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5:23起床
爱是一种能力，一种审美的能力。就像一本书，可以给你快感，也可以给你营养，还可以启发你思考，更可以带给你痛苦。给你快感的书满足了本能的需求，给你营养的书满足了你求知的欲望，给你思考的书会激发你对未知探索，而只有带给你痛苦的书，才会成为你的唯一。正如玫瑰之于小王子，玫瑰的美丽属于所有人，而玫瑰的刺才真正属于小王子。所以，所有的爱情，都需要驯养。而驯养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爱是一种能力，一种给予的能力。在爱与被爱的关系中，相对于被爱者，爱的施予者更懂得爱，更珍惜爱，更敢于去爱。比如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通常来说，父母比子女更懂得爱，更珍惜在一起的日子，在父母的目送中，儿女却头也不回。在爱情关系中也是如此，如果你发现对方只知道索取爱，那还是果断地离开，你的不断施予，并不能唤醒一颗不懂爱的心。单相思永远不可能催生爱情，爱情是相互温暖的过程。
爱是一种能力，一种理解人性复杂性的能力。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是爱的初级阶段。爱的第二阶段则是爱屋及乌，不能接受，就会成为一生的诅咒。爱一个人，就要爱他（她）的一切，包括优点与缺点。爱，并不是对一个人的缺点视而不见，也不是把一个人的缺点看作优点，而是清楚其缺点，并且弥补或者接纳它。每一个人生来都是单翼天使，只有爱能将彼此缝合在一起，奔着同一个方向，逆风飞翔。（南明 张建文）
发现对方的优长，并喜爱这个带有优长的人；
给予物质与非物质的，尤其是非物质的，比如助益其成长；
明晰其短，其不足，但更懂得人性的复杂，所以释然。
二、 继续读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 从动物到上帝》（129-163）
虽然每种文化都有代表性的信仰、规范和价值，但会不断流动改变。只要环境或邻近的文化改变，文化就会有所改变及因用。除此之外，文化内部也会自己形成一股改变的动力。就算是环境完全与外界隔绝，生态也十分稳定，还是无法避免改变。如果是物理学的法则，绝不会有不一致的例外情形，但既然这些是人类自己想象创造出的秩序，那不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矛盾。文化一直想弭平这些矛盾，因此就会促成改变。
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全球人民逐渐同意“自由”和“平等”都是基本的价值观。然而这两者根本就互相抵触！想要确保“平等”，就得限制住那些较突出的人；而要人人都能“自由”，也就必然影响所有人的平等。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全球政治史可以说就是讲述着要如何解决这种矛盾。
公园前的1000年前，出现了三种有可能达到“世界一家”概念的秩序，相信这些秩序，就有可能相信全球的人类都“在一起”，都由同一套规则管辖，让所有人类都成为“我们”， “他们”也就不复存在。这三种全球秩序，首先第一种是经济上的货币秩序，第二种是政治上的帝国秩序，而第三种则是宗教上的全球性宗教，比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三、继续读美国塞德希尔·穆来纳森 埃尔德·沙菲尔《稀缺 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77-99）
稀缺会改变我们花每一分钱、度过每一个小时、吃掉每一份食物的方式。稀缺会给我们一个不同的结果，装出一个内容不一样的行李箱：大行李箱总是装得随心所欲，还剩下不少空间；而小行李箱却总是装得十分谨慎，满满当当。
稀缺迫使我们产生了权衡式思维。所有那些没有被满足的需要俘获了我们的大脑，成了我们时时刻刻念念不忘的事情。
当我们手头缺钱时，就会非常关注那些需要支付的账单。当我们想要购买某样东西时，一直被我们惦记着的账单，就会让权衡变得显而易见起来。当我们要在紧迫的截止日期之前完成某项工作时，所有那些待办事项就会凸显在我们的大脑之中。当我们想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做点别的事情时，权衡就再一次出现。如果时间和金钱都有富余，那么我们就不会如此专注，而权衡也就不会那么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权衡式思维是稀缺引发的固有结果。
边际效应递减，即你拥有的越多，对你而言，每样额外增加的物品的价值就会越低。
