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成败万历：大明朝的南北撕裂
有个影响非常大的说法，叫“明亡于万历”，就是说，明是万历年间，埋下了亡国的祸根。
但是，如果你穿越到万历时代的江南或者福建、广东这些地方，或者范围再大一点，当年的南宋版图，感受到的应该不是大明朝要完，而是经济、文化上欣欣向荣的景象。
你会听到一些古板的老夫子，骂世道不行了，甚至小声嘀咕，说什么自从永乐皇帝之后，我大明风气就坏掉了之类。但是，第一，能公然这么骂，似乎也可以算社会风气比较宽容开明的表现；第二，听他骂的内容，往往是在骂年轻人不学好。
如果这个老夫子文化水平比较高，可能骂的是年轻人不服膺朱子的道理，却喜欢王阳明的“奇谈怪论”；如果是乡下的老夫子，可能骂的就是年轻人不喜欢农村朴素的生活，向往城里各种乱七八糟的新玩意。还有，书店里有好多乱七八糟的小说，很黄很暴力。
还有，很多男的在骂，如今的女人真是不学好，生活奢侈，特别关注大城市有什么时尚单品，搞得自己赚钱压力大得不得了。
总之，你可以听到很多骂声，可是这些骂声里，还真有一种经济上行期的美。
万历朝的繁荣
第一，虽然缺乏精确的数据，但是很多研究者相信，万历中前期，应该是明朝经济的巅峰。主张明代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也特别喜欢到这个时代来找论据。
宋代中国南方的经济就超过了北方，然后蒙古灭金很残暴，灭宋比较温柔，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北方被破坏得太严重，对南方其实也非常不利，北方缺少足够的购买力，南方的产能就不会被激活，没有市场，我生产个寂寞。
十六世纪，大航海时代大幕已经拉开，万历时代，也就是十六世纪后期，全球市场已经相当繁荣。按照有些学者的说法，比如写《白银资本》的德裔美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就认为这时中国就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全世界都需要中国的产品，江南的工商业，也就发展到了空前高峰。
复旦大学的樊树志教授注意到一则民间谚语的变化。宋朝的时候，喜欢说“苏湖熟，天下足”，苏州、湖州，也就是太湖流域，粮食丰收了，天下人吃饭都不愁了，说这里粮食产量高。可是到了明朝后期，这句话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湖南、湖北粮食丰收了，天下人吃饭都不愁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因为不管是国内市场还是海外市场，对棉布和生丝的需求都太大了。所以种棉花、种桑树，种植这些经济作物，收益比种粮食要高得多。江南敏锐把握住商机，从产粮区转为棉纺工业区。
下面引了一段《醒世恒言》里的文字。《醒世恒言》是短篇白话小说，但小说往往是研究社会经济非常宝贵的史料：
话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这里描述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种桑养蚕纺织丝绸，商业有多繁荣的景象。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里有个改稻为桑的情节，内容是虚构的，创意应该就是来自这段文字。
江南自己不种粮了，吃饭怎么办呢？湖南、湖北那边粮食产量起来了。这就要说，长江黄金水道真的是太黄金了，武汉以下，万吨巨轮是可以常态化行驶的。可以走大船，上游的粮食运到下游来，运费并不高，粮食卖出去，正好再采购江南的各种商品，运回上游去卖。
樊树志教授的江南市镇研究非常精彩，当时工商业繁荣到这个地步，是不是叫“资本主义”，某种意义上说是个概念游戏，反正它代表一种经济上空前的高水平，这是没什么疑问的。
第二，万历时代的思想、文化也非常活跃，取得了很多成就。
在思想领域，万历年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思想解放时代，讲学成风，书院林立，士大夫议政、批评时政成为常态。王阳明心学继续兴盛，王阳明之后，明代最重要的，被一些现代学者誉为最具颠覆性、启蒙性、解放性的思想家李贽，是万历三十年去世的。也就是说，他在万历时代活跃了三十年。虽然他最后是因为思想、言论被捕最后自杀的，这又让人拿他和苏格拉底对照。
