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士民异心：科举得士心，重赋失民心
元朝对中原文化的抵触心理，确实要大于之前或者之后的任何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是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它接受汉文化是比金、辽、清等等要慢，要更多反复，但终究还是接受得越来越多。
早在忽必烈时代，就讨论过要不要举行科举。但是没搞成。
很多事情，忽必烈时代没办成，后来就很长时间办不成了。反正儒生们有点特殊待遇，就是不给官做。于是有人就去做编剧，元杂剧非常繁荣；有人去当医生；有人当律师；有人去钻研科技，元代科技也不错……
其实这种状态也挺好的。但是这种想法显然不是主流，传统的读书人，最大的理想还是读了书就要考试，考中了就想做官。
到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元朝终于恢复科举制。
谈到元代的科举，都会说，元朝科举录取的人数不太多，通过科举这条路进入官场的，整个元朝总共就1303人。考试的时候，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还是分开录取的，蒙古人、色目人要考中容易得多，这不公平。
在元朝，你要想有好的升迁前途，主要还是看“根脚”，就是你背景如何。汉人和南人，要靠科举改变命运，实在是很难的。
这话当然是对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恢复科举这事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考试就代表着公平，真的是很多中国人最重要的价值观。有很多人觉得，不管这个考试设计得有多么不公平，只要给考试，就比不考试的公平，人生就还有希望。1314年恢复科举，我对科举的爱一生一世。
所以元代恢复科举后，录取的人数虽然少，但是应试的人数非常多，选择读书备考的人数更多。所谓“科举取士，士气复振”。好多人都昂扬起来了。
恢复科举这事，可以说极大提升了元朝的合法性。到了现代，民国时的很多学者，希望用民族矛盾来解释元朝的灭亡，可是只要诚实地面对史料，他们就不得不承认，元朝的士大夫，很多人对元朝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这个感情是哪里来的？
固然是元朝的制度比较粗放，读书人享有的自由度比较高，或者要是憋着想发财的，权力和财富勾兑的机会也多；但是不能认为所有人就是只认利益，实际上很多人就是忠于元朝的，是有一种理想主义在的。
清代学者赵翼统计过，元朝灭亡时，为元朝殉节的，很多都是进士。这个倒是和你是蒙古人、色目人还是汉人、南人关系不大，反正“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
实际上，也不见得要中进士，有人是参加过科举考试了，就觉得自己有了忠于元朝的义务了。
有个叫郑玉的，是元朝后期的理学家，郑玉应举不第，科举之路没走通，就干脆隐居教书了。后来，元朝皇帝征聘他做翰林，当时天下已经乱了，这时候给有影响力的民间学者官做，是安抚人心的意思。
郑玉拒绝了朝廷征聘，他是忠于元朝的，很想为元朝效力的，但是他认为，“名与器，祖宗所以遗陛下，使与天下贤者共之，陛下不得私以与人，臣不敢受也。”我又没考中，你给我官做，这个不合理。
郑玉的偶像是文天祥，文天祥不是反元的嘛，他的逻辑大概是这样：你是宋朝的状元，我是元朝的落榜生，虽然成绩差距有点大，但我们都参加过科举考试，参加过哪个朝代的科举，就有为哪个朝代尽忠的义务。
所以，你文天祥不能做元朝的官，我郑玉要做官则只能做元朝的官。后来朱元璋的军队打到郑玉的家乡，要他做官，郑玉是誓死不从，最后也确实选择了绝食，以死明志了。
还有，像刘基（刘伯温）、宋濂这样的人。刘基是元朝的进士，宋濂和郑玉一样是落榜然后征聘为翰林但是没去的，他们虽然做了朱元璋的官，但是对元朝一直表现得很怀念，表示自己做明朝的官，实在是情势到这一步了，也不是自己本来的追求。
