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

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译释】

子禽因不解而问子贡：夫子每到一国，必知晓该国之政教情况，是闻见而知呢？还是人告而知呢？

子贡回答说：夫子通过观察一国国人国民之温良恭俭让状况，分析推测得知该国政教得失情况。夫子的闻见而知，有别于他人的闻见而知吗？

【释文】

论语编纂者将子禽与子贡的问答记录编排于此是有其文本编排上考虑的，因本章与前章存在逻辑上的关联。我们就文本进行释解，然后说明逻辑关联。本章的释解主要选取皇侃义疏中的疏解，其之后所有注释都已完全偏离文本原意，故不予参考。

（一）

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孔门十哲之一，以言语闻名，善雄辩，善货殖，系孔门首富，其诚信经商风气被称誉为“端木遗风”。

子禽，有说是孔子弟子陈亢，也有说是子贡的弟子。就本章其所问的问题来看，是子贡弟子的可能性要大。

夫子，指孔子。

（二）

释子禽之问：

释解关键在于，“闻”作何解？也是本章释解的关键所在。后世注释多数将“闻其政”释为“与闻其政”，将“闻”作“问”解。于是子禽之问就顺理释解为“夫子求于时君而得以与闻其政呢？还是时君主动要求夫子与闻其政呢？”进而臆断子禽因责怪夫子求于时君而得以与闻，故有此一问。子贡的回答自然是时君主动要求夫子与闻其政，因为孔圣人如何如何的德高望重，然后就啪啦啪啦地说一大通要向孔圣人学习的教导话头。

其实《说文》有云“闻，知聞也”。闻其政，应是知闻其政、知晓其政的意思。皇侃义疏引顾欢云“知其君所行之政也”，引梁冀云“知其政教”。《说文》：“求，索也”。《增韻》：“求，覓也”。与，賜予也。“之与”的“与”字是语助辞。如此，本节释解为，“子禽因不解而问子贡：夫子每到一国，必知晓该国之政教情况，是闻见而知呢？还是人告而知呢？”这里将“求”释为“闻见”，听到看到之意，取《增韻》中“覓”之解，即探求之意，用现代语言讲就是调查研究之意。

子禽有此一问，只是因为他想不明白，为何夫子每入一国就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和国君的施政水平。

（三）

释子贡之答：

何谓温良恭俭让？皇侃疏云：敦美润泽谓之温，行不犯物谓之良，和从不逆谓之恭，去奢从约谓之俭，推人后己谓之让。总之是五种美德，值得注意的是这五种美德都是表现于外，是可以观察测度。

后世注释多数认为子贡的回答是说，孔圣人有此五德，盛德光辉普照大地，各国时君屁颠屁颠地跑过来求孔圣人给予指点江山。解释完了还不忘打个补丁，说各国时君因受私欲所蔽，终不用圣人之政。这种解释完全是后世儒家仰望圣人时的臆想。

皇侃义疏引顾欢云：“孔子入人境，观其民之五德，则知其君所行之政也。”引梁冀云：“夫子所至之国，入其境观察风俗，以知其政教。但见其民，则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此解才是正解。

故，本节释解为，“子贡回答说：夫子通过观察一国国人国民之温良恭俭让状况，分析推测得知该国政教得失情况。夫子的闻见而知，有别于他人的闻见而知吗？”

（四）

释子贡的反问和子禽之问的消解

子贡回答中的“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这个反问是很难准确翻译出来的，蕴含丰富的辩证关系。根据子贡的理解，夫子的这种从民情中了解到政情的方法是一种探求而知，但他没有明确指明，而是问子禽夫子的闻见而知与一般人的闻见而知是否有什么区别，以此启发子禽思考。当然探求之知本质上也是一种闻见之知，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闻见之知。按理两者的对话会继续下去，但论语编纂着只截取了这么一段，所以造成后人理解上的困难。这是其一。