另外，王阳明的思想怎么影响基层社会的，张艺曦先生有一本《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非常有趣。
琴棋书画，文人一向喜欢，吟诗作文，是文人的本色当行。
说通俗文学。明代的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除了《三国演义》，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版本，都是万历年间的。又写书，又编书，又做出版的通俗文学巨匠冯梦龙，出生于万历二年（1574）。说明这个时代出版业的繁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充分开发了下沉市场。
技术、博物领域，《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去世的。园林建造的专家、理论家计成，生于万历十年（1582）。他的《园冶》，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造园专著。《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徐霞客游记》的作者徐弘祖，都出生于1587年。你可能看过《万历十五年》，那就是指1587年。也就是，他们都成长于万历时代。这都是传统上不太被重视的领域，但是万历时代，诞生或者孕育了这些著作。
还有，这个时代，和西方文化接触频繁，而且开始深入。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万历十年（1582）被派往中国传教。万历二十八年（1600），徐光启和利玛窦在南京结识。万历三十五年（1607 ），两人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刊刻出版。
例子太多，说不过来。
上面说的这些人，大多数在科举领域不是很成功。徐光启是进士，但是科举之路极其坎坷；宋应星是举人，进士没考取；李时珍只是秀才；徐霞客考了一次秀才没考上就从此弃考了；《西游记》《金瓶梅》的作者，肯定文化层次更低。那么，讲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创造的时候，要不要批判科举呢？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这种文化繁荣背后的社会现实是：科举制度拉高了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
因为科举考试写八股文，内容以四书为主，而且以朱熹的解释为标准，很多人就认为科举考试禁锢思想。
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都知道明朝关于八股文有个著名的说法——“敲门砖”，门敲开了，砖头就没用了，或者门敲不开，放弃不敲了，砖头也没用了。既然八股文只是敲门砖，说明应试者在思想上对它就缺乏真正的认同，那怎么能说思想被它禁锢了呢？
只有被科举考试消磨得精疲力竭，没有力气关注其他任何问题的人，才会被八股文禁锢思想。学霸和学渣，都不会被禁锢思想。
学霸轻松考过了，然后就可以去做别的事，不会被禁锢思想；学渣对科举考试本来就不是很投入，当然也不会被禁锢思想。
科举的录取率其实很低，但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样庸俗又美好的幸存者偏差，激励了无数人刻苦读书。读书之后考不中，往往也不甘心回去做一个普通体力劳动者了。如果是在古代的某个经济下行期，社会上有那么多识文断字又没有官做的人，是非常危险的事。乾隆皇帝就特别提防这些小知识分子。但既然万历年间经济非常繁荣，也就给他们提供了各种尝试的空间。
于是，就诞生了上面这些杰出的文化人士。这些人可能是反对科举的，但是如果没有科举促成的全社会重视文化学习的氛围，这些人里恐怕不少都会是文盲，当然也就不会有这些文化贡献了。
这么说起来，万历时代好得很。经济、文化繁荣的万历时代，和埋下明朝灭亡祸根的万历时代，到底哪个才是历史真相？