所以说，恢复了科举之后，元朝的文人士大夫，对元朝的认同还是很强的。但是，普通民众生活在元朝，感受就糟糕多了。
观察元朝的经济，会发现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元朝的开支是很大的。
元朝疆域广大，很多人说，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边患的朝代，边境上没有威胁。其实蒙古那些宗王的独立性很强，元朝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和他们的关系，还是很容易变成边患的。
所以，元朝皇帝每年都要给他们巨额赏赐，称为“岁赐”。当年宋朝给辽朝、金朝的，叫岁币，每年给的礼物；元朝叫岁赐，每年给的赏赐。从皇帝的角度说，名分大不相同；从老百姓的角度说，反正都是要我们交钱呗，到后来岁赐给的比岁币还多。
而且岁币基本上是固定的，岁赐之外，还有大量随机的赏赐，那个数额就没有办法精确统计了。
还有，元朝制度当中那些蒙古传统的东西，有的中原人看来也不陌生，这不就是恢复分封制了吗？分封制是很容易导致国家分裂的，元朝为什么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呢？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元朝皇帝赏赐给得多。
再有，留在蒙古人漠北老家的牧民，生活很苦，有个天灾就可能活不下去，你不安抚好他们，也很容易变成边患，那也得给钱。
还有，元朝的皇位继承一直挺乱的，各派政治势力斗争不已。这也导致了，新皇帝即位，就要感谢支持者，安抚反对者，又是大笔赏赐发出去。
所以，元朝的赏赐，成了一个非常沉重的财政负担。另外，蒙古人喜欢举行超大规模的宴会，还有很多宗教仪式，尤其是藏传佛教的一些活动，也都非常烧钱。
元朝和宋朝比，看起来好像很多宋朝要花钱的地方，元朝都不用花，但是元朝还是开支巨大，把自己弄到入不敷出的境地，也算殊途同归了。
第二，因为朝廷开支大，元朝百姓的负担是很沉重的。
一是制度上讲，百姓的负担本身就很重。
相比宋朝，元朝的制度是有很多倒退的。宋朝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以赋代役”。所谓“役”，就是老百姓要为官府提供无偿劳动；“以赋代役”就是你交钱就行，官府用这个钱去雇人劳动。
以赋代役当然在实践当中也有很多问题，但总体上，比直接要求民众服役是要进步的。元朝改回去了，还是各种要求人服役。
所以，看起来元朝的税好像是轻一点，实际上元朝的役很重，而赋和役叠加，那就重上加重了。
二是执行上看，元朝的管理很宽松，所以寻租空间特别大。
在最富庶的江南，元朝的蒙古、色目高官，和汉人、南人的大地主、有钱人，是互相勾结的关系。
因为很多元朝高官根本不懂如何治理地方，所以事情就都交给了当地的大地主、有钱人去办。南人说起来地位是最低的，但实际上权力却可能非常大。然后，他们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自然会偏袒自己，把所有的负担都转嫁到普通民众头上。
政策层面的宽松，实质上只有少数特权者享受这种宽松，民众仍然要承受凶狠的压榨。而且元朝的特权阶层总体上文化素质比较低，所以欺负起老百姓来，还特别不虚伪。
张养浩的那首著名的《山坡羊》：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元代普通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
海运民怨
海运比运河是方便太多了，但是正因为太方便了，元朝对江南就索取无度了。元朝后期从南方运到北方去的粮食，是元代初年的五十倍以上。
元朝政府的工作，是做得很粗的，这个粗表现在方方面面：
第一，海运的粮食在不断增加，但提供这些粮食的范围，却反而被缩小了。因为如果把江南内地的粮食运到沿海，然后再北运，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
