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公元年（573BC）二月，晋悼公即位并任命百官，任命士氏的宗子士渥浊为大傅，命其"修范武子之法"。 而这个范武子，就是士氏最强盛的一个小宗范氏的第一任家长。
范武子名士会，是士缺诸子中排名最幼，曾被封到随、范等地，因此被称作随季，范季，谥号为武。士会最早的出现是在晋文公五年的城濮之战，当时担任文公车右的魏犨因擅杀曹国大夫僖负羁被文公所罢免，由舟之侨代理。然而舟之侨在作战胜利后有些得意忘形，竟然擅自离岗提前回国了，文公只好让士会代理车右，并于回国后诛杀舟之侨。
此后多年间士会的事迹不见经传，但至少在襄公去世之前，士会就已经受封到随地，并自立门户为随氏。襄公死后，士会在秦逗留多年，在此期间，郤缺就以随会来称呼士会。
至于其流亡秦国的原因，则是由于晋襄公七年的夷之蒐，赵盾和狐射姑为了争夺权位，分别派人到国外迎立新君，士会与先蔑受赵盾委派前往秦国迎立公子雍。然而在赵盾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突然改变主意立了年幼的晋灵公，而为了阻止公子雍回国，竟然集结全部兵力在令狐打败秦军，毫无防备的公子雍死于乱军之中。士会和先蔑受命迎立新君，却不料遭此大难，情急之下只好逃往秦国。
士会逃秦本属无奈，但是灵公三年的五大夫之乱，其叔父士穀被赵盾诛杀，这就让士会似乎有些绝望，开始为秦国服务。灵公六年（615BC）的河曲之战，秦康公正是用了士会的计策，诱使赵盾堂侄赵穿不顾主帅将令擅自出战，导致晋国疲敌并趁秦国撤军进行追击的战术无法得以实施。
当时的晋国在赵盾的强硬作风之下出现了霸业的危机，晋国东要抵御赤狄，西要对抗秦国，而在中原，楚国先后征服了蔡、陈、郑、宋，逐渐蚕食晋国在中原的利益，晋国四面树敌，境况很是艰难。为了缓解周边的压力，晋国在诸浮举行了一个重要会议，商讨在士会和狐射姑之间二选一进行召回。郤缺建议召回士会，他对士会的评价是：为人处世有原则有底线，做事考虑周全，能屈能伸，而其才智也超乎寻常。
当然，郤缺认为最重要的是，狐射姑有罪，士会无罪。所谓有罪，实际上是因为狐射姑是赵盾的死敌，如果将其召回，其野心不容忽视。而士会则不同，他是家中庶子，地位低微，很容易就能为己所用，这也是赵盾最为看重的。因此会议的结果就是召回士会，而放弃狐射姑，并最终采取魏寿余诈降的办法，让士会顺利回国。
在这里需要插一句，士会在归国之后，秦国将其家室送回晋国，但似乎留下了他的一个儿子，名叫士雃，在晋悼公时期曾受秦国委派到楚国请求伐晋。祁姓先祖御龙氏据说是一个叫做飂（刘）叔安的人的后裔，其首领名叫刘累。士雃在秦国恢复了刘氏，因此又名刘轼，其后又有刘明、刘远、刘阳等继承其家室。士氏的这一支据传说就是汉朝皇室的先祖，此说不太可信，但史料有载，在此一并说明。
士会回国后放下了过去的恩怨，一心一意壮大家族，以其低调务实的作风，顺利进入内阁成为上军佐，又在景公三年的人事调整中晋升为上军将。邲之战后，中军佐先毂作茧自缚，导致先氏灭族，士会又晋升为中军佐。不久后的景公七年，荀林父告老，士会终于登上了晋国执政的宝座。
士会之所以能够以一个家族庶子的身份，一步步地攀登上权力的顶峰，与他卓越的军事才能是分不开的。秦晋的河曲之战时，秦军虽然气势汹汹，但其实力终究不如晋军，而在晋军采取的战术面前，秦军也占不到一点便宜，反而有倾覆的危险。而士会竟以一人的智谋，破解了晋国的总体作战计划，导致晋军也无法实现其目标。
晋景公元年（599BC），刚刚理清内忧外患的楚庄王，雄心勃勃地北上伐郑。晋国当时成公刚刚去世，年轻的景公刚刚继位，尚无暇顾及楚国，只是派上军佐士会救郑。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士会不仅解了郑国之围，甚至还追逐楚军将楚庄王赶到了颖水北岸。
景公三年（597BC）的邲之战时，主帅荀林父犹豫不决，卿大夫内部战和不定，各派意见纷争不断。魏锜和赵旃请命前去求和，郤克建议预先设防，但在先毂的反对下，各军都没有设防。只有士会能够不受干扰，果断地安置了七支伏兵，使得上军在全军溃败的情况下得以安然撤出战场。
邲之战后，晋国专心于对付东部山区的赤狄部落，景公六年，时任中军佐的士会随荀林父一起，灭掉了赤狄潞氏。荀林父退休后，士会又再接再厉，连续灭掉了赤狄甲氏、留吁、铎辰三部。在讨灭赤狄的过程中，虽然没有直接描述士会的表现，但以结果来看，其军事才能也是不容置疑的。
士会担任晋国执政只有不到两年时间，然而其在位期间所制定的范武子之法，却影响深远。这就不得不提士会的第二个特点，知礼。士会出生在一个以礼法立家的大家族中，其先祖杜隰叔、祖父士蒍、父亲士缺、长兄士穆子，一直都世袭士师（类似于今天法官）的职务。从小生长在这样的家族中，自然就受到了礼法的熏陶和浸染，因此在其从政期间，也一直都很重视刑法、礼仪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早在晋灵公时期，顽劣的问题少年灵公就很是让朝中元老们头疼（这些我们在赵盾弑君的章节中有介绍），身为六卿之一的士会也曾经出面劝阻灵公。在劝谏时，士会面对着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子，仍然不忘谨慎君臣的礼仪。《左传》上说他是“三进，及溜”，进，看似简单的一个字，在当时是非常繁复的一套礼仪。士会在进宫看到灵公后，很是恭敬地伏地行礼，然而灵公却假装没有看见。无奈之下，士会之后起身前进几步，再次伏地行礼。如此这般重复多次，一直到他走到了灵公的身边，灵公实在无法回避了，只好装作才看见的样子。
