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为简介和认识两部分：先简介该书内容及其创作背景、作者主要学术思想及其生平，再阐述我个人对书本内容的认识和看法。

一、简介

《菊与刀》是一本讲述日本人性格和日本文化最著名的代表作，为20世纪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著，分析了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及其成因（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并以此为依据推断了美国对日本的政策意见。

该书的创作背景特殊：二战后期，日本败局已定，美国对是否进攻日本本土、是否投放原子弹和占领日本后是否保留天皇，无法做出决断，因此委托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通过对日本的研究提供对日本政策的依据。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决策与她的推断意见一致，这是本书亮点之一，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研究的可取之处。一方面，承载着一个可能改变一个国家上亿人命运和整个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使命，《菊与刀》的诞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和价值，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另一方面，《菊与刀》不仅帮助世界了解日本，也作为美国占领日本和进行政治干预的工具，人类学家受聘于政府研究各国文化，其与权力阶层的合作在当今为人诟病，今天的人类学家虽然仍在一定政治制度下进行研究，但更倾向于回避某些带有明显政治和军事意图的研究项目，严肃考虑其中的道德关系。

该书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年生于纽约。她本人大学时期主修英国文学，作品文笔高妙，并善于作诗以及细腻的描述，曾以多个笔名在多个报刊发布诗文。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类学，是Franz Boas的学生，1923年获博士学位。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写成《文化的类型》(Patterns of Culture，1934年出版)一书。1940年著《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对日本的研究，即《菊与刀》一书成就最大。战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于1948年9月病逝。本尼迪克特作为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受到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的影响，她同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们的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因此，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她的作品中，尤以《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与《菊与刀》(TheChrysanthemumand the Sword)最为著名。

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论的创造性贡献的一部分在于，把心理分析概念引入对于文化的研究。她的“模式”概念就是一个行动心理学的概念，不同于许多学者所说的“类型”。文化类型是把已知的文化按事先规定的若干型加以归纳和分类；而文化模式则是规定文化特征的统一表现形态的特殊性和异质性，而非预先设定的类型分类。在做文化研究时，必须要把每一个文化视为一种独特的历史存在，一个独立的分析单元。

文化相对主义是其理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她所持的这种思想是直接针对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她认为，诸种文化模式间差异如此之大，甚至可能是完全对立的，但任何一种文化模式中的行为总有其合理的存在，无所谓等级优劣之别，每种文化模式都是一个独立整体，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取向，都有同所属社会相适应的能力。因此，文化的价值是多元的，对于每种文化，都必须按照它自身的价值和结构来考察，而并非按照某种被当做“绝对价值”的文化来对其他文化进行评判。本尼迪克特的相对主义人类学原则，倡导一种对多种价值体系的尊重。据此，她对人类学领域中的欧洲中心论进行了批判，她认为，只是由于偶然的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特定环境和条件，才使得西方文明较迄今所知的任何其他文明在16世纪后广泛传播蔓延开来。她最后得出结论，人类学的未来发展，必须超越种族中心主义，确立一种世界文化意识，只有真正从全人类的立场出发，才能理解并解决文化进步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

本尼迪克特强调文化的选择和整合在一种文化不断的演进和丰富的进程中所发挥的功能，而只有通过有选择性地吸收和糅合周围地区的异质因素并将其整合到文化模式的结构中以及改变旧有文化因子使其符合当前的文化需要，一种文化模式才能保持自有的独特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从而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的文化模式的多样性才得以形成和维持。在当今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的时代，人类世界的各种文化已经处于密切的相互关联和依赖之中，人类日益认识到不同文化间彼此了解和尊重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尊重不同民族针对自身特点所选择的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这正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论给予我们的启示，同时也映证了费孝通先生“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伟大文化追求和理念。尽管她论述的重要性已被其他理论取代（笔者查询了人类学概论相关书籍，没有查到这里的其他理论具体是指什么），但其著作中提出的问题与关怀，至今仍受到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视与关注。本尼迪克特创立的文化模式论，特别是她的文化整体观和文化相对主义的主张，给文化人类学界以极大的影响。《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她的理论“对于文化人类学，尤其是有关文化与个性这个领域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现在，每当人们研究文化问题，就都要提到这位文化模式论的创始者。

不同于许多早期的美国女人类学家离经叛道的形象，本尼迪克特始终显得温柔、害羞和内敛，这或许和她童年时患病丧失部分听力有一些关系。当她在书里强调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时或许已经意识到：其实每个人的性格，包括她自己，都可能是丰富而矛盾的。父亲在她童年时便去世了，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年幼的她从此格外抑制情感流露，甚至直言：“我不爱母亲，我恨她沉溺于悲伤。”本尼迪克特从小迷恋死亡，她曾经研究了不同印第安部落对死亡的反应，并出版《文化模式》一书。她虽与一位生物化学家结婚，但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她与志同道合的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之间的爱情。这一切表明，虽然本尼迪克特外表隐忍内敛，其实内心又很固执和叛逆，这对她的创作应该有一定影响。

二、认识

读完本书后，我基本形成了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大体认识。《菊与刀》共13章：从对战争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孩子怎样受教育，最后叙述了美国参与日本政府管理的一些决策。全书夹叙夹议，政治性鲜明，抛开了对樱花、茶道、武士道等煽情描述，更多是对家庭关系、精神信仰进行与中、美、德、法、俄等国家和地区白描式的对比，阐述其看待健康、物质、战争宣传、家族关系等的不同观念。看完本书，日本人在我心中的形象的确如作者所述一般矛盾：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但同时我又觉得，这十分正常。