这些经济成就，都是南方的；文化名人、重要著作，也都是南方的。当然，要说经济、文化领域北方的成就，也有，但是确实和南方差距越来越大了。
但是，南方实际上是处于北方的保护之下的，没有北方的九边重镇，挡住蒙古人、挡住女真人，南方不可能有这么安定的发展环境。
万历时的抗日援朝的战争，另外还有平定蒙古人哱拜（bā bài，）叛变的宁夏之役，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并称“万历三大征”。三大征之外，还有别的战争，各种军费，真是花钱如流水。
万历头疼的就是，朝廷能收上来的税，实在有限。张居正变法之后，朝廷的正税，每年该收多少白银，固定下来了。可是，海外白银源源不断涌入，白银一直在贬值，可以说，万历一朝，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温和通胀的状态。温和通胀是有利于经济繁荣的，可从朝廷的角度看，每年收上来的正税，实际上变少了，同样是收上来100万两白银，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
所以，只有重新加税。苛捐杂税本来已经并入正税了，现在又增加新的税种。加税总归是要挨骂的，但是当时那个情形，万历对南方地区加税，本来是有足够的正当性的。
问题是，万历和朝臣那个关系，很多事情没法好好讨论。最后，万历采用了最糟糕的加税方式，就是让太监出去，巧立名目地收税。
这就回到东汉的问题：
一般的地方官，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持地方治安，一个是完成税收任务。这种情况下，如果为了征税导致官逼民反，他是害怕的。正因为既要又要，所以才不能要得太狠。而太监不同，他出宫来就一个目的，把税收上来，为了收这个税，造成多大的社会破坏，他是无所谓的。
当时就有人对万历皇帝说：皇帝你收上来一分税；太监塞进自己腰包的，就有二分；太监的随从人员，瓜分三分；当地的土豪恶棍中饱私囊，占去了四分。皇帝你只增加了一分税收，小老百姓却增加了十分负担。
何况新增的税收，万历也确实在乱花。比如，他心疼儿子福王，“想让你接班，可是做不到，那就多赏你点钱吧”。万历对福王赏赐起来，真是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皇帝乱花钱，导致合理的增税也变得不合理了，也就越发给了民间抗税的理由。
世间已无张居正。看万历朝后面的历史，才深刻体会，把钱收上来但不要过分扰民，把钱花出去且能够见到效果，需要多么大的本事。
就这样，大明朝南方和北方的撕裂越来越严重，北方社会越来越危机深重，而南方很多人懵懂不觉，不知道一旦北方崩溃，接下来轮到的就会是自己。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万历皇帝驾崩，宝座上的皇帝先是他儿子，很快又换成了他孙子天启皇帝。而大明朝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太监，九千岁魏忠贤，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知识点二：何以忠贤：大明第一权宦的升职路
明熹宗天启皇帝之后，就是崇祯朝，李自成要进北京了。崇祯时代压抑而绝望，天启时代是绝望之前的癫狂。
魏忠贤是明朝最有名、权势最大、影响最恶劣的太监，而且关于他一向是段子不断，谣言满天飞。写魏忠贤生平的小说，魏忠贤死后七八个月就出版了，这真是可见明代出版业的繁荣高效。今天写本小说，作者交稿后七八个月，审稿流程还没走完呢。
正因为信息太多，所以反而导致魏忠贤的真实面目模糊。相关考证，还是推荐胡丹教授的著作。
魏忠贤的故事，体现了大明朝后期的高层权力斗争，有多么朴实无华。
魏忠贤，当然他本来不叫这个名字，叫什么已经不知道了，我们图方便，就一直叫他魏忠贤了。魏忠贤生于万历皇帝他爹隆庆皇帝的时候，比万历皇帝应该小五岁，是北直隶肃宁县（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人。
据说，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魏忠贤就已娶妻，还生了一个女儿。当时北方农村，许多男人一辈子讨不上老婆，魏忠贤有妻有女，说明家境本来甚至可能达到小康。但魏忠贤喜欢赌博，输急了，就自宫了。