蒙古人嫌烦，然后觉得沿海地区，平江（今苏州）、嘉兴、湖州，反正挺富裕的，这些担子你们就都挑起来吧。所以这个重担，就全部压到这些地方了。
元朝的赋税收入，江浙行省承担了十分之九，而平江、嘉兴、湖州这三个地方，据说又承担了江浙的十分之六七。
第二，元朝海运的管理水平，越往后越糟糕。
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刚开春的时候，大都缺粮，朝廷要求江浙行省赶紧运粮过来，海运高度依赖夏季的东南季风，早春时分要运粮，这是胡闹，但是没有办法，胡闹也得执行。
还有些规定，显然无助于解决问题，但是上面就是这么规定的。比如这条：“海运船坏弃米者，运官偿之，人船俱溺者，免所陪粮。”船要是坏了，把粮食丢了，负责这趟运输的官员，要赔偿；但如果是遭遇了特别严重的海难，船员也死了，那就不用赔了。——你可以想象，以古代官员的德性，会怎么做。如果粮食丢了，那就请船员也给我死，我可不想赔钱。
承担海运劳役的人，是一种专门的户籍，叫海船户。他们干活，本来应该是有报酬的，所谓“脚价”，但是脚价经常被克扣，这是古代官府的基操了。
海运发生海难的几率，其实不算高。但是有一点，一旦发生海难，那是特别绝望的，比在运河上出事要绝望得多；海难给人的印象，也会格外深刻。这就类似今天，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但是一次空难给人冲击，显然不是车祸能比的。
人的思维就是这样：整个看海运这事，如果是能够给江浙地区带来好处，那么人们脑海里，就会淡化海运的风险；但海运对江浙行省并没有好处，这些恐怖记忆就会被无限放大。到了明朝，又恢复运河运输了，这是重要原因。
所以说，元代发展海运，既是给古代中国打开了一个跨越式发展的窗口，但它掠夺性的政策和拙劣的管理，又亲手关上了这个窗口。
第三，运到北方的粮食，存在着极大的浪费。
用大运河来运粮，效率低下，运费高昂，所以粮价也就高，唐朝的时候，“长安米贵”甚至成了谚语。但也正因如此，北方对粮食还是珍惜的。
元朝这种搞法，北方粮食不缺，反而浪费非常严重。元朝皇帝也要显示自己是仁德的统治者，所以给大都居民发放很高的粮食补贴。
你如果是一个大都的穷人，买粮食的价格，甚至可以比在南方还低。“要不怎么说，就是一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里嘛……”元朝人说这句台词，也是很合理的。
南方人到北方去，立刻就会看到大量抛荒的良田。所以，南方人对北方的感受往往就是，你有地又不好好种，然后就从我们这里死命搜刮，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所以，和江南士大夫对元朝还有比较高的认同不一样，南方的普通民众，对元朝的怨愤是非常大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叠加一点天灾人祸，就会发生非常致命的问题。
到元顺帝的时候，问题终于爆发了。
知识点二：一个阿拉伯商人为什么要屠杀宋朝皇室？
当时确实有胡商屠杀宋朝皇室成员的事，但是不是犹太人，而是阿拉伯人蒲寿庚做的。
阿拉伯人与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唐朝就已经非常繁荣了。但是，由于唐朝实行的是“开而不放”的政策，外国人可以进来，中国人不能出去。
所以，海上丝绸之路的经营，就拱手让给了外国人。阿拉伯人善于经商，海上丝绸之路上，他们特别活跃。
中国的海上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城市本来是广州，但是唐代末年，因为黄巢的军队来到这里，广州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宋朝，尤其是南宋，广州又繁荣起来了，但更重要的是，泉州后来居上，成了宋朝的第一大海外贸易港，也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大港。
