴地狠狠瞪了他一眼，心里说：真倒霉，怎么摊上个这样的师傅？

     师傅做事既认真又苛刻，只要下了井他总是跟我絮絮叨叨地说过不停，什么“扒树脚眼要先把后面清空扒起煤来才省力”啦，“上工作面要反手攀支柱才不会打着自己”啦，“煤镐用后不能竖在地上以免别人踩上扎了脚”啦，“工间休息不能仰面朝天睡提防掉矸破了像”啦等等，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全是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师傅尤其喜欢卖弄，每天呷完班中餐后，他总要搬出他那些光荣历史，给我来上一课。说他自幼习武，三五个人莫想奈何他；说某年某月在某地过“烂地方”，好多七级工都不敢上，他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又说某某副矿长原来与他是一道进矿的，现在当官了就不认得他了。诸如此类，每天都要说上一“箩筐”，听得我耳朵都起了茧。老实说我并不怎么喜欢师傅，有时甚至有点讨厌他。

     但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改变了对师傅的看法。那天我和师傅及另外一个姓王的师傅分在一组，放炮出煤后，我们开始“支杠子”，师傅让我用煤镐学做大工，他替我扒煤当小工，支架眼挖出来后，我将煤镐顺手就挖在身后的底板煤上，师傅和那位姓王的师傅抬上梁木，我扶着支柱三个人合力把“杠子”支了起来，没想到王师傅在把“顶子”打对山时一脚踏空，掉下来时正好踩在我挖在地上的煤镐尖上，把左脚掌扎了个窟窿。师傅当时意外地没发我的火，只是用他那双有神的眼睛狠狠瞪了我一眼。我知道这次难脱干系，心里想转正肯定无望了。那料想在事故分析会上，师傅竟承认煤镐是他挖在地上的，并因此挨了降级半年的处分。看见我为此而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师傅反过来安慰我说：“没事的，挖窑的谁都会有闪失，下次注意就是了！”

     第二次感受到师傅的关爱已是出师后的第二年，那时，我所在的班已由原来的采煤改为放顶了。因为我和师傅配合默契，彼此又非常投缘，所以虽然出师了，但班长在排工时仍常常把我和师傅安排在一起。记得是6月份的一天，我们插班放顶，我和师傅为一组，被安排在老塘边抬栌加固。当时工作面灯光闪闪，支架的敲击声伴随着矸石下落的轰隆声响成一片。我正在聚精会神的扒树脚眼时，工作面下部“碰”的一声响，只听师傅惊呼一声“不好”便把我猛地推到一边，他自己却“哎哟”一声瘫倒在地。原来是放顶钩子拉断的半截木头借助惯性弹向工作面中部正在做事的人群，师傅在人们的惊呼声中将我使劲推开，他自己却被那半截顶子打中了腿弯而受了重伤。这次师傅受伤不轻，在病床上一躺就是三个月。班长安排我陪护师傅，这三个月里我和师傅影形不离地生活在一起，师傅以他丰富的阅历，给了我诸多的关怀和鼓励。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他对我说的这段话：“周伢子呀，你还年轻，不能只把眼光盯在窑里，要发挥自己的特长，做比师傅更有用的人”。

    师傅伤愈后又回到了他心爱的采煤岗位，我牢记师傅的嘱托，一边干好本职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写作。一年后我调到到工区当了宣传干事，师傅为此专程到我的宿舍里表示祝贺，师徒二人痛痛快快地喝了个一醉方休。自那以后，师傅再也没有来找过我，我也因为工作较忙而与师傅减少了联系，偶而见到师傅也只是寒喧几句便匆匆而别。后来，我应聘到矿办公室当了秘书，由于工作关系，就更难见到师傅了。再后来，我便离开了这个培育我成长，使我陶醉，催我奋进，令我魂牵梦绕的矿山，从此便再没有师傅的消息了。

     光阴荏苒，一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培育我成长的利民煤矿也已度过了她最辉煌的年代而破产关闭了。包括师傅在内的那些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矿工，被迫在痛苦和迷茫中再次去寻找各自的生存之路。在那些求生的芸芸众生中，我恍忽又看到了师傅那忙忙碌碌的身影，情不自禁地想向他和众多的矿工朋友们说一声：一路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