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大学时代（导师篇）

读者朋友，你想过没有：大学教师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应是什么？是讲授所教学科的知识，还是教学生做特定的探索与研究，抑或是从特定角度有重点地引导学生获得特定的发展？简单地讲，大学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讲”，是“教”，还是“导”？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坏的教师奉送真理，好的教师教人发现真理。”我的看法是：如果你认为大学教师的首要任务应是“讲”，你的看法是“不及格”的，尽管事实上人们就是这么干的；如果你认为首要任务应是“教”，那么你的看法最多为勉强“及格”；正确的观点是，大学教师的首要任务应是“导”。他们应本着促进发展、催人成长的教育价值观，以特定角度的有重点的“引导”为主；至于“讲”与“教”，应当有节制地适当兼顾。

由于上述原因，这篇回忆录称“导师篇”，而不称“教师篇”或“老师”篇。

一、华东师大的顶尖学者

在我的印象中，华东师大的师资力量远胜于最优秀的省级师范大学。华东师大的某些学者，已经矗立于华夏特定学术领域的顶峰。

记得华师地理系那边的河口海岸研究所，是上海市控制地面沉降的学术依托单位。当时的所长陈吉余教授是文革后最早的博导之一，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生物系建系之初即汇聚了一批国内享有盛誉的著名教授，如薛德焴、张作人、王志稼、郑勉、张宗汉等。这五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作人教授。教我们生理学的戴永桢老师曾告诉我们，张教授主要研究细胞、细胞间质及二者的关系。

历史系的系主任吴泽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早期博导。据说他是中国极少数通读过《二十五史》的历史学家之一。历史系另有一位熟悉五门外语的名教授（我忘了他的姓名），他有时受复旦同行的委托，为来自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授课。我读中师时的老师周洪钧先生后来在复旦历史系读研时，就常来师大听他的课。周先生告诉我，这位教授开的这门课程，当时的复旦还没人能开，所以他必须来师大听课。

中文系的学界大腕更多，其中最有名的学者有三人：一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施蛰存先生，二是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三是作家兼文艺理论家徐中玉先生。有人认为华东师大中文系并不逊色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此话我信。试想一下，中文系如邸瑞平这样优秀的老师，尚且被派到外系上公共课，可想而知其整体师资强到何种程度。

体育系系主任，则是颇有名望的黄震教授。

我进师大时，心理系刚从教育系分出来。当时的心理系有两位著名的心理学家：一是左任侠教授，二是曾性初教授。

教育学方面，知名度最高的自然是校长刘佛年教授，他是文革后最早的教育学博导。此外，瞿葆奎、赵祥麟、沈灌群、张文郁、胡守棻、沈百英、李伯棠等教授，都有较高知名度。钟启泉、杜殿坤两位老师，则分别是我国最著名的日本教育研究、苏联教育研究专家。而钟启泉教授，还是我国上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学术领军者。

二、我班的任课导师及其任教课程

我的《毕业纪念册》印有我班的课程与任课导师汇总表、毕业论文导师汇总表：

师恩珍贵，没齿难忘。在此，我向所有教过我的导师表示深深的谢意与崇高的敬意！

三、导师印象

（一）邸瑞平老师

50来岁的邸老师，教我们大学国文。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个酷爱文学、口齿十分伶俐、为人机灵的才女。

她是北方人，因此普通话特好。由于具有极佳的语言功底与文学功底，加上肢体语言丰富而熟练，她的课非常生动。上课时，她最大的特色是：讲着讲着，突然插入一句比较标准的上海话，引起哄堂大笑。例如她在讲解古诗“四蹄翻飞如卷篷”时，嘴里一边说“四只马蹄向前翻滚，如卷篷一样，踏，踏，踏，踏……”，一边踮起双脚，操着碎步，骑马般地向右前方跑动，双手同时做循环翻滚模样；紧接着，他停下脚步，稍稍压低嗓门，扔出一句上海话“球是哽纳嘎样子”，引起哄堂大笑。

出乎我意料的是，下课闲谈时，邸老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是上海人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当我将自己的姓名告诉他时，她说：“哦，你就是季银泉。”当我问她怎么知道我的姓名时，她告诉我，摸底考试时，古文“取其中空”四字的翻译，只有我的翻译是正确的，所以对我的姓名有印象。不过，我没告诉她我入学前就是县里有名望的高中毕业班语文老师。