稀缺还会令我们犯下更为严重的失误：带宽负担让我们深陷险境，很容易出错；忙得不可开交的人更有可能对未来的工作做出错误的规划——他此时需要将精力投入手头的工作，所以在顾及其他事项时会精神涣散、不知所措，而在这种状态下，制定出来的工作计划十有八九会存在失误。在带宽受到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我们更有可能向冲动屈服，向诱惑低头。在没有余闲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允许失误的空间。
稀缺不仅提高了失误的成本，也为人们创造了更多机会去犯下错误、做出不明智的选择。稀缺状态下，将事情做对做好会变得更加艰难，因为无论是忙碌之人的时间，还是贫穷之人的金钱，都必须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精打细算。
四、继续读罗根海《中医的文化底色》（1-201，全部完成）
淳于意(约前215年—约前140年)，古代医家名。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姓淳于，名意。淳于意曾任齐太仓令（世称仓公），精医道，辨证审脉，治病多验。曾从公孙光学医，并从公乘阳庆学黄帝、扁鹊脉书。后因故获罪当刑，其女缇萦上书文帝，愿以身代，得免。《史记》记载了他的二十五例医案，称为“诊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史记录。
张景岳（1563～1640年），本名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因善用熟地黄，人称“张熟地”，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代杰出医学家，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实际的创始者。
幼随其父游京城，十四岁时从京华名医金英学医，尽得其传。中年从军，曾到过燕、冀、鲁等地，后回乡致力于医学。于医之外，亦旁通象数、星纬、堪舆、律吕等学。[1]
张景岳积30年辛劳研究《素问》、《灵枢》，终于撰成《类经》。《类经》以类分门，详加注释，条理井然，便于寻览。在医学理论方面，张景岳根据《黄帝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提出“阳非有余”及“真阴不足”、“人体虚多实少”等理论，主张补益真阴元阳，慎用寒凉和攻伐方药，在临证上常用温补方剂，被称为“温补学派”。时人称他为“医术中杰士”、“仲景以后，千古一人”。著有《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景岳全书》（含《新方八阵》）、《质疑录》等中医学经典著作，其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孙思邈（541年—682年，存在争议），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唐代医药学家、道士，被后人尊称为“药王”。
西魏大统七年（541年），孙思邈出生于一个贫穷农民的家庭。他从小就聪明过人，长大后开始爱好道家老庄学说，隋开皇元年（581年），见国事多端，孙思邈隐居陕西终南山中，并渐渐获得了很高的声名。
孙思邈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不断积累走访，及时记录下来，终于完成了他的著作《千金要方》。唐朝建立后，孙思邈接受朝廷的邀请，与政府合作开展医学活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孙思邈年高有病，恳请返回故里。永淳元年（682年），与世长辞。
中国自古就是以农为本的国家，古代先民是朴实的农耕民族，因此，形成了“勤勉务实” “刚健有为”“天人协调”等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重视实践，尊崇生活经验的民族性决定了中国早期科学的实用性、经验性特点，其中农学、医学、天学、算学是中国人独自创造的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四大核心科学，他们都与大自然紧密相联。由于农耕生产离不开自然环境和条件，这就造成了古代先民对天、地等自然现象的崇拜和敬畏。古代的医学家把这种思想带进医学领域，就形成“天人合一”的医学观念。最初人们认为疾病是由“天帝所降” “鬼神作祟”造成，于是期盼出现能够与天、地沟通的人，那就是巫，因此，中国早期医学与许多国家一样有过巫医的阶段。巫医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坏事，它是科学之母，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它与科学医在战胜疾病的目的上是一致的，只是巫医背离了真实的方向，而经验的积累，否认的巫医的一切，这时的医学就开始进入科学发展的阶段。