自宫这事，在明清时代，不是个别现象。很多男人，觉得生活没什么奔头，就会选择自宫。早在永乐十九年，就颁布过自宫禁令，需要朝廷颁令禁止，说明这种情况有多么普遍。
万历年间，北方生活穷苦，自宫的人越来越多，皇宫不收，他们就在北京城里瞎晃，甚至到顺天府衙门前闹事，成了严重的治安问题。依照法令，一旦出现自宫行为，本人和为他做手术的，都是死刑。但朝廷再怎么强调，都没用，拦不住民间自宫的热情。所以，万历朝也多次破例扩招宦官，一次扩招就几千人，算是一项德政。
但是，按说扩招也扩不到魏忠贤这样的，因为优先还是招小孩，从小按照宫里的规矩调教，这才好使唤。魏忠贤进宫后改名李进忠，这意味着，他进宫很可能是冒名顶替。就是宫里原来就有个叫李进忠的宦官，人没了，但是管事的太监不把这事上报，而是另外找个人，顶替他的岗位，借机捞取好处。魏忠贤就走的这个后门。
明末皇宫的管理，是非常混乱的。有太监和宫女谈恋爱，后来宫女移情别恋，这个太监就离开皇宫出家去了。这事早年间是死罪，可是万历时，却在宦官里传为美谈。丑闻自然更多，有和太监相好的妓女，混进皇宫里追讨拖欠的嫖资的事，“虽然你是这样的出色，但是行有行规，无论怎么样，你要付清昨晚的过夜费啊！”有冒名顶替的情况，不奇怪。
魏忠贤在皇宫里，早年并不顺利。不顺利是正常的，他这种半路断根的宦官，在宦官里也是被歧视的。
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冬，皇长孙朱由校诞生，朱由校的母亲生子有功，进封才人，生活待遇相应提高，左右需用人手。魏忠贤被安排去做王才人的典膳，伺候她的伙食。
这是份好差事吗？当时不能算。
万历皇帝不喜欢太子，也不喜欢皇长孙，文官保着太子，没法废，但宫里的事，文官管不着，宫里得宠的是郑贵妃，日常恶心你、折磨你，那是容易得很。明末三大疑案里有个梃击案，是说万历四十三年，一个疯疯癫癫的男的，拿根棍子就往太子宫里闯，声称要打杀太子，打到前殿才被抓住，可见太子身边安保差到什么地步。
你可以猜测，魏忠贤快四十岁的时候，去给皇长孙的妈妈管伙食，是他深谋远虑，然后烧了十六年冷灶，终于熬到了皇长孙即位当皇帝。也可以认为，魏忠贤就是被安排了这么个不咸不淡的差事，未来如何，他其实并不知道。
万历皇帝驾崩，紧接着皇太子朱常洛也死了，皇长孙即位，就是天启皇帝，魏忠贤等来了翻身的一天。这一年魏忠贤五十好几了。如果天启他爹朱常洛长寿一点，当个二十年皇帝，魏忠贤就未必能等到翻身的一天了。
更重要的是，魏忠贤和天启皇帝的奶妈客氏成了相好，而天启对客氏非常依恋。
明朝后期，太监和宫女结对的情况，非常普遍，称为“对食”，字面意思就是两个人相对吃饭；或者叫“菜户”，由一起吃菜，做成的一户人家。经常在皇帝身边活动的大太监，在宫内有“直房”，可以办公，也可以住宿，但是直房严禁烟火，不能生火做饭，吃饭只能外面做好带进来。中国人还是不爱吃预制菜，要有锅气。宫女倒是可以在宫里做饭，所以太监就求着宫女帮自己弄点热乎的，一来二去，就成了一对。“对食”“菜户”，这些名目都和吃有关。
客氏本来就有个相好，是魏忠贤的大哥，叫魏朝，魏忠贤是抢了大哥的女人。
当时，魏忠贤五十多岁，客氏三十出头的年纪，客氏为什么移情魏忠贤？
当时猜测就很多，包括魏忠贤没有割干净之类。取最简单的解释，就是魏忠贤长相比较帅气，性格比较爷们儿。魏忠贤的外号，本来是“傻子”，不是真傻，而是憨直爽快，给人没什么心机的感觉。这种人对一部分女性就是天然有吸引力，在一众从小被规矩调教的宦官中间，这种魅力尤其会被放大。
大哥魏朝咽不下这口气，找魏忠贤算账，当着皇帝的面找魏忠贤打架。天启皇帝看见了也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让客氏自己挑，你选谁就是谁。客氏就选了魏忠贤。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天启皇帝有多宠着客氏，凡事都愿意随着客氏的意思来。
天启皇帝和前面的成化皇帝一样，都是小时候生活很不正常，因此对照顾自己的年长的女性，非常依赖。天启尤其到了根本离不开客氏的地步。
客氏和成化皇帝的万贵妃不同。万贵妃本来是宫女，一直留在宫里逐步升级很正常；客氏是奶妈，天启长大了，客氏按说就应该离开皇宫，可是客氏当然不想走，天启也舍不得让客氏走。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拉锯，朝臣们不断上书，让客氏走；皇帝下诏书说得特直白，我还小，我的皇后、妃子们也还小，照顾不了我。——其实天启皇帝即位的时候，搁现在也是初三升高一的年纪，说离不开奶妈，多少有点搞笑。