（二）吕乃刚老师

我班学生，可以在“理科高等数学”与“文科高等数学”两门课程中任选一门。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内容的难度与容量。也就是说，“理科高等数学”的内容要比“文科高等数学”多得多，深得多。作为文科学生，多数同学选择了“文科高等数学”；我与周林、杨栋梁、戴亦明等学友，则选择了“理科高等数学”。主讲这门课程的，是讲师吕乃刚先生。与我们一起听课的，是生物系、心理系等系的理科生。

课上的大部分时间，吕老师都用来复述教材中的有关定义，并进行极其复杂的公式推演或定理证明，偶然也有例题解答。那可以上下拉动的四块黑板，总是密密麻麻地写满算式。最后的考试，我虽拿到满分100分，但听课过程中所见到的那些又多又复杂的算式（尤其是公式证明过程中的算式），总让我头皮发麻。好在吕老师的助教周纪乡老师在小班进行作业辅导时，比较注意讲解问题解决思路，并且常借助简单的语言与箭头符号“=>”，在黑板上勾勒出问题解决的基本步骤。

中央给刘少奇平反后，我从校报上读到吕老师的有关纪念文章。此文回忆了作者在苏联东方大学留学时，刘少奇主席接见他们留学生的情景。由此，我才知道吕老师原是苏联留学生。

说实话，我虽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数学尖子，但听吕老师的课，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微分定义与积分定义实际含义的理解，都是一知半解式的。事实上，我这一生还从没遇到过能用通俗的语言讲解较专业的数学（包括统计学）概念的数学教师。

（三）沈耀明老师

教我们普通物理学的沈耀明老师是个非常聪明、学有专长的老师。除了熟悉普通物理学的基本内容外，他有两个宝贵专长，一是非常熟悉高等数学，二是有很高的法语水平。据说沈老师曾多次去过法国。

有一次上大课，他讲了这样一道题目：如果围起一个体积为s的全封闭的空间，然后用一台抽气机抽其空气，抽气机的功率为每秒a立方厘米，问抽气机工作了n秒后，里面还有多少空气？为了提示我们注意此题的解决必须借助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公式，他说：“抽气机的抽气，与我们吃烧饼不同。”于是，沈老师用手和嘴做起啃烧饼的动作。同时嘴里继续说道：“吃烧饼，吃一口，烧饼就会少一块；而抽气机抽气，抽走一块，原有空间就会被未抽走的空气占领，只不过空气变得更稀薄而已。”

在听沈老师的课的过程中，我深深感佩其高等数学知识的精通与运用的娴熟。显然，他如果到数学系去教高等数学，一点问题都没有。

后来听说沈老师被校方调到外语系，教法语。我估计，他如果用法语讲授高等数学与普通物理学，一定非常棒。

（四）施良芳老师

施良芳先生是文革期间毕业留校任教的老师，他教我班的“教育概论”（相当于“基础教育学”或“教育基本原理”），也当过我们班的班主任。今天想来，系里能让他这个工农兵学员出身的年轻人教我们的核心性专业课程，这举措与信任是非同一般的。

课上，施老师曾告诉我们：列宁认为，所谓“全面发展”指能做所有工作；在列宁看来，只有让所有人都能做所有工作，才能消除不平等。下课后，我问施老师：列宁的想法是否能实现？常识告诉我们，根本不可能让所有人能做所有工作。也许由于文革的影响，施老师不敢质疑列宁的观点，只能寻找理由为其辩护。我观察到这一隐情后，没有再说什么。

施先生逝世前一年，曾因担任华东师大师范教育研究所所长，到我所在的师范学校做调研，为此我花了三天时间陪伴施先生。与他同来的，有三位老师：一是陈桂生教授，二是比我们晚一届的胡惠闵老师，三是崔允漷老师。施先生对我说：“你毕业离校时，我并不知情，否则我一定会将你留下。现在有一个弥补的办法：你就挂名做我的博士研究生吧，到我那儿拿个博士学位。”一旁的胡惠闵老师则对我说：“如果你决定来，就打个电话告诉我们一下。”

先生回上海后，给我寄来两本自己撰写的专著。下面照片中的著作，是他的《学习论》。

大约第二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陆志平先生的电话，他告诉我，施先生因脑溢血突然逝世了，详情可见《新民晚报》的专题报导。听到这消息，我既异常震惊，又十分难过。

（五）单中惠老师

单中惠老师教我们外国教育史。他有很好的英语基础，备课时能参考多种英文资料，并且能熟练地使用英文打字机。他的外国教育史讲义不仅内容丰厚，而且自成体系。

有一次，单老师上课时介绍了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的名言“‘德国人’是我的绰号，‘人’才是我的本名”。当时的我，听到这句话非常感动，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多年后有人仿照此语，造出一句令人恶心的警句：“卑鄙是我的绰号，无耻是我的本名”。

