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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常會在新國家的『建造民族』（ nation-building) 政策中同時看到一種真實的、群眾性的民族主義熱情，以及一種經由大眾傳播媒體、教育體系、行政管制等手段進行的有系統的，甚至是馬基亞維利式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灌輸。

越到殖民後期，人口調查的範疇就越來越明顯地變成純以種族來界定的範疇。

在 1911 年的時候，絕大多數被歸到某個范畤或次級範疇的人根本就不大可能用那種標籤來認識他們自己。

19 世紀 70 年代的人口調查專家的真正革新不是建構族群 - 種族的分類，而是對這些分類所做的系統性的量化。

界碑以及類似的劃定邊界的標誌確實是存在的，而且事實上當英國人從下緬甸地區往前進逼時，這類標誌在領土西界的沿線就數倍地增加了。不過這些界碑斷斷續續地被安置在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山隘和淺灘，而且往往和對方所設立的相應界碑距離甚遠。

和人口調查一樣，歐洲式的地圖是在一種概括一切分類方式的基礎上起作用的，而且這些地圖將製圖的官僚和地圖的消費者導向了具有革命性後果的政策。

如果我們去完整地探究為何這個現象會發生，以及它在何時發生的話，我們就會離題太遠了。在這裡也許只要提出一點就夠了：這種改變和兩家大東印度公司的商業殖民政權的衰落，以及直接附著於母國的真正的現代殖民地的出現有關。

推動考古事業的時機剛好和關於國家教育政策的第一次政治鬥爭發生的時間一致。

這些重建過的古跡四周常常鋪著設計得很漂亮的草坪，而且四處總會設有標示著各種日期的解說牌。這一事實正為上述那個弔詭的情境提供了很好的例證。而且，除了四處閒逛的旅客之外（並且盡可能不要有宗教儀式或朝聖之旅），這些古跡內部必須保持空無一人。以這樣的方式被博物館化以後，這些古跡就被改頭換面成為一個世俗的殖民地政府統治權威的標誌（ regalia) 。

和殖民時期的前身之間有著清楚可見的連續性的後殖民國家繼承這種形式的政治的博物館化（ political mesuemizing) 做法，也許是無足為奇之事吧。例如，在 1968 年 11 月 9 日，作為紀念柬埔寨獨立 15 週年的慶祝活動的一部分，諾羅敦 ‧ 西哈努克（ Norodom Sihanouk) 下令在金邊的國家體育場展開一個用大塊木材和混凝紙漿做成的吳哥遺址的大巴庸（ Bayon) 寺的複製品。 這個複製品非常粗製濫造，但它已經發揮了它的功能 —— 拜那段殖民時期的識別標誌化的歷史所賜，如今它可以馬上被辨認出來。

這種思考的「經線」是一個包括一切，而且可以被無限彈性地運用到任何在國家的真正控制下，或者國家想要控制的事物的分類框架：人民、地區、宗教、語言、物產、古跡 …… 這個框架的效用是對任何事物都能夠說：它是這樣，而不是那樣；它屬於這裡，而不是那裡。它是有邊界的，有確定數量的，也因此 —— 原則上 —— 是可以計算數量的。 [ 那些被標為「其他」的滑稽的分類和次級分類方格以一種了不起的官僚式、掩人耳目 (trompel 』 oeil) 的伎倆隱藏了所有活生生的異常現象。 ] 「緯線」則是可以被稱之為系列化（ serialization) 的做法 —— 也就是認為這個世界是由可複製的複數事物所組成的假設。特殊的事物總是被視為某一系列的一個臨時性的代表，而且總是被從這個角度來處理。這就是為什麼殖民地政府會在中國人還沒出現以前就想像出一個中國人的系列，並且在民族主義者還沒出現以前就想像出一個民族主義者的系列的緣故。

以一種對傳統家譜的曼妙逆轉，這個立傳方式的特徵是始於起源的現在 (originary present) 的那些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戰孕育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從色當（ Sedan) 之中產生了奧斯特利茲（ Austerlite)[ 色當（ Sedan), 法國東北部的城市， 1870 年普法戰爭時法軍大敗於此。奧斯特利茲（ Austerlitz) ，捷克中部一城市， 1805 年拿破侖在此擊潰俄奧聯軍。 —— 譯者注 ]; 華沙起義 (Warsaw Uprising)[ 作者此處所指的應該是 1943 年的華沙猶太人區起義（ Warsaw Ghetto Uprising ），也就是在納粹佔領下的波蘭猶太人為反抗被送往特雷布林卡（ Treblinka) 集中營的起義，後來因納粹的殘酷鎮壓而失敗。而所謂「華沙起義」（ Warsaw Uprising) 一般指的是 1944 年波蘭人企圖推翻德國佔領軍的失敗起義。 —— 譯者注 ] 的祖先是以色列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