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院治疗整整十八天，理疗、针灸、口服中药以及肌肉注射鼠神经，还是没有什么改善。臀部被扎得像草筛，内心也是千疮百孔。十八天的治疗除外，我几乎每天都是在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大医院间，找名医找专家，好像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对于自己而言，无论你得的是怎么难搞清楚的病，无论你的心里是如何焦灼和彷徨，在医生看来，那都是司空见惯的。不管你挂上专家名医号是起多么的早，排了几个小时的队，或者费了多大的劲，留给你的门诊时间通常只有几分钟。我看过最牛的一个宣称是拿国务院津贴的中医专家，身边围着十几个学生做助理，病历是助理写，所有的辅助工作都是助理在做，医生的看诊时间不超过五分钟。一上午出诊三个小时，要接待近五十个患者，时间就是金钱，效率低的就是金钱，医生一个字也不愿意多说。当天我排在第42号，轮到我的时候，满怀希望地拎着一大兜子检查报告进了诊室，还没有坐定，更来不及掏出检查报告，那个医生看了看我以前的病历，也就是三言两语之间的事儿，他头也没抬，说道：运动神经元病。然后直接告诉助理开什么药。我的脑子嗡地一下短暂的停电了，等再反应过来想取出报告让医生详细看看时，药方已经开好了。医生很不耐烦地示意让我出去，我有些着急，想问一问详细的情况，医生看我没走，很生气地喝斥：赶快走！我还有好几个病人呢，有什么问题出去和助理说去。紧接着，我被一堆学生模样的助理们推搡着关在了诊室的门外。这是我得病以来最糟糕的一次就医经历，都说医者仁心，我却感到如此的失望与心寒。陪同我看病的三姑也是窝了一肚子火，我们两人气愤至少极，欲哭无泪。
病了，还得拿着钱低三下四地去求人，到处是冷眼，处处碰壁。这时候才意识到，健康是多么重要。一旦失去了，将会付出无比巨大的代价。
父亲也渐渐认识到这个病的难缠，他开始催促我去北京看病，并且埋怨我不早点去北京。说实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走这一步，我认为沈阳的医疗水平还是不错的，还想最后再试一把。我决定再找一位在沈阳很有名气的神经内科医生看看，算是孤注一掷了吧。办理完出院手续后，我又奔赴于另一家大医院，找这个专家诊治。这位名医人倒是非常和蔼有耐心，又是一番很繁琐的检查，锤敲铲刮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和程序，观察手臂和腿部肌肉以及舌肌等等，当时除了肌肉反射和肌跳比较强烈外，走路形态和肌肉萎缩程度还不怎么明显。医生得知我刚出院，他没有要求再做一些仪器检查的项目，医院的住院资源紧张，我也不想再次住院了。医生态度一直很好，他建议还是注射鼠神经，我说感觉对自己的病没有什么效果，还那么疼。他也表示无可奈何：这是医保范围的药，别的神经营养药也走不了医保。最后他给我开了脑苷肌肽，需要静脉输液。我一次只能拿三天的药，然后自己找社区医院处理。医生询问了我的职业以及工作环境，他有些同情和惋惜，半开玩笑地说我得的这个病不怎的。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快一点的办法，他笑笑，说：慢的也没有。
至于我和家人一直纠结的诊断结果，到底是不是运动神经元病？我和三姑反复向医生求证，他的答案都是：不能确定。对于此时的我，不能确定意味着还有希望，还有一线生机。他毕竟是目前为止最权威的医生。
不过，希望的肥皂泡还是破灭了。就在我们欢欣鼓舞地从医生的办公室出来时，一位前来咨询的中年妇女进了屋，她说昨天她的老母亲来看病，找的是其他医生，那个医生告诉她是运动神经元病，结果把老太太吓得都不敢来医院了。只好让女儿过来找专家问问怎么回事，就在我关门离开的那一刻，忽然听到医生在说：你看看刚走的这个女同志，也是运动神经元病，人家还好好的……原来所有的一切只是因为同情或者怜悯对我安慰设下的谎言，可是，我多么希望自己能永远生活在这个美丽的谎言之中。
无论我的外表是多么的镇定，都掩藏不住内心的慌恐和紧张。就是在那一天，我发现自己遇到熟人后，情绪激动得连一字都说不出来。连续的求医经历几乎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内心的堤坝已经出现了溃口，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撑多久。
中药一直没有间断，脑苷肌肽输液又持续了半个月，病情还是没有改善。就在我忙着治疗的时候，远在家乡母亲也没闲着，她找农村的巫医和大仙儿占卜做法，虽然我们不相信什么牛鬼蛇神，但是求医无门的时候，我也只能由他们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