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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道没（上）
儒家的转机终于又一次到来。
它将登上荣耀的巅峰，而后再跌向无尽的深渊。
这次掌握它命运的 ，不止是高高在上的帝王，还有他墨守成规的信徒。
宋太祖赵匡胤是武人出身，亲眼目睹了武将拥兵自重，导游了一场场朝代频繁更替的刀光剑影 ，血流成河。因此他一上台就推行“偃武修文”的国策。抑制武将，重用文人，推崇儒学，崇尚忠义仁孝之道。此后的宋朝皇帝也基本延续了这个国策，对儒道推崇备至。使得儒学声誉日隆，儒风蔚然。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到宋仁宗时，出现了“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盛况。
儒学在历经西晋后近四百年连绵战乱时的冷眼旁观，无能为力和隋唐时被道家和佛学打压，默默无闻后，终于迎来了它的盛世巅峰。
儒道庇佑下的宋朝，经济发达，富甲天下；纸香墨飞，画兴词荣，文化繁荣；人人重礼守节，国内太平祥和。著名学者陈寅恪曾做出这样的评价：吾中华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但北宋繁华太平的表象下，内忧外患已然日益深重。由于一系列限制武将的措施，使军队战斗力大打折扣，先败于辽，再败于金，就连讨伐小小的西夏，也是胜少负多。以至强敌环伺，形势岌岌可危。在财政上，出现了长期积累的“三冗”即冗兵，冗员，冗费，状况日益恶化，百姓负担加重，苦不堪言。宋王朝江河日下，盛极而衰的疲态已显。
于是，很多有识儒士多认识到要改革这些弊端，使儒学更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儒学自身必须先进行改革，突破循经析句，以古为训为主要方法的狭隘死板，给儒学注入新的活力，使之合乎社会实际，经世致用，成为很多儒士的共同心声。
于是，在轰轰烈烈的儒学改革，重振儒道的运动中，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邵雍的象数学以及三苏父子的苏氏蜀学在北宋中期先后兴起。
很快，北宋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改革运动——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这是儒道向实践寻求突破和改变的一次尝试。
这次以荆公新学为指导，以理财富国为目的的变革从一开始就遭遇巨大的阻挠和诟病。它理财富国的利益倾向；大刀阔斧变更祖宗家法的大胆举动；施行中准备不足和急功近利的种种弊端让它从一开始就处于风暴中心，被四面围攻，万夫所指。皇帝动摇了，改革半途夭折。儒道试图挽救一个王朝危亡的自我变革在内讧中失败。
经世致用的荆公新学的失败，使它的对手着重于“内圣”修养的理学便日益强大，逐渐主导了儒道的走向。
理学主导下的儒道，又将走向何方呢？
儒学大家，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在弥留之际，对程朱理学的创始人程颐说过的一段话，可以概括儒道理学的走势和未来。
“面前路径常领宽，路径窄则无著身处，况能使人行也”。——自家门前的路要拓宽一些，如果路太窄，自己就难以转身，别人又怎么走。
很多人会把邵雍的临终遗言看成是对当时王安石变法的看法，我认为这是他对程颐理学的警示和担忧。
邵雍精于易理，在当时被认为是最伟大的预言家，他对儒家理学走向的预言，一语成谶。
就像他预言宋会被金所灭一样的准确应验，程颐学派的理学思想执着于死“理”，眼界越来越狭，路越来越窄，渐渐背离了社会发展和人性之道，走进了自己设置的囚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