蒲氏家族的搬迁路线，其实就和中国的第一大港口城市由广州变成了泉州密切相关。他们本来生活在越南中南部的占城，后来就搬迁到了广州，有一段时间，被认为是广州最富庶的家族。到了蒲寿庚父亲一辈，才从广州搬到了泉州。
宋朝是不禁止中国人出海的，但是阿拉伯人还是有传统优势。
蒲氏家族在泉州发展得特别好，在南宋灭亡前夕，蒲寿庚做到了泉州提举市舶司，这是宋朝负责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核心官府机构；他甚至还做了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制置使。这两个职务，基本就意味着福建沿海的民政、财政、军事交给蒲寿庚一把抓了。
为什么宋朝会把这么重要的权力给一个阿拉伯人？
大概是因为南宋的军队已经腐化，海军也不可能例外；而蒲氏家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却掌握了很强的海上军事力量。
所以宋朝已经不得不依赖蒲寿庚来打击海盗，维持海上治安了。对于中原王朝来说，重用异族，其实也是汉唐以来的常见操作，倒是并没有太大的障碍。
再说，大宋朝给胡商权力的时候，不拿胡商当外人；没收胡商财产的时候，也不拿胡商当外人。不管你多大的产业，你在大宋境内死了，不能证明你有五服之内的亲戚，大宋朝没收你的家产，也是毫不犹豫的。
公元1276年，元朝军队占领了临安，谢太后和宋恭帝向元朝投降。
不久后，蒲寿庚面临了选择。
蒲寿庚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早在攻克临安之前，元朝统帅伯颜就在和蒲寿庚联络，希望他投降。不过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答复的。
现在，南宋朝廷已经降了，以谢太后的名义发出的让各地方官员归降元朝的命令，已经在南宋疆域内快速传递，蒲寿庚自然也接到了这个命令。但是另一方面，张世杰他们这些宋朝的忠臣们，带着两位小皇子，逃到福建来了，他们给蒲寿庚升了官，期待他一起抗元。
这时候就看怎么论了。你可以选择和张世杰一起做大宋朝的孤臣孽子，然后打仗肯定是打不过元朝的，家族肯定会毁灭，整个泉州城也可能会玉石俱焚；也可以选择投降元朝，这个也没有多大的道德压力，因为是宋朝的太后和皇帝要你降的。
蒲寿庚和张世杰有过直接接触，蒲寿庚让张世杰把小皇帝送到泉州城里来，张世杰没同意；蒲寿庚来见张世杰，有人劝张世杰扣押蒲寿庚，张世杰也没有同意。
有人推测，蒲寿庚让小皇帝进城，就是想把他扣押下来献给元朝。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蒲寿庚还敢亲自去见张世杰，从这份胆色看，倒也真是个枭雄。
这时候，两边的心态大概还都有点犹豫。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张世杰的部队当时物资短缺，急需补给，于是攻击劫掠了蒲寿庚的船队，这其实也是大宋军队的惯常操作了，后勤不足就靠劫掠百姓来维持。
但是碰到蒲寿庚是碰到硬茬儿了，于是双方交战，蒲寿庚把张世杰打败，张世杰只好继续南下，这才有了后续崖山的剧情。
当时泉州城里的人员非常复杂，不同族群的都有，但是打跑张世杰，应该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毕竟，特别忠烈的人少，只想着好好过日子的人，是大多数。
到此为止，只能说人各有各的立场，蒲寿庚的行为也没有太多可指责的。但接下来蒲寿庚有一个很恐怖的举动，就是他把泉州城里的宋朝宗室，全部都杀了。
传统记载，说是杀了上万人。后来学者考证，认为夸大了，但如果只说是杀了千人以上，大概是还是保守估计。
于是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泉州怎么会有那么多宋朝宗室？第二才是，蒲寿庚为什么要杀他们？
