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凛冽寒冬的絮语
那年寒假，我照旧背着一摞书回到老家。北京打工攒下的零钱在兜里窸窣作响，奶奶倚着门框等我，棉袄袖口磨得发亮，像两片晒褪色的枯叶。
那些年的冬天，西北风都带着铁锈味。雪地上连野兔的脚印都稀稀拉拉的，像是被谁撒了把盐。村里原先六十多户人家，如今烟囱冒烟的不过七八根。晌午过后，我常蹲在门口数脚印，看它们把雪地踩出密密麻麻的小坑。夜里从村头到村尾的狗叫声，倒是此起彼伏、连绵不绝。
奶奶的老伙伴们偶尔踩着积雪来串门。郝奶奶总裹着褪色的蓝头巾，牵着她那只半人高的黑狗。那狗叫大黑，见了生人就往郝奶奶棉裤后头钻。有回邻村放二踢脚，它吓得蹿上炕，把炕桌都撞翻了，陈奶奶却只拍着它脊背哄："大黑乖，跟奶奶贴贴。"她四个儿子及孙子都在外地打工，去年春节只寄回来件红棉袄，还买大了两个号，说着便要拿给奶奶穿。
奶奶去串门回来，棉袄兜里总揣着零嘴。有时是几颗炒黄豆，有时是半块烤红薯，包在旧年历纸里，揣回来时还带着体温。她不爱开灯，总在暮色里坐着。电灯泡把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晃啊晃的。等我读书入了神，她会突然说："你家屋后边还有你四叔留下的旧皮鞋。"可等我抬头问要不要收拾，她又摆摆手："留着吧，留着吧。"
那年的雪特别大，路上积满了雪却鲜少看见人走过的脚印。腊月二十九，最后一个在外打工的堂弟也没能赶回来。三十晌午，我和奶奶围着冷清的灶台转了三圈，面缸里满满的白面，腌菜缸还没有开动。
"包饺子吧。"奶奶忽然说。她掀起蓝布围裙擦手时，我看见她腕上的银镯子空荡荡地晃——那是爷爷留下的，如今瘦得能塞进两指。
和面时她的手总在抖，麸皮簌簌地落在案板上。我擀的饺子皮像被狗啃过的月亮，她捏的褶子歪歪扭扭挤作一团。北风顺着门缝往里钻，烛光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两个佝偻的黑影正往豁了口的瓷盘里摆饺子，那些奇形怪状的面团在盘子里东倒西歪。
"哈哈哈，你看这个像不像你四叔小时候的破棉鞋？"奶奶突然笑出声，缺了门牙的嘴漏风。她举着个撑破肚的饺子，面渣沾在脸上。我跟着笑，笑着笑着喉咙发紧——这样的笑声，我在记忆里苦苦摸索，之中没有找到，它曾出现在某年某月某日。
后来我总想起那盘煮破的饺子汤。面片在浑浊的汤里沉浮，像飘着零星的雪。奶奶就着咸菜吃了两大碗，棉袄袖口蹭着嘴角说："明年咱还包。"可我知道没有明年了，北上的火车票早已订好，过完年又要走了。
直到现在才明白，那天的笑声是寒窑里擦亮的火柴。两个孤独的人守着满满一缸白面，在年关的裂缝里，偷尝了半日虚假的团圆。
除夕夜总停电，奶奶却早三天就给座机充好了电。她把电话机擦得锃亮，摆在炕头最暖和的位置。天气预报刚过，铃声就断断续续响起来——三叔在青海说买给奶奶的牛羊肉要多炖会儿才软烂，四叔从省会托班车寄来了治腿疼得药，爸爸问候奶奶吃的如何，喝的如何。奶奶把听筒贴在耳边，皱纹里都漾着笑："都好，都好，你们吃好些。"
有一年等到初一晌午，四叔的电话还没来。奶奶裹着棉袄在炕头打盹，电话铃突然炸响时，她慌得差点碰翻茶缸。后来我才知道，是四叔喝多了睡过头。那天奶奶包饺子时格外用力，面片子摔得案板咚咚响。
我考研那年没回家过年，后来听邻居说，奶奶三十晚上抱着电话机守到半夜。初一早起去给爷爷上坟，雪地反着冷光，她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坟头，发现墓边塌了个窟窿。蹲下身填土时，冷风卷着纸钱往领口钻，她突然干呕起来，手抖得抓不住坟头的枯草。
回家路上经过王家办喜事，鞭炮碎屑红彤彤铺了半条街。奶奶望着那些鲜亮的红色，想起二十年前给小儿子娶亲的光景。灶台冷清得能听见滴水声，她煨在炕头昏睡三天，初四早上却神清气爽地起来扫院子。原来有些病，是能跟着鞭炮声一块儿消散的。
读研三年，暑假带家教、写论文，寒假在北京餐馆端盘子。堂弟说，奶奶总盯着村口的老槐树发呆，可电话里她永远说："别回来，车票贵。"
工作后挤在合租房考证，简历投出去像石沉大海。有次加班到凌晨，手机突然震动——奶奶晕倒了。我攥着手机在屋子里转圈，那晚的风扎得脸生疼。父亲说三妈在医院守着，催我别急着回："你回来也帮不上忙。"这话像根鱼刺卡在喉咙，咽不下吐不出。最后一次通电话是清明前，她说院里的月季开了，蜜蜂撞得窗户纸扑簌簌响。我说等暑假就回去，她连声说好，说要把腌的香椿芽留到七月。电话那头传来三妈喊她吃药的动静，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那个暑假推开老屋门时，铁门转轴的吱呀声惊飞了房梁上的燕子。奶奶正弓着背在灶前添柴，火星子溅到补丁裤上都没察觉。我喊了声"奶奶"，她转身时险些被灶膛口的柴火绊倒——记忆里能扛起两捆麦秸的人，如今瘦得像片风干的玉米叶。
她一只手颤巍巍，吃饭时总把勺子磕在碗沿。我在灶台刷锅，听见拐杖杵地的声音由远及近。她站在五步开外盯着我，像在确认这不是场梦。风突然撞上院门，"砰"地一声惊得她哆嗦。我开门时，她攥着门框问："是不是嫌我烦了？"枯枝般的手背上，青筋一跳一跳的。
从那天起我成了她的影子。她蹒跚着去喂鸡，我就提着饲料桶；她颤巍巍倒刷锅水，我抢过盆子按她指的方向泼；有回她非要把腌菜坛子挪到西墙根，我搬了整整一下午；陪着她坐在门口的木凳上、院外的枯树边，也不言语，就是看着前方。
最让我心惊的是某个晌午。她坐在门槛上打盹，拐杖顺着斜坡往下滑。我冲过去抓住时，发现杖身密密麻麻刻满竖道——那是她独自捱过的日子，一道便是一天。
没多久，我又回去上班了，离开了家，独留下奶奶守着三间院子等我父亲回来，像极了幼儿园门口等家人来接的小朋友。
时代的尘埃，落到个人的肩头，就是一座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