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浅窥019：系辞传·舜禹的天下是怎样来的
《论语·泰伯篇》中，孔子对于禹的盛赞是有具体所指的。他讲：“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对于禹这个人，我有什么好挑剔的。他自己的饮食简单潦草，却在敬孝鬼神上极尽所能。他自己平时的衣服简朴到极点，祭祀、典礼时却尽量按照对黻冕穿戴一丝不苟。他自己住的宫室低矮、平常，却在治理水患、兴建水利上竭尽所能。禹这个人，我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孔子对于禹的盛赞，是通过一系列的对比，就禹的“致孝乎鬼神”、“致美乎黻冕”、“尽力乎沟洫”而言的。对于一个在过往、当下和千秋万代都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人而言，我们对他能有什么样的挑剔呢？
如果说“致孝乎鬼神”、“致美乎黻冕”、“尽力乎沟洫”还算是有形迹可寻的话，孔子对于尧、舜的盛赞，则是“神而明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的。
孔子讲：“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完全就是一通空洞溢美之词的疯狂输出，尧具体伟大在何处，全然看不出来。只是留下“巍巍乎”、“荡荡乎”的空虚形容。完全达到了他所讲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程度——尧的伟大，不是用文字能够言表的，也不是用言语能够形容的。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老先生顺带也夸了一把另外两位圣王——舜和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真是崇高圣明啊，舜和禹拥有天下不是自己有意求取来的！
孔子如此夸赞舜和禹，被自己的弟子子贡学去了。有一次，子禽问，咱们的老师每到一个邦国，一定能得闻这个邦国的政事，到底是老师探问来的，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子贡告诉子禽，哪里有那么简单，老师这个人，始终都是温、良、恭、俭、让的长者形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即便是求取，老人家的求取也与他人不同。
换言之，孔子得以与闻邦国政事，同舜、禹得以拥有天下一样，都不是个人主观求取的结果，而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般的自然而然。
“舜禹之有天下”和孔子与闻邦国之政，算是同一种情形。《周易·系辞传》中对之相应的描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说到底就是人对于自己人之为人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的结果，对于自身德行纯粹到极致的结果。舜、禹那样的圣王，孔子那样的圣人，说到底就是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自身德行纯粹到极致的人。
（一）原文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二）白话试译
形而上的东西叫作“道”，形而下的东西叫作“器”。将道理加以转化和调整叫作“变”，将这种变化推广施行叫作“通”，而将这些道理付诸实践，利益于天下百姓，就叫作“事业”。
圣人观察到天下万物的深奥复杂，便通过比拟其形态，象征其相应的状态，从而创造出“象”。圣人又观察到天下万物的运动变化，研究其交汇贯通，据此推行典制成仪，并附上文辞来判断吉凶，这便是“爻”。
有意穷尽天下深奥道理的，可对“卦”进行体察把握；有意激发、鼓舞天下行动的，可对“辞”进行体察把握。有意转化并裁断事理的，可对“变”进行体察把握，有意推广施行的，可对“通”进行体察把握。而真正能通达运用《易》道到神明境界的，则由对于人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而来。默默成就事业、无需多言而令人信服者，靠的是用《易》道行事者本身的崇高德行修养。
（三）浅窥
这段话，有个前提，那便是此前对于《易》道与乾坤关系的讨论——“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两卦是《易》的根本含蕴。也就是说，此后对于《易》道的讨论，都建立在这一定论基础上。所讨论的《易》道，是“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之《易》。
如乾一般形而上以“成象”的称作道，如坤一般形而下以“效法”的称作器。在两者之间转化、裁剪以至于“一阖一辟”的称作“变”，能够推行出成效以至于“往来不穷”的称作“通”，而为人所举措用之于天下之民的叫作“事业”。
“立乎”乾坤之中《易》道，就其效果发挥而言，也分为“形而下”和“形而上”两类。
“形而下”者，是民众依照《易》道行事的结果。比如“极天下之赜者”是对卦本身的研究和发挥，“鼓天下之动者”是对卦辞的把握和发挥，“化而裁之”者是对“一阖一辟”之“变”的把握和发挥，“推而行之”者是对“往来不穷”之“通”的把握和发挥。
“形而上”者所创造的成效，已经不仅是研究、发挥和把握《易》道的结果了，其间还有他人之为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他个人德行的极致投入。也就是说，《易》道不仅在成就天地之间的人，真正高明的人也无时无刻不在推动和影响着《易》道的功效。具体表现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显而易见的立言、立功、立德，无不与对于《易》道本身的研究、把握和发挥有关。真正达到“神而明之”程度的发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只剩下那将人之为人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的具体人了，就像尧、舜、禹、孔子那样。真正达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程度的发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只剩下他发挥到极致程度的德行本身了，就像治水患、平水土的禹、抵御外来欺侮的钢铁长城、历千年不朽的都江堰。
到底是《易》道成就了人，还是人和他发挥到极致的德行成就了《易》道？谁又能真正说得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