宗室成员，皇帝的父系血亲，应该怎么对待他们，历朝历代一直都是个大难题。过分排挤，外姓人就会想篡位；给予大权，他们就会想篡位。
算来算去，还是家贼难防，所以不给他们权力更稳妥。
北宋对宗室的态度，是不给做有实权的官职，基本上就圈养起来，不给多少活动的自由。但是大宋朝和历朝历代一样，也要标榜以孝治天下，所以缺少权力和自由的宗室，物质待遇要好。
而且，宋太祖做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很多人以为是明朝朱元璋才做了这个愚蠢的安排，其实宋朝就已经这样了：不论多么疏远的宗室，都要由朝廷给予一定的待遇。
宋朝皇帝经常被孩子生不出、养不大的问题困扰，但是宗室倒是真能生。结果到了宋英宗的时代，要养活宗室，每个月的开支接近首都所有官员俸禄的两倍。
所以，宗室待遇改革，也成了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王安石就要削减疏远宗室的待遇，但允许他们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去参加科举考试。
据说，愤怒的宗室因此拦住王安石的马头说：“我们都是宗庙的子孙，看在祖宗的面上，相公你也不该如此！”王安石拿出拗相公的斩截作风回应说：“祖宗五代亲尽，神主牌也是迁走的，何况你们？”
到宋哲宗的时候，又因为宗室实在太多，东京汴梁安置不下了。于是在西京河南府（今洛阳）设了西外宗正司，在南京应天府（今商丘）设了南外宗正司，让一部分宗室住了过去。
一直拖到靖康之难，数以千计的宗室死亡或者被掳往北方。这个事虽然悲惨，但是大宋主管财政的官员是暗暗松了口气的，因为一大笔开支从此省了下来。
南宋建立后，很多制度延续了下来。西外宗正司迁到了福州，南外宗正司迁到了泉州，所以泉州是南宋宗室的一个重要聚居点，才会有那么多宗室在这里。
南宋的宗室政策，很大程度是延续王安石的。不提供那么丰厚的待遇，但是可以有更多自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可以做有实权的官职，——赵汝愚，就是以宗室身份做了宰相的。
多数宗室做不了那么大的官，但是凭借皇亲的身份，在社会活动中，还是可以享受很多特权。比如在泉州的这些宗室，近水楼台，很自然也就参与到海外贸易中来了。
但是，有些人就不想好好做生意赚钱，那个多累啊，还是欺负人比较爽。泉州的胡商赚了钱，钱凭什么让外国人赚？得拿来孝敬我。这样的事时有发生。
朱熹是福建人，他对泉州的事了解也挺多。他就记了这么一件事：
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泉州），挟势为暴，前守不敢诘。至夺贾胡浮海巨舰，其人诉于州诉于舶司者三年，不得直；占役禁兵以百数；复盗煮海之利，乱产盐法。为民病苦。（《朱文公集》八十九《直秘阁赠朝议大夫范公神道碑》）
大宋宗室，抢了胡商的“浮海巨舰”，就是能出远洋的大船，整个儿给人抢了。这个胡商就去市舶司申冤，但是官员不敢管，结果好多年，胡商也没有得到赔偿。
当然，这些宗室也不是光欺负外国人，而是平等地欺负所有人。当地驻扎的军队，“来，给我家当佣人”，一征用就是上百人；靠海的地方自然有盐场，贩卖私盐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皇亲也可以走私啊。
可以想象，这些大宋宗室，在泉州其实是一个非常惹人恨的群体。
所以在元朝大军压境的时候，以蒲寿庚为代表的胡商，还有很多当地的其他势力，就乘机大杀了一批宋朝宗室。行为当然非常凶残，但是心态不难理解：一个是向元朝表态效忠，一个也是借机发泄多年来的私怨。
这种行为，其实和明末的时候，农民起义杀明朝的宗室，恐怕没有多少本质的不同。至于说蒲寿庚是阿拉伯人，或者网上谣传的说他是犹太人，倒未必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因素。
蒲氏家族后来的命运
因为泉州没有抵抗就投降了，所以宋元革命，泉州没有遭到多少破坏。元朝的时候，泉州保持着世界最优良的海港的地位。
