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汉关中蚕桑业生产的发展，有这样三重意义：（1）促成了周秦文明进步。（2）在秦与西汉时期直接提升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帝国中枢地区的经济水准，部分满足了朝廷与上层社会的消费需求。（3）当时在丝路东端起点为保障丝绸及其制品西输的货流畅通充实了货源。
秦汉时期，官营丝织业规模宏大，每年经费高达千万钱，官营丝织工场“作工各数千人”。大工商者经营的丝织业兴盛发达，《史记》载，通邑大都中从事买卖“帛絮细布”者，可“比千乘之家”。官僚地主也自营纺织，田庄中有养蚕、缫丝、织缣、染色等全部生产过程；其产品除自身消费，亦出售求利。社会消费的丝织品明显増加，《盐铁论》中说：“古者庶人耄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xǐ，指麻类植物的纤维）而已……夫罗纨文绣者，人君后妃之服也……是以文缯薄织，不鬻于市。今富者缛绣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
唐以前和唐朝的都城为了确保安全，加强防卫警戒，采用封闭式结构。四周由“城”和“郭”等多重墙垣组成骨架，封闭整个城市。城郭以内，宫殿、官署、食库、贵族官僚的府第也都筑有墙垣，甚至作为居民聚居区的“坊”和作为商业区的“市”，也建有围墙，设置警卫。唐宋之际，都城的封闭结构发生了变化。北宋东京出现沿街的各种商店酒楼；有不少商业繁荣的街道分布在交通要道。这是都城制度的重大变革，居民生活方式也发生重大变化。这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市民阶层的活跃有关系，也与手工业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和行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有关系。
宋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和四川成为丝绸主要产区。海外贸易进一步繁荣，据记载，南亚、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地50多国的海船常到华南采购丝绸。宋代造船业发达，指南针已用于航海，而且海运比陆运省钱。宋朝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宁波）秀州（嘉兴）温州、江阴、密州（山东诸城）等地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政府鼓励对外贸易，征收关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当时的海港以扬州、泉州和广州最为繁荣，这也促使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地区大力发展蚕丝生产。直航路线也越来越远，从南印度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东非海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