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对中共高级军事干部的培养》有感
该篇文章以新发现的俄罗斯档案资料为基础,较为全面地还原了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对中共高级军事干部的培养,重现了刘伯承、左权、屈武、陈启科、刘云、黄第洪六名中共学员在军事学院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揭示了他们在校表现及其选择革命道路与该学习时期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作者以新发现的俄罗斯档案材料为基础,坚持论从史出,即有一分材料说一份话。特别是作者在论述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学员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中国学员的在校评语及其后来的人生历程时,结合新发现的俄罗斯档案材料,做到了较全面理清问题而不致过度阐释。其中,对中国学员的在校评语的解读,作者并没有受到各中国学员后来的前途命运所左右,并没有因此而贬低或者抬高某中国学员。坚持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最终得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伏龙芝军事学院对学生的在校表现、特长及未来的发展,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以作为将来党组织在对其培养和使用时的参考。今天看来,学院当年的这些评语,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体现了对组织和个人高度负责的精神。”
其次,作者很好地坚持了史料互证。作者重视使用第一手资料,确保了史料的可靠性、准确性。文中以俄罗斯档案馆资料等文字史料为基础,提出论点,接着,添加了人物自传、回忆录以及口述传记等来佐证。这使文章在不失学术性的前提下,不仅增强了文章的真实性与客观性,而且使文章更具趣味性、活泼性与可读性。当然,引用口述史料时要注意其局限性,即口述史料可能由于受访者的记忆错误或主观选择而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该篇文章也注意到这一点,在考证到《屈武回忆录》里提到的中国学员回国日期的错误时,作者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当时回忆这段经历时屈武已年逾九旬,能记清楚每个时间及细节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后,作者很好地坚持了精选精用。欧阳淞指出:“如果不同类型的党史资料对同一历史事实的记录出现矛盾时,一般来说,文字资料要服从实物资料,口述资料要服从文字资料,报刊资料要服从档案资料,外部资料要服从内部资料。”本文作者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俄罗斯档案馆史料,毫无疑问,属于文字史料;《屈武回忆录》,毫无疑问属于口述史料;《屈武回忆录》要服从俄罗斯档案馆史料。因此,在考证“中国学员归国时间”这个史学界未弄清楚的历史问题时,本文作者新发现的俄罗斯档案资料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本文自诩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