《马可·波罗行纪》里，有一章专门描述泉州港有多么繁荣，泉州的物产有多么丰富，泉州的造船技术有多么先进，泉州的社会有多么包容，泉州的民风有多么温和，这里各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都可以友好相处。
至于蒲寿庚，他还真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商人。《元史·世祖本纪》里记载，蒲寿庚曾经想代表元朝，去招降海外各国，这意思，他似乎是想打造一个由他来主导的覆盖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和印度洋的商业帝国。忽必烈没有同意，这样庞大的贸易网络，忽必烈还是想自己来控制。
不管怎么说，蒲氏家族在元朝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力。到了明朝，朱元璋倒也没有灭了蒲家，而是不许蒲家的子孙参加科举考试做官。
明朝是有一些限制蒙古人、色目人的政策，但是这件事，和蒲寿庚是胡商关系也不大，主要还是因为蒲寿庚的行为，被定性为变节的奸臣。不许奸臣子孙做官，是古代常见的做法。
文天祥有个老乡叫留梦炎，也是状元宰相，投降了元朝。有记载说，明朝也不许留梦炎的子孙做官。留梦炎这个“留”，是停留的“留”，是个不太常见的姓，如果你姓留，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就要写个保证书：“我不是留梦炎的后代”。蒲寿庚的子孙，也是这样的待遇。
但蒲氏家族衰落，主要还是因为明朝实行海禁，泉州从世界级贸易大港沦落为地方性港口，昔日繁荣景象不复存在。蒲氏家族的商业才能，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
知识三：顺帝不顺：压垮元代的最后两根稻草
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
血统存疑的元末皇帝
文稿区的元代帝系图。忽必烈的太子真金，自己没有当皇帝，但是后来的元朝皇帝，都是真金的后代。只是传承关系，不是简单的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而是搅来搅去，很乱的。
元顺帝的爸爸元明宗，只当了184天的皇帝，就被害死了。
然后，元顺帝还被政敌诬陷说，他不是明宗的儿子。他前面那个皇帝宁宗，其实是他的弟弟，是弟弟先当皇帝。弟弟死了，血统存疑的哥哥即位。
元顺帝出生在察合台汗国，阿尔泰山附近，非常西北的一个地方；当皇帝之前，先被流放到高丽的大青岛，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朝鲜和韩国分界线附近；后来又被迁到了广西桂林，然后才被接到大都来当皇帝。这个活动范围是非常大的。
然后还有个谣言：说当年元朝的伯颜灭南宋，向伯颜投降的宋恭帝赵显，后来在西北的甘州出家为僧，和一个回回女子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后来被元明宗收养，就是这个元顺帝。
这当然是谣言。不过失败的一方，传谣说胜利一方的统治者，其实是我们谁的儿子，可以获得巨大的情绪价值，所以人类历史上类似谣言会不断被炮制出来。
后来还有谣言说，明成祖朱棣，其实是元顺帝的儿子。元顺帝叫妥欢帖睦尔，这个名字，蒙古语的意思是铁锅，他身上背的锅确实不少。
还有，元朝的末代皇帝，被谣传是宋朝皇帝的儿子，还能说得有鼻子有眼，仿佛还有点情理，也许有助于你加深印象：元朝历史有多短。
元朝的制度困境
元顺帝即位的时候，元朝已经是个烂摊子了。从1279年忽必烈灭南宋，元朝成为大一统政权，到1333年元顺帝即位，五十多年的时间而已，元朝那么强大，为什么烂得这么快？
首先就是因为元朝太大了，就好像一栋特别高大的房子，打造它的承重结构，也就格外难。完全依赖中原经验，是统治不了这么庞大的疆域的，所以元朝不甘心全盘汉化。
但如何把中原经验和草原传统、内亚传统有效结合，元朝几十年间只能说一直在摸索，并没有找到融会贯通的办法。