其实，有什么样的病因学说，便有什么水平的医学。如温病学说产生后，人们就开始关注那些地域性、季节性、流行性的传染性疾病，这样就扩大了中医治疗的范围，发展了中医诊断和治疗的方法。巫医时代结束后， “六气”(阴阳风雨晦明）治病学说取代了“鬼神作祟”的学说，人们逐渐扩大了原有的天气变化与人的疾病有密切关系的认识，认为“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意思是善于谈论天道的，必然把天道验证于人。还认为，阴阳四时(即四季）是万物的终始、死生的本源，人类只有顺应它，才不会患病。怎样适应自然呢？中国先民认为，春、夏两季，阳气生发，并达到最旺盛的阶段，这是自然规律，人要适应它，就要保护好阳气。而中医又认为，肝是阴中之阳，心是阳中之阳，所以春、夏两季要养肝、养心，护肝、护心。秋、冬两季，阳退阴生，并达到阴气最旺盛的阶段，人要顺应自然，就要保护好阴气，这也是自然规律。中医认为，肺是阳中之阴，肾是阴中之阳，所以秋、冬两季要养肺、养肾，护肺、护肾。如此，一年四季，岂不平安、健康吗？自然之道与生命之道同道就是如此。
“天人合一”思想还有如下几个特点的思维方式：
1.“天人合一”表现为从宇宙总体上观察事物。把它运到中医学理论上，就形成了中医理论的整体思维观念。中医常把人体的各个器官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所以有“呕哕发下焦之间”的诊断，就是说中焦脾胃有了疾病，如干呕和呃逆等症，却要检查处在下焦位置上的肝和肾是否有了毛病。中医认为，如果二便通畅，上述病症即可消除。
2.“天人合一”思想把人看作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人是最宝贵的，也是有极强能动性的。对于天，也就是自然来说，人可以去适应自然，中医学以保护人的生命作为自己的医学目的，提出了积极的“治未病”思想，而不是消极地等待疾病的到来，使中医学更具人性化。
3.“天人合一”把天和人都看作是恒动的，如自然界的四季更替，人的生老病死等。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中医承认疾病的阶段性、病人个体的特异性，因此，治病根据病情的不同阶段， “治病求本”，或“逆治”，或“从治”；根据个体的差异性，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都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中医学早期的病因学说就认为“六气” (风寒暑湿燥火）太过是人患病的外部原因，如阴太过就会形成寒病，热太过就会造成喘、渴的疾病；“七情” (喜怒哀乐悲恐惊）太过是人患病的内部原因，如果洗伤心、大陆伤感的；就是某种口味过重，也会对身体健康有影响，如“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
中医在“治病求本”的原则下，主张正治(也叫逆治）的治疗方法。正治法根据疾病寒、热、虚、实的本质，采用寒病用热性药、热病用寒性药、体虚的病人用补法、实证的病人用泻下的方法，来求得病人体内阴阳的平衡，达到“中和”的状态，即五脏平和的状态。
儒学对中医学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1.儒学经典文献中的阴阳、五行、中和、太极、运气学说为中医学理论建构提供了材料和原则；儒学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中庸等思想对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
2.儒学也是“做人”的学问，它为中医学造就了一直儒医队伍，有力地保证了中医学的伦理属性和科学、理性思维。什么是儒医？明代医学家认为，儒医始于秦汉(公元前3世纪以后），具有儒和医的双重身份，他们对医学经典和医理有着深邃的领悟，而且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能传授和垂范后学，处处起到榜样作用，这样的大夫，就被看作是儒医。