其二，皇侃疏云：“政是人君所行，见于民下，不可隐藏。故夫子知之，是人君所行自与之也。”故，本章还蕴含着更深的辩证关系，夫子的探求而知，同样也是为政者的施政行为告诉夫子的。因此，既可说“求而知之”，也可说“与而知之”。这样就消解了子禽之问本身。

（五）

本章讲由民情可知政情，施政对象的行为可以反映出为政者的为政行为。前章“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讲为政者为政行为可以影响到施政对象的行为，故，两章存在着一正一反的辩证关系。这种逻辑关系的存在，显现出文本编纂的意图，也证明了我们以上解释的合理性，显现出这个解释框架的解释力度。

编纂者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辩证关系，向为政者说明为政治国在己不在人。

（六）

若把本章置于学而第五“道千乘之国”章的为政三事框架下，文本编纂的意图就更加明确了。其第三事即“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就是对人的征赋和对民的征役两事，孔子就是从观察一国之中的人和民的温良恭俭让，来推测为政者是否征赋过度和征役不以时，从而评价施政行为和进一步推测政治生态。而子贡子禽对话中所谓夫子知其政之政，主要还应就是指征赋征役的情况。

征赋征役过度过滥都会导致人的不满与怨恨、民的疲于奔命和在饥饿边缘挣扎，而只有温饱和富足的状态下，人和民才会表现出温良恭俭让。从本章透露的信息来看，很有可能在春秋时期儒者看来，温良恭俭让并非是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而且只不过是人和民在与人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存状态而已。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个推测，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正因为温良恭俭让只是外在表现，所以孔子可以此来观察推测。就如，我们从观察朝鲜和欧洲的百姓生活，可以大致推断出各自所不同的社会政治状态。

附：历代注释精选

【汉学注释】

集解引郑氏注：“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与闻其国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原与之为治？赐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与人求之异，明人君自与之。”

皇侃疏：禽怪孔子毎所至之国，必早逆闻其国之风政也。故问是就其国主求而得之否乎？或是国主自呼与孔子为治而闻之否乎。子贡答说孔子所以得逆闻之由。言夫子身有此五德之美，推己以测人，故凡所至之邦，必逆闻之也。

皇侃引顾欢云：此明非求非与直以自得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内充，则是非自镜也。又云：孔子入人境，观其民之五德。则知其君所行之政也。夫子求知乎己，而诸人访之于闻。故曰异也。

皇侃引梁冀云：夫子所至之国，入其境观察风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温良，则其君政教之温良也。其民恭俭让，则政教恭俭让也。孔子但见其民，则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凡人求闻见乃知耳，夫子观化以知之。与凡人异也。

邢昺疏：此章明夫子由其有德与闻国政之事。子禽疑怪孔子所至之邦必与闻其国之政事，故问子贡曰：“此是孔子求于时君而得之与？抑人君自原与夫子为治与？”子贡答辞：敦柔润泽谓之温，行不犯物谓之良，和从不逆谓之恭，去奢从约谓之俭，先人后已谓之让。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与闻国政。他人则就君求之，夫子则修德，人君自原与之为治，故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宋学注释】

集注：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逊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辉接于人者也。言夫子未尝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时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问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后得也。圣人过化存神之妙，未易窥测，然即此而观，则其德盛礼恭而不愿乎外，亦可见矣。学者所当潜心而勉学也。

集注引谢氏曰：“学者观于圣人威仪之间，亦可以进德矣。若子贡亦可谓善观圣人矣，亦可谓善言德行矣。今去圣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见其形容，尚能使人兴起，而况于亲炙之者乎？”

集注引张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闻其政，而未有能委国而授之以政者。盖见圣人之仪刑而乐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终不能用耳。”

【他论他释】

戴望《论语戴氏注》云：德容润泽谓之温，安柔不苛谓之良，接遇慎容谓之恭，广较自敛谓之俭，推贤尙善谓之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