偏偏元朝实际控制的经济发达地区，仍然只是传统的中原王朝的疆域，或者说主要就是南宋版图。那么以中原经验来评价，只能说元朝的制度设计是相当粗糙的。
宋朝那一套复杂的分权、监管机制，战争年代，这一套说起来是很气人的，让人什么事都办不成；但和平时期，这一套确实可以防止官员乱作为，减缓官僚机器的腐化速度。这方面，元朝做得很糟，元朝的吏治以黑暗著称。
宋朝对社会的管控比较深入，这就限制了民间的自组织能力。元朝很多事情都不管，于是南宋时已经冒头，但是被压制的几个民间宗教，在元朝就发展传播得如火如荼了，而民间宗教很容易成为组织造反的工具。
所以，元顺帝被从广西接到元大都去当皇帝，实际上是被摆到了火山口上。
伯颜的极端政策
元顺帝刚即位的时候，才十三岁，实际上是大臣掌权。掌权的蒙古大臣，也知道问题很严重了。
解决问题的思路很自然有两个：
一个是，现状之所以坏，就是因为我们丢掉了伟大的草原传统，如果恢复成吉思汗、忽必烈时代的赫赫武功，汉人就算不满，能掀起什么风浪？
另一个是，治理中原汉地，就应该老老实实吸取中原的办法，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我们汉化得还不够。
这两个思路凑在一块儿，显然会变成冰与火之歌，势不两立。其实汉人士大夫和汉人民众的想法并不一致，所以蒙古权贵就是想对汉人表示亲善，也很容易顾此失彼。
首先，有个掌权的大臣叫伯颜，——当然不是灭南宋的那个伯颜，“伯颜”就是有钱人的意思，很多蒙古人叫伯颜，就类似汉人叫张发财、王富贵之类的。
这个伯颜的特点，是对汉人和华夏文化特别仇视。他叫停了科举考试，制定了很多迫害汉人的政策，或者有些早就不执行的政策又重新要求真抓实干。
比如：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有兵器，不许拥有马匹；很多重要职务，只能用蒙古、色目人；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文字……伯颜甚至向顺帝建议，汉人中，张、王、刘、李四姓最多，加上宋朝皇帝的赵姓，这五姓汉人，应该全部杀了。当然这条，顺帝没答应。
汉人士大夫很多对元朝是比较拥戴的，汉人民众对元朝是满腔怨愤、十分痛恨的，当时已经有很多地方发生了民变。
伯颜的态度则是，不管拥戴还是怨愤，都要打击。拥戴我们，是想加入我们的统治，不能允许你们分享权力；反抗我们，当然更加不能容忍。
这种搞法，就是激化矛盾，也会让元朝彻底失去统治基础。蒙古人当中的有识之士，也反对他的做法。
伯颜有个侄子，叫脱脱。脱脱是个有一定汉文化造诣的蒙古人，据说书法酷似颜真卿，竹子画得也不错。当时的蒙古贵族，读汉人的书未必读得懂，但是对汉人的书画，不少人兴趣不低。
脱脱对伯颜的做法，就感到既不满，又不安。
不满，是觉得这么做道理上确实不对；不安，是伯颜推行这些政策，并不是元顺帝的意思，伯颜这么独断专行，早晚和皇帝矛盾会激化爆发，那就是灭族之罪。自己是伯颜的侄子，而且从小在伯颜家长大的，那就得跟着玩完。
于是脱脱在元顺帝的支持下，策划了一场政变，放逐了伯颜，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史称“脱脱更化”，主要几件事：
首先把伯颜叫停的科举考试又恢复了。
明朝初年还有那么多人怀念元朝，这是重要因素，又给我们考试了。
其次启动了一些文化工程。
最重要的是，终于把《宋史》《辽史》《金史》这三史修成了。
根据“国亡史作”的观念，一个朝代灭亡了，后一个朝代要为它修撰一部正史。所以这件事，早在元世祖忽必烈的时候就在讨论了。但有个难题没法解决，就是谁是正统？
华夏的历史观，最看重正统问题。像大家熟悉的，魏蜀吴三国，谁是正统？《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后来引发很多争议。这边宋、辽、金三个，怎么办？
如果是个汉人王朝，倒是简单，宋朝是正统，给宋朝皇帝立本纪，辽和金放到“载记”或者“传”里。但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想法不太一样，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争不出结果。