至于释家，公元65年，汉明帝派官员前往当时的天竺国求佛学，携回佛经、佛像，并有竺法兰（竺法兰，东汉僧，中印度人。讽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据梁高僧传卷一载，东汉明帝派遣蔡愔至西域求取佛经，师遂于永平十年（67）与大月氏僧迦叶摩腾结伴前来中国，居于洛阳白马寺，与迦叶摩腾合译四十二章经。所译之经另有十地断结经、佛本生经、佛本行经、法海藏等。后寂于洛阳，世寿六十余。）诸人抵华，印度医学开始随佛教传入中国。
仁者寿。
仁人具有完美的人格、良好的道德情操、健康的心理。仁人长寿是因为他们淡泊名利，没有贪婪的欲望，因而能保持内心的清净。
“仁爱”是做人的大德。有大德的人都有宽广的胸怀，有宽容别人的思想，因此能够有所包容，有所承受，当外界有不利事情来侵袭的时候，包括疾病对人的侵害，仁人都可以逐一地化解而不会被击倒。
仁人理智，通达事理，善于按规律办事，不去违背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常理和规则，更不会做违背天理、人伦的事情，因此他们与周围的环境和谐、融洽，常常处在良好的自然和人际环境之中。事物的协调本身就是合理的事情，合理的事情才有长久的生命力。
仁人内心胸怀坦荡，心神安宁；对外做事光明磊落，善举无数，生活舒心如意，他们常常处在恬淡虚无的良好内心环境之中，怎么会不健康长寿呢？
仁心仁术是长期修炼的结果，体现在整治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上。比如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患者，无论他是什么身份，是怨恨的还是亲近的，是友好的还是疏远的，都要同等对待。比如要对患者有同情心，见到病人的痛苦，如同是自己身上的痛苦。大夫的工作关系到患者的生死存亡，因此诊断疾病时要细心观察，不得有半点儿的马虎。处方用药时，不要开大处方或贵重药物让患者难以买到。如此等等，都是积小仁为大仁，积小德为大德的方法，不可因善小而不为。
五、开读丹尼尔·平克《全新思维》（1-25）
迄今为止，对大脑的研究已经有30多年，其研究成果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主要差异：
左脑控制右侧身体，右脑控制左侧身体。
左脑是按照先后顺序运作的，右脑是同步进行的。
左脑专注于理解字面含义，而右脑专注于领会情境、语静。
左脑分析细节，右脑综观全局。
左脑注重单一答案，而右脑注重完整感知；左脑注重类别，而右脑注重关系；左脑捕捉细节，而右脑综观全局。
在大脑底部有两个杏仁状的结构，他们是大脑的国土安全部，称为杏仁核。杏仁核在情感分析，尤其是恐惧分析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一个位于大脑左半球，一个位于右半球，其功能是警惕我们身边的危险。
大脑扫描结果显示，当我看到的是面部表情图像时，两个杏仁核都会活跃起来，只有右侧的更活跃一些。而当看到的是场景时，左侧的更为活跃。
为什么左脑对场景的反应要大于对面部表情的反应呢？因为对场景的判断取决于连续的顺序推理能力，而这正是左脑所擅长的。当我看到的是面部表情时 ，左侧杏仁核要相对安静些，当然也并不是完全无反应。因为大量研究表明，右脑既擅长识别面孔又擅长解读表情。
即便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大多数人也都是用相同的表情表达相同的情感。
两个半脑是同时运作的，但又有各自不同的专长。左脑负责逻辑、排序、字面理解和分析，而右脑负责综合、情绪表达、语境理解和综观全局。
有些人更擅长逻辑思考和顺序推理，他们可能会成为律师、会计或工程师；有些人则更擅长全面地、直觉性的非线性推理，他们可能会成为发明家、演员或顾问。
我们把第一种思维方式称为左脑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具有典型的左脑特征。即顺序性、字面性、功能性、文本性和分析性。这一思维方式在信息时代大受欢迎，得到了严肃机构及学校的高度重视，其典型代表是电脑程序员。
我们把另一种称为右脑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具有典型的右脑特征，即同步性、言语性、审美性、预见性和综合性。这一思维方式在信息时代并未得到足够重视，被各个机构和学校所忽略，其典型代表是发明家和护理员。
以前，左脑思维是司机，而右脑思维为乘客。现在，右脑思维突然抢走了方向盘，加大油门向前奔驰，并决定我们要去哪里，以及怎样到达目的地。一直以来都被轻视和忽略的右脑能力，即艺术、共情、高瞻远瞩以及追求卓越的能力，将会越来越多地决定谁学会飞黄腾达，谁将举步维艰。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改变，但这一改变会从根本上给人以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