但没办法，客氏一度离开了，但天启茶饭不思，不久又给请回来了。
天启对如何做一个好皇帝没兴趣，专注力都在做木工上，但他对客氏有感情，客氏做什么都可以。客氏又和魏忠贤感情好，魏忠贤的机会就来了。
天启皇帝即位后，按照正常流程，接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应该是王安。
天启的父亲朱常洛，做了那么多年憋屈的皇太子，各种事务都靠王安打理。王安善于理财，太子这边捉襟见肘的，都靠他维持日常运转。王安学问、人品也挺好，是按照正常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培养流程培养起来的，和外面的文官，尤其是所谓东林党的士人关系不错。大家都是维护太子地位的嘛！
但是，和文官关系好的太监，往往在宦官里群众基础就不好。客氏更加讨厌王安，嫌他规矩太大。于是，客氏就安排魏忠贤和另一个太监王体乾做局，把王安除掉了。
于是，王体乾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魏忠贤也入了司礼监。这么安排，是因为王体乾也是传统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太监，掌印司礼监不会显得特别奇怪；魏忠贤进司礼监已经属于破格，就不让他掌印了。但是，王体乾是懂事的，知道魏忠贤和客氏的关系，所以真正说了算的，是魏忠贤。
这时候，司礼监的情况也比较特殊，万历皇帝不理政务，很多重要岗位出现空缺，他都不补。不光是外朝如此，宦官系统也是如此，司礼监掌印太监、提督东厂太监，都可以一空缺就是一年多。如果有一个成熟的行政班子，是有可能对空降领导形成一定制约的。但问题是，现在司礼监也是个稀稀拉拉的状态，所以新领导的权威就特别大。
总结一下就是：
因为天启无限放任客氏，客氏又非常支持魏忠贤，魏忠贤就成了明朝历史上，得到皇帝最大限度授权的大太监。按照明朝的太监制度，本来是根本不应该让魏忠贤这样的宦官掌权的。所以，这个明朝最大的太监，却是太监制度被破坏的产物。就好像张居正这个明朝最有权力的内阁首辅，也是内阁制度被破坏的产物。
但是，出了一个张居正，是明朝的幸运；出了魏忠贤，自然就是明朝的大不幸了。
如果司礼监掌印太监是王安的话，那么大明的权力中枢，基本上还会按照传统内阁-司礼监模式来运转。但换了魏忠贤，情况就不同了。文官眼里，魏忠贤就是文盲。当然，有研究者认为，魏忠贤还是识字的，只是文化水准不高。但这不影响大明文官眼里，魏忠贤就是文盲。
大明文官习惯于看见不合心意的事，就进行严厉的道德批判。万历年间，这种风气达到了顶点。万历皇帝精神不济，倒是有个优点，就是随便骂。朝臣们的奏章里，对万历的批判说得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话说得非常难听。而万历的态度就是，不回复，牛马才说收到呢，我收到了也不说。
所以，朝臣们批判皇帝，都是从严从重的。现在天启皇帝无限信任客氏和魏忠贤，这是典型的“妇寺干政”，应该怎么骂，史书上词儿都是现成的。问题是，就算天启的心思都在做木工上，不在乎，魏忠贤可不像万历那么大度。
天启二年（1622年），有个叫周宗建的御史，上疏弹劾魏忠贤，称他“目既不识一丁，心复不谙大义”。
魏忠贤大怒，一次经筵上，就是有学问的大臣给皇帝上公开课的时候，魏忠贤见周宗建也在，就冲到内阁大臣面前，逼内阁表态，要严惩周宗建。
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是顾全大局，会做和事佬的，就回答说：“言官之言，岂当深咎！”言过其实是言官的基本操作，听过就过去了。
但魏忠贤不甘心，又狂呼大叫着奔到皇帝面前诉苦。天启皇帝当然同情魏忠贤，下旨责打周宗建一百棍。幸亏叶向高极力劝解，这才免打。
这件事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一是，魏忠贤可能还是认识两个字的；二是，这人真是没什么城府，生气了就要发作，并不是善于设计阴谋害人的人，相反，倒是可能很容易被人利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