到脱脱这里倒是定了个简单明快的法子，三部史书分开修，各是各的正统。
《宋史》里当然宋是正统，但《辽史》里辽是正统，《金史》里金是正统。这种编法，第一是不用争了，第二还有个好处，宋辽金都是有修史的传统的，素材也是现成的，编起来就很快。之前争论了几十年，工程没有正式启动，这回工程启动，倒是两年多三部史书就编完了。
给前朝修史，是一个王朝确立自身正统性的重要环节。对前朝有感情的高级知识分子，让他来修史，则有非常大的抚平精神创伤的作用。元朝到最后一个皇帝的时候，终于把这课补上了。
脱脱改革的第三点，还有一些别的制度上的调整。
大致就是推崇儒学，给普通民众减负等等。这些算是缓和民族矛盾，安抚汉人的手段。
这些补救措施，多少是有点效用的。但脱脱有个问题，就是好大喜功，他做了两个非常致命的错误决策。
一个是如何治理黄河。
从金代开始到元代前期，黄河下游长期没有一条固定河道，动不动就决口、垮坝，然后黄河水有时侵占其他河流的天然河道，有时就是平地漫流前进。直到十三、十四世纪之交，黄河河道才逐渐稳定。
但黄河就是这样，泥沙含量太高了，在一条河道里安流若干年后，就一定会把河道淤塞住，然后就又要改道。
终于到了元顺帝的时候，具体说是1343年，黄河又决口了，然后又赶上天降暴雨，方圆数千里的土地，都被洪水淹没，很多城市，被冲毁为一片废墟。
大规模的水灾，接着又是旱灾，然后又是瘟疫，“田莱尽荒，蒿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田地都荒芜了，野草、荆棘比人还高，路上都是狐狸和兔子的脚印……
黄河泛滥，还带来了两个巨大的问题：一个是黄河泥沙快要把会通河淤塞住了。元朝虽然更依赖海运，但是运河也还是有它的地位的；一个是黄河快要威胁到沿海的盐场了，食盐专卖是元朝重要的收入来源，盐场要是毁了，那是真要了亲命了。
于是，就有了如何治河的问题。
元朝的技术官僚水平还是很高的，一个叫贾鲁的官员，进行了仔细地实地勘察之后，拿出了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省钱，一个方案费钱。当时认为，省钱的方案只治标，费钱的方案能治本，脱脱选了费钱的那个。
其实，古代条件下，治理黄河不存在治本的方案，何况大元朝这个财政状况，你还敢选费钱的方案，真是有点过于慷慨豪迈了。
就由贾鲁负责治理黄河的工程。为了这一工程，元朝征调了15万民夫，2万军卒，加上给这17万人提供后勤保障的人员，元朝动员了几十万人。
工程效率还是很高的，短短的7个月，结束了持续七八年之久的河患。但是，民不堪命，这个工程激起了极大的民愤。
脱脱的另一个错误决策，是关于“钞法”，也就是货币改革的。
你说元朝汉化慢，但有一条是元朝学中原文化学得最快的，就是发行纸币。当时世界上也没有其他地方用纸币，就是金和宋在用。元朝有很强的实用思维，纸币方便，一下子就学到了。
但后续剧情也不难想象：开始还是建立了准备金制度的，以金银、粮食为准备金，可按需兑换，这叫“钞本”。后来财政紧张，就开始各种挪用“钞本”，滥发纸币。脱脱这一次改革是最冒进的，实际上就是让民间对纸币彻底失去了信心。
总之，脱脱做宰相期间，虽然推行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政策，但治理黄河和改革货币两件事，突破了民间承受力的极限，导致本来就如同一个火药桶的元朝社会，一下子炸开了。
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首《醉太平小令》，是这么说的：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这里的“红军万千”，说的就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状况，具体怎么回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