个体的人往往都是矛盾的集合体，何况一个民族呢？我认为这种文化性格上的矛盾是无处不在的，并非只有日本人如此。就像作者提到美国人往往会简单将女人分为“贞女”和“荡妇”两类，这种分类恰恰体现了美国女性价值观取向普遍性的不同，难道不是一种开放与保守的民族性格矛盾吗？因此，在书的开篇极力渲染的对日本人极端迥异的描述，便多了几分做作色彩，并使我感受到美国对日本的重视以及两国之间难以跨越的文化差异——倘若是一位中国人来创作，就算是基于同样的创作背景和学术思想，也不会得出如此夸张的认识。换而言之，日本民族文化性格中的种种矛盾现象，在中国人看来是可以得到很大程度上的理解的，并没有极端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就如该书的开篇所讲：

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作战的所有敌人当中，日本人是最让人感到费解的对手。因为与这个强大的对手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巨大，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对付它。西方国家认为，即使是在战争中，也应该遵循一些符合基本人性的战争惯例，但在日本人眼里却没有这些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敌人的本性就成了一个核心问题。要与日本作战，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

我认为矛盾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善变、好学也是日本民族的一个特性，关于矛盾性的种种描述是日本人在不同情况下的应对态度，而学习则为这种转变提供了方式。战后日本接受现实抓住机会飞速发展的情况，充分反映了这两个特性。而这无疑也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取舍哪些该变，哪些该保持，即使有不当之处，大多数变革中的取舍仍然值得我国借鉴、思考。例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就有错位，导致自己文化软实力不深厚，很多文化产品发展半洋不土，而日本在二战后的发展就很能体现文化取舍的得当，既顺应了潮流，有保留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

最后，其矛盾特性形成与长期历史环境、政治形态有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利益冲突，当冲突不必以摧毁洗盘的方式解决时，适当的退让迁就能使彼此继续共存、发展，而矛盾的文化性格使双方拥有很大的转变弹性，也是日本不需改朝换代的原因之一。

因其特殊的创作背景，该书的研究对象虽然遍及日本全民，但更多以官方视角关注他们如何在政治上决策、选择，以期预测日本人对美国政策产生的反应。预测的准确程度令我相当吃惊，而战后该书在日本的畅销则让我感觉又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既对他们普遍勇于面对自我、放下过去、当变则变的性格感到吃惊（我想这同时说明我和他们民族的不同，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说变就变），又毫不意外地因为先知道了其民族特性，进而推断这种反应纯属正常。我将我认识到的日本民族特征归结于忠、恩、变、律、学五个字。其中的忠、恩，与其说这是日本民族的普遍特性，不如说是官方视角下日本统治阶层希望举国展现出来的样子。我认为日本的政治统治和精神统治也是根深蒂固的，统治阶级需要如此这般的特性，而其他阶层需要统治阶层的照拂，双方互惠的协定使得举国拥有或者表现出这些特性来。如果关注个人选择，则未必如此——这同时也符合“义理”的约束。

除了日本方面，也因该书大量使用对比，我还看到了作者眼中的一部分中国，虽然与身为中国人的我的感受不太一致，也不失为一种提供对本民族零星认识的新鲜渠道，引人思考。

看完书籍，我去简书、知乎、微博、中国知网等网络舆论平台查看了该书的读后感、评价等，又查询了作者主要的学术思想，一方面解答了一些本来没看懂的疑惑，增强了对该书的认识；另一方面，信息繁多，立场各异，水平参差，褒贬不一的评论使得我对该书的评价更难把握。

百度百科上面说：

本尼迪克特编著的《菊与刀》是一部通览日本文化、解读其矛盾性格的惊世之作，是全世界公认的现代“日本学”开山之源，行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我们了解日本不得不读的经典著作。20世纪50年代美国用它改造日本，80年代世界用它分析日本，21世纪，中国用它认识与重新发现日本。

我非常不赞同这种观点，尤其是最后一句。这本书的确是认识和了解日本不可绕过的一部经典，但其成书年代距离现在已经70余年，就算放在当时也有其局限（没有实地考察，因文化形貌论思想的限制，从一个刻板印象陷入另一个刻板印象），何况是日新月异的今天？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面貌都已经今非昔比，当今要了解飞速发展的日本，想必已不是该书所能到达的高度了。更何况光是1945年以后的“美式和平”（PaxAmericana）都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日本人的生活，更遑论进入21世纪的日本。当然，每一个社会都是极为多元甚至分裂的，并且时刻经历着变迁。即使今天来看，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格仍然存在，只是在和平发展的年代，若要在来形容，恐怕我要用“既傲娇又软萌”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而非好战、黩武了。要了解一个社会，恐怕仅凭一本书或一个结论提供的画像远远不够，了解一个国家亦是如此。

作者的生平、写作指导思想也对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一部分已经提到，本尼迪克特外表隐忍内敛，其实内心又很固执和叛逆，这与《菊与刀》中日本人矛盾的民族性格有某种相似之处。该书中、美、日对比也未见作者有明显的扬抑褒贬，可见其文化相对主义思想的运用，对不同文化尊重、包容的态度值得赞赏。比如文中对比了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死观，又对比了美、日尊严内涵的差异，并未表态哪种思想可取，哪种思想不可理喻，仅是说明问题，并尝试探讨差异的成因。至于成因，作者归因到成长模式的差异，我想是有些片面、不太严谨的，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是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影响因素应该是多元的。

由于英文水平有限，我只能看译本，对比了几个版本的翻译，我发现表达、理解仍有其不同之处，相信美国本土人士阅读本书与中国人阅读英文原著在理解上也会有出入。总的来说，我认为本书阅读价值很高，期待充实自己，日后以更好的学识、更高的眼界重新参看，获得更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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