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孟子）1
导言
战国中期，列国间战乱愈演愈烈。这时，在南部紧邻孔子居地的邹（邾）国，诞生了一位承前启后的儒学大师，他就是孟子。在母亲的教导下，孟子一心向学。他“受业子思之门人”，从而崇拜孔子，倡言儒道，对孔子思想和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被后人尊称为“亚圣”。
一
孟子名轲，字子居。关于孟子的生卒年也有不同说法，一般认为他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终年84岁。
关于孟子的里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称他为驺（驺通邹，邹今属山东邹城）人。邹那时是否属于鲁国，人们看法不一，但可以肯定地说，孟子与鲁国关系十分密切。
孟子居地近鲁，所以孟子说自己“近圣人（孔子）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又为鲁国孟孙氏后裔，先世是鲁国公族“三桓”中的孟孙氏。春秋后期至战国之初，由于大夫家臣势力的上升，鲁国三桓子孙们的势力明显衰微。按照《孟子》的说法，孟子在齐，丧母而归葬于鲁，说明孟子上代迁邹不久。
孟子幼年丧父，母亲从事纺织，家境比较贫寒。可以说，孟子是在严格的家教中长大的。在孟子成长过程中，他的母亲仉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列女传》《韩诗外传》等古籍记载了“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等孟母教子的传说。
年龄稍长，孟子从学于子思的弟子，这就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说的“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是孔子裔孙，从孟子的学术传承中也可以看出他与孔子的特殊关系。事实上，孟子最为敬重孔子。孟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又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他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与孔子一样，孟子也曾收徒授学，长期从事教育。孟子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仅就《孟子》所记，孟子弟子也有十几人，如公孙丑、万章、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等。中年以后，孟子怀着政治抱负游历各国。
孟子时代，尊贤纳士之风盛行，各诸侯国为变法图强，纷纷招揽人才。孟子学成后，也“以儒道游于诸侯”，宣传儒学之道，试图凭借诸侯国国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孟子曾经到过魏、齐、宋、鲁、滕、薛等不少国家，并一度担任齐宣王的客卿。
孟子最为敬重和崇拜孔子，一生的出处进退也与孔子相似。孟子游历诸侯，但他的“王道政治”理想往往与“所如者不合”，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孟子年七十余岁，后不再出游，而专心从事教育和著述，于是“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在儒学发展史上，孟子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孔子以后，人们对孔子思想取舍不同，儒家内部有所分化，而影响较大的是以子思、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通过子思这一“学术链条”，孟子学说上承孔子，后人“孔孟”连称，“仁义”并提，肯定了孟子的历史地位。后来，孔子被尊为“至圣”，孟子被称为“亚圣”。
二
《孟子》是儒家“四书”之一，是儒学的重要经典。今本《孟子》共七篇，每篇各分上、下，二百六十章，约三万五千字。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后世有不同看法。司马迁《史记》中说是孟子与弟子共作应该没有问题。
《孟子》应成书于孟子生前，主要作者是孟子，同时也有诸如万章等孟子弟子的参与。
与《论语》一样，《孟子》也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但它比《论语》又有明显发展。《孟子》全书七篇，都是以每篇首句中的几个字为篇名，内容则以问答对话的方式展开说理。《论语》文字简约、含蓄、质朴，《孟子》却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议论尖锐、机智而雄辩。《论语》给人的感觉是仁者的谆谆教诲，《孟子》给人的感觉则是智者的侃侃而谈。在论证中，孟子善用譬喻，好似信手拈来，将复杂的问题说明得清清楚楚，而且表述生动鲜明，意义尖锐深刻，此即所谓“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
三
孟子所处的时代较孔子时更为动荡，思想界也更加活跃。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同时又有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孟子在与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激烈交锋中，积极维护儒学理论，也确立了自己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大儒。
《孟子》是研究孟子思想最重要的材料。从《孟子》中可看出，那个时期，“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遂以孔子的护道者自居，辟杨、墨，正人心，系统阐发了孔子和子思的学说。
在子思人性学说的理论基础上，孟子提出了“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的道德品质，如仁、义、礼、智等乃是人性固有，与生俱来，从而否定了“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说法。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认为，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在本质上虽有区别，但又有密切联系。作为自然界的生物，在与自然一起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比较固定、大致相同的本质，以遗传的形式代代相续，作为本能乃人所共有。而社会性是在物质生产和生活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导致了人的社会属性的不同。他看到，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差异，同样也会导致社会性的不同。
