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即将步入真正的自我永恒存在之道。

第二章、早期思想简述

第1节. 从灵魂到大我

5.东西方本体论延承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个特别的时期被称为“轴心时代”，大约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是人类思想的一次大觉醒，不同地区的智者们几乎同时开始了对世界和人类存在的深刻思考。中国的老子和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斯、古希腊的哲学家、犹太教的先知，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角落，但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对世界本源及存在意义的持续思索。

        本体论，作为探究存在本质及其构成的哲学分支，在那时就成为东西方哲学思考的核心内容之一。我们之前提到过，“本体”思想从远古原始崇拜就已显现，历经数万年沁入人心，通过不同文化和思想体系的演进，本体论展现了多样的面貌和深刻的洞见。

        在西方，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是本体论最早的探险者。泰利斯认为水是一切的根源，阿那克西米尼则觉得气才是万物之基，而赫拉克利特相信火赋予了世界变化和生命。他们试图用自然界的元素来解释世界的构成与变动。与此同时，在东方的土地上，印度和中国的先哲也在思索着类似的问题。印度教认为作为外在的宇宙终极原因的梵和作为内在的人的本质的我在本性上是同一的，提出“梵我一如”的本体论思想；佛教以空性来应对本体论问题，强调万物无自性，主张通过修行以实现涅槃的境界。在中国，老庄尊崇 “道” 为宇宙万物的本源，矢志追求和谐、自然以及无为而治的至高境界。

        随着时代的推移，到了古典时期（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西方哲学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巴门尼德不再着眼于具体的物质，而是提出了“存在（being）”这一抽象的概念，强调理性的重要性。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念，他认为真正的实在存在于永恒的理念之中，而亚里士多德则更加关注具体事物的存在方式，他区分了不同的实体，并提出了四因说来解释事物存在的原因，本体论是他形而上学中最核心的部分。在中国，魏晋时期的玄学提倡了一种新的观念：“有生于无”，即所有可见的事物都源自于无形的本源。

        中世纪时（公元5世纪至15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发展使得西方的本体论与神学紧密结合，成为探讨上帝属性的重要工具。圣奥古斯丁以神为核心构建本体体系，奉上帝为至高无上、永恒不变的存在，信仰成为理解本体、认识世界的关键，理性用于阐释神学教义。经院哲学家安瑟伦提出上帝存在的 “本体论证明”，从上帝的概念 ——“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 出发，推导出上帝必然在现实中存在，引发持续的哲学思辨。托马斯·阿奎那结合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基督教神学，提出了上帝作为第一因的概念，影响深远。在近东或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的哲学家们也经历了从质朴唯物主义到唯理主义的转变，他们的思想深受古希腊哲学及各类东方传统思想精华，对亚里士多德推崇备至，全力注释其哲学与科学著作，形成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成为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中坚力量。在中国，宋明理学朱熹提出 “理在气先”，理作为本体规定万事万物的本质与规律，赋予世界伦理秩序内涵；王阳明主张 “心即理”，将本体诉诸本心良知，开启心学本体论，知行合一中彰显道德实践力量。在日本，禅宗的发展让人们重视直观体验和自然和谐，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实践，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进入近代（16世纪至19世纪），笛卡尔在怀疑一切的基础上，提出 “我思故我在”，以思维的自我确定性为基石，开启近代主体哲学与二元论先河，他首先把研究实体或本体的第一哲学叫做“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斯宾诺莎则坚持 “一元论” 的实体观，主张神、自然、实体同一，世间万物皆为实体的样式，按必然法则运行，用几何学方法推导哲学体系，展现理性主义构建本体论大厦的雄心。莱布尼茨提出 “单子论”，单子作为构成世界的单纯实体，没有广延却具有精神性的知觉与欲求，各自独立又按前定和谐原则相互协调，反映当时对世界微观构成与整体秩序的思考。同期，科学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变革。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确立后，本体论开始更多地关注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和结构，机械论的观点主导了当时对于世界的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认为建立抽象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不可能，对人类把握宇宙本体的能力提出怀疑，试图用先验的思维形式来弥合人的经验与物自体之间的鸿沟。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提出了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统一原则，并从纯存在的概念出发构造了存在自身辩证发展的逻辑体系。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和超善恶的姿态对传统哲学的冲击尤其剧烈，他的“上帝已死”对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批判，促使哲学从传统的形而上学向现代哲学转向。

        20世纪后，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本体论开始受到了来自不同哲学流派的普遍质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等都发出反对本体论的声音。胡塞尔的现象学将本体问题悬置起来，关注意识如何构造对象，开启了对传统本体论的新思考路径。海德格尔批判传统本体论遗忘“存在”本身，聚焦于“此在”的存在分析，认为人在时间中展开的生存体验揭示存在意义，通过操心、沉沦、向死而生等生存论环节，让存在问题重回哲学视野，促使本体论从抽象概念回归生活境遇。蒯因从逻辑实用主义出发，质疑传统本体论的诸多抽象实体设定，主张“本体论承诺”，即我们在理论建构中承诺某些实体存在，依据是理论的解释效力与简洁性，将本体论与科学理论紧密相连，推动本体论的语言分析转向。更多的哲学流派则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探讨的领域已经转到语言本身。发轫于索绪尔的现代语言观通过结构主义运动渗透到人文科学的方方面面，虽然结构主义本身没有像传统哲学那样直白的本体论，但仍然用“结构”和“关系”延续着对本体思维的依赖。解构主义起源于结构主义，它认为结构主义未能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束缚，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超越和批判。德里达指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都带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征。他主张打破形而上学对本体的僵化认识，挑战传统的本体论假设，并质疑固定的实体概念。然而，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拓展，重新建立本体论的努力也一直在进行，例如关系本体论、数学本体论和思辨实在论等。同时，源于古希腊的朴素自然观在当代思想中以新的形式存在。人们在吸收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仍然试图从统一原则出发，对世界的本原和意识的真相进行具体说明，并继续将对“满态属性”的终极追求依附于本体论之上，展开各种探索。从学术大家到普通民众，用信息、能量、量子、暗物质等“新瓶”装朴素自然观“旧酒”的现象屡见不鲜，作者在早期思想阶段也曾自悟“大我本体论”，便是其中一例。

        不得不承认，几千年来，本体论深化了我们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概念框架。通过探讨物质、意识等基本问题，本体论促进了跨学科交流，帮助建立统一的知识体系，使人们能够更有效地组织信息和解决问题。在个人层面，本体论促使人们反思人与宇宙的关系，增强自我认知，促进心理健康和个人成长。同时，理解不同文化的本体论视角有助于增进文化间的尊重和包容，减少误解，构建和谐社会。本体论不仅拓展了知识的边界，也为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宝贵的思维工具，持续地塑造着社会的发展方向，深刻影响着人类的进步。

        在本小节的最后，我想在对本体论的延承表示敬意之后，再次强调“前言”第四节中提到的第三个“敬告”——“反对将自我永恒寄托于独断的本体论”，以重申作者的观点。长期以来，人类在本体论的探索中不断获益并取得进步，这让我们仍然满怀信心地将“永恒”的希望寄托于本体论之上。然而，正是这种过度依赖，使我们似乎陷入了本体论“是之路”的迷宫之中，从而错失了对永恒真谛的解决之道。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作者在深受本体论影响的过程中发生了观点上的转变呢？这就要提到作者的“第一个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