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常跟着父亲去大山里挖红薯。空荡荡的山谷里就我们两个人，父亲常逗趣的跟我说：“那时若你奶奶让我去云南，你就不用跟着我来山里挖红薯了”
后来，我听邻居说，父亲年轻时在云南一个工厂工作时，表现突出。工厂要求父亲把户口迁过去。父亲回来办迁移手续时，但奶奶攥着户口本坚决不同意。因为奶奶十来岁守寡，含辛茹苦的把大伯和父亲拉扯大，现在父亲却要去千里之外的云南安家，想见一面都难。无论说什么也不让父亲去。于是父亲只好在家耕田种地。
但这件事也是奶奶的一块心病，直到父亲去世那天晚上，她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抚摸着父亲的脸哭诉着：“崽呀，是我害了你呀！”但这件事自我懂事后，就从没听父亲提起过。
父亲年轻时爱唱歌，记得小时候每逢元宵节或别人结婚闹洞房对歌时。村里人总要拉父亲去露两手。特别是和村里一个叔辈合唱“十八摸”的民间小调，那是必唱曲。但后来，可能是迫于生活的压力，还有母亲常对父亲的埋怨。他就慢慢的变得沉默寡言了。每天只是在田地里，风里来雨里去，一到农闲时，就到广西去伐木挣钱。
父亲爱抽烟，为了省钱，一直是自己卷旱烟抽。这可能也是导致父亲生病的原因。刚开始父亲在田地里劳作只是觉得胸闷咳嗽，但父亲不当回事。因为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没看过病，吃过药。直到有一天突然咯出血块。在衡阳一六九医院检查。医生委宛的说是“炎症”。但父亲心疼那几百元钱一天的医药费，而坚持要出院。于是医生只好开药给父亲回家治疗，一个月后来复查病情。
而后在长沙市省肿瘤医院确诊为“肺癌”时，父亲简直就与世隔绝的呆在家里不出门了。
父亲病了两年，在那两年时间内，都是在家打针，吃药做保守治疗。但还是戒不了烟。记得有一次我撞见父亲一个人偷偷的躲在柴屋里吸烟，并用手不停的在驱散烟雾。刚好被母亲撞见，母亲就怒斥他“还要不要活了！”父亲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默默的走开。
现在想起来，我真有点后悔，我那时真应该买几条好一点的烟给他抽。直到他走后，也没抽上我给他买的烟。
二零零五年的那个冬天，母亲打电话叫我回去，我知道父亲可能快不行了。当我回到家，看着躺在床上瘦弱的父亲， 叫了一声“爸”。父亲缓慢的侧过头看着我，还是像以前我从外面回来时那样说了一句“回来啦”。只是声音再没以前那么有力，近乎于呻吟。
在我回家照顾父亲那十来天里，父亲总是趁我和母亲不在家，也不叫我们。一个人爬起来上厕所。好几次我和母亲发现他摔倒了，瘫在地上爬不起来。母亲就一边和我扶起他一边说：“都这样子了，还逞什么强呢？”
有一次隔壁邻居对我说“你父亲的病和别人的癌病不一样，我们两家这么近，从没听到他啍过一声痛”。也许父亲自始至终都想给人一种想与命远抗争，不屈服的坚强形象，特别是在自己的儿子面前。
父亲走那天晚上，奶奶在父亲床前哭得死去活来，看着奶奶悲伤的样子，我塞给奶奶几百元钱说：“父亲病了，家里也不种田了，以后，我每年就给你钱买粮食吃”。
因为记得有一次在医院病房里，就我和父亲两个人。父亲默默的看着窗外的雪山，伤感的说“这么多年来，你奶奶的零用钱，我每年都没少过，你妈妈又是个舍不得的人，这件事连她我都没说过……”我知道父亲跟我说这话的意思，但当时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父亲说完后，我们都只是默默无闻地噙着泪水看着窗外，当时整个房间里静得感觉到空气都被这个冬天冻住了。所以我这样做也算是对父亲的一个交待。
但没想到十来天来，滴米未进，连呼吸都很困难的父亲。听到了我对奶奶说的话后，竟示意我抚他坐起来，大口大口的喘着气，平静下来后。声音嘶哑的对守在床边的奶奶说：“你哭——哭么子呢，我不是还有——有崽吗？”
留给我最后一句话后，眼珠一动不动的直盯着我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