在孟子的眼中，伦理道德为人所共有，具有明显的普遍性，人人都必须遵守，这是孟子人性论的一个突出特征。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从孟子对“仁、义、礼、智”的论说来看，他把人视为同类，把人同等对待。在本质上，这有别于在生物性前提下视人为同类的看法，孟子明确强调“人”应当区别于“禽兽”。
在人类存在的基础上，孟子对人所具有的善性进行了区分，他认为人性有“大体”和“小体”区别。他强调人的社会本质需要，从而区分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孟子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后人认为，这里的“大体”是指“心思礼义”，“小体”则是指“纵恣情欲”。孟子看重人的道德修养，以“仁、义、礼、智”为人性的“大体”，而把耳目口腹看成“小体”。
孟子绝不排斥后天的努力，他主张人性本善，就是要求人们保持自己固有的善性。他承认后天努力对保持善性的重要性，也认为环境对人的善性养成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他还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在孟子看来，要将“四端”发展为“仁、义、礼、智”这“四德”，还要靠后天的努力。因为“四德”“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所以，应当努力保持普遍存在的伦理道德，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成为“君子”。
孟子的性善论以对人性的存养为前提，非常符合人类终极发展的方向。孟子上接《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要按照“天命”行事，首先必须知“天命”。为此，孟子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等原则。尽心就是要尽量扩充和发展“仁、义、礼、智”等固有的“善端”，只有这样，才能完整把握、认识人的本性；能完整地认识人的本性，就能够知道“天”了，最终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境界。孟子“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人性论溯源于天、归本于人，这也是他“王道”“仁政”学说的理论根据。
在发展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孟子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理论体系。孔子的思想学说以“礼”为核心，为了论证和阐发“礼”的思想，他又较多地谈“仁”，用以解释“礼”，或把“仁”作为“礼”的最终目标，孔子以仁爱为中心的道德思想体系就是这样建立的。孔子以后，孟子发展了孔子思想，建立了具有完整体系的“仁政”学说。孟子的这一思想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多方面，他提倡“王道”“仁政”，其出发点在于“得天下”“王天下”。孟子以此游说诸侯，但在群雄竞逐的动荡时代，他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然而，孟子却坚定信念，认为“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并以此著书立说，教授生徒。
孟子“仁政”学说的纲领在于“制民之产”。要实现王道政治，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他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人民应有一定的耕地和住宅，才能安居乐业，才能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使社会有序运行。为了施行“王道”“仁政”，孟子提出得民心、与民同乐，因为“乐民之所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从这个前提出发，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论断，认为国君“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把人民提到了比社稷还高的地位。
尊贤重士是孟子“仁政”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国君要“王天下”，带来政治上的益处，就必须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还十分重视对人民施行教化。在他看来，人民有了稳定的经济生活，仅仅是“王道之始”，只有进而对人民施行教化，才能实现王道政治。这与孔子“富而后教”的思想如出一辙。孟子推崇古圣先王的教化能力，把庠序之教与政治、经济并提，有时甚至提到政令之上，把教育看作施行王道政治的根本途径。
总之，孟子立足于战国中期更加纷乱的时代，继承和发扬孔子学说，使儒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司马迁说孟子“述仲尼之意”，还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孟子》开篇就把义与利的冲突摆了出来，指出“后义而先利”的严重恶果，从而展开了“人心”与“道心”的论述。孟子的人性论、仁政主张、王道思想，其实都是对这一问题的系统与深入思考。朱子说：“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这充分显示了孟子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内容摘选自孟子研究院-浩然正气（孟子）讲读
净心斋笔录
二0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