待到灵公说“我知道错了，一定会改”后，士会依旧是恭敬地“稽首而对”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但他又提醒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想改过自然是好的，但是一件事开始做很容易，但是能够一直坚持就很难了。“如果国君能够善始善终，就能够让国家社稷永固，礼仪秩序长存，这些都是群臣百姓所深切期盼的。”
晋景公三年的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将，在听到荀林父想要撤军时，他当场表示赞许，并说了很长的一段话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其要点主要是强调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则、礼仪等要素合乎常道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他之所以同意不进攻楚国，是因为他认为楚国君臣都能够很好地运用这些原则，做到所谓的“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能够运用这些原则的国家是很难被轻易打败的，面对正处于强盛时期的楚国，晋国应该抱持的是一种“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态度，而不是与之进行直接对抗。
又楚国派少宰到军中求和，士会代表晋国向使者陈情说：以前周平王命令我们的先君文侯，让我们和郑国一起夹辅王室，切不可废弃王命，如今郑国不尊王命，寡君派我们来质问郑国，岂敢劳动贵国前来迎送，特拜谢贵国君主好意。其言辞恳切，不卑不亢，既表达出了两国交往时的谦和之意，传达一个求和的信号，又能运用礼法秩序，将晋国的行动提高一个层次，以使得晋国能够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可以说是恰到好处。
正是因为士会有精通礼法的优点，景公七年（593BC）荀林父退休后，晋景公在任命其为执政的同时，还郑重其事地让其兼任太傅，主理刑法、礼仪事务，主持立法修法的工作。
至于原因，左传上说是因为士会平定了王室的纠纷，周定王特意设宴款待，长期在晋国政治环境中浸淫的士会对于王室的很多礼仪都很费解，因此特别询问了主持礼仪的原襄公，周定王亲自对其进行了解说。
士会在天子的解说下终于茅塞顿开，原来周礼还有这么多他不知道的细节，因此自惭形秽，在回国之后就开始搜集各代的典章制度，修缮晋国的法令，在贵族进行推广，并藉此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据说士会的改革卓有成效，法令开始实施后不久，晋国的盗匪纷纷逃往秦国。羊舌职对士会的做法赞叹不已，说“从前大禹推崇善人，让那些不善的人‘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能远离逃避。这是因为有善人治理国家，国中就没有心存侥幸的百姓，士会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羊舌职以上古圣王大禹来比喻士会，可见他对士会的做法有多赞赏。但是这种说法过于理想化了，在士会的那个还没有颁布成文法的时代，礼法律令都是国家的私藏，只有贵族才能够知晓其中的条文。不仅仅是盗匪，普通百姓对于贵族私藏的这些法律条文都是一无所知的，又何谈让晋国的盗匪一夜之间都消失无影。
倒是士会被任命为太傅，也就是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这个细节值得深究。我们知道士会是出身于律法世家的，虽然他并没有继承家族衣钵，但他毕竟深受礼法的熏染，对于礼仪和法务工作是有着很深刻的理解的，做起来自然得心应手。而晋景公正是利用其对礼法的了解，为景公的集权服务的。礼法尊崇上下各等级之间的关系，晋景公若要想从卿族手中夺取权力，就必须要有法理作为依据，而士会所制定的法令，本身就是以周礼作为蓝本，正是晋景公所喜闻乐见的。
而士会之所以愿意这样做，这与他谨小慎微的性格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在他邲之战时提前安置伏兵就能得到体现。同时在当时全军皆败，唯上军不败的情况下，有人提出迎战楚国左方阵。士会当即拒绝了这个提议，他的理由有二，一是楚军士气旺盛，如果集中兵力对付上军，上军难以抵抗。另外即便战胜了，全军皆败，上军却取得了胜利，恐怕会遭致诽谤，倒不如与其他将军一起分担战败之责。
在士会担任执政的时期内，卿族内部矛盾已经集聚到了一个临界点，士会曾因赵盾和狐射姑的政治斗争险些成为牺牲品，因此对此更是慎重。而面对无可救药的国内政治局势，他所开出的药方就是用礼法重塑各方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其在位时间太短，其努力在这方面所取得成效就有些差强人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