由于没有配套教材，单老师又不印发相关讲义，我们听他的课非常吃力，原因是必须时刻不停地记录，并且差不多要将他讲的每句话记录下来。为此，我为自己发明了一些缩写符号，例如用“E”代替“教育”，用“T”代替“教学”，用“资~”代替“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有时实在来不及记录，只好利用下课后的休息时间，与其他同学对笔记，补记。在与其他同学对笔记时，我发现同班女生罗湘的笔记特漂亮，特全。非常奇特的是，她的笔记本上，没有任何改动过或补记过的痕迹，连笔迹深浅都始终如一。

由于态度认真，我的外国教育史笔记，在班上是记得比较好比较全的笔记之一。高年级时，一些同学准备考研，我的外国教育史笔记“不翼而飞”了。

（六）胡守棻老师

胡守棻老师的研究方向是德育基本理论。当时他是全国著名的德育专家，也是我班任课教师中唯一的正教授。为我们讲课期间，教育系的副主任余光老师，也跟着听课。

胡老师平易近人，工作态度认真。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在课堂上组织学术讨论。这对大学生们的成长，是十分有益的。

今天看来，由于文革的影响，我们不能以过高的标准评价70多岁的他。不过我想说，如果胡老师对当时大中小学的德育现状，有精深的调查研究，有高屋建瓴的阐释，他的课一定更精彩。

当年在课堂上，我与胡守棻教授有过一次较为激烈的学术交锋。我在后面的《大学时代（交锋篇）》中，将回忆并记录这场交锋。

（七）张瑞璠老师

张瑞璠老师教我班的“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我原以为他当时已是教授，但今天看网上的公开资料，才知他“1984年起任博士生导师，1986年晋升教授”。由此可见：他当年为我们授课时，只是副教授；任博士生导师时，也是副教授。网上还有如下资料：

先生的这四个弟子，丁钢来过我的工作单位，因此我认识他；姚能海、廖其发、黄书光三位博士，则是我的同班同学。

记得先生给我们讲课时，总是精神焕发，红光满面。

在我的印象中，先生的学问十分了得，且有出色的记忆力。有时，讲到史学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他会如数家珍似的告诉我们郭沫若是怎么说的，范文澜是怎么说的，冯友兰是怎么说的。先生上课时，经常满黑板写满古代先贤们的原话；其间，他从不看参考教材、讲义或备课笔记。其记忆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也许张瑞璠先生是我在华东师大读书时所遇到的学术功底最硬、最有学问且记忆力最好的老师。

不过，与其他我所遇到过的所有教育史专家一样，张老师并没有将中国教育发展史置于世界教育发展史的视野之中，也没有将中国教育史中的某些现象与外国教育史中的类似现象相比较，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对此，我参加工作后，做了有关尝试。我的目的，一是跨越前人，将中国教育史的知识结构融会于世界教育史之中，使其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二是试图给学生以更优秀更有实用价值的知识结构。

（八）王孝玲老师

王孝玲老师教我们教育统计学。因我是该课程的“课代表”，我与她的接触稍多些。

王老师上课时，常用幻灯呈现例题，因此每次上教育统计学课前，我都得到系办公室去搬那笨重的幻灯机。每次下课后，我还得将那幻灯机搬回系办公室。

据说王老师是北师大教育系的毕业生，对此我要表示敬意：作为逻辑思维能力并不占优的女性，作为文科毕业生，她能承担教育统计学课务，实在难能可贵。毕业后，我曾读过王老师主编且正式出版的《教育统计学》，感受到先生学术方面的精进。

当时，王老师发给我们的是油印讲义。坦率地说，尽管数学功底较好，我听她的课，有时会感到吃力。那时常困绕我的问题有：教育统计学中的各种规范与公式，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其意义与局限性分别是什么？能否列出表格，说明在教育研究实践中，遇到什么情况，应运用什么样的统计规范与计算公式？能否不以统计学的知识体系为逻辑起点，改为以教育研究中的实际问题为逻辑起点？如果行不通，能否兼顾统计知识体系与实际问题体系？

一次下课后，由于不理解差异检验中P值的实际意义，我去问王老师。王老师似乎是用教材中的定义回答我的提问的。多年后，我在教教育统计常识过程中，曾写下如下随笔，发表于我的个人博客：

统计学中P值的涵义与应用

在大学读书时，我担任教育统计学课代表。实话说，那时的我，并没有深究差异检验中P值的真正涵义。前些年，我多次问身边教统计学的数学教师，发现他们虽非常熟悉P值的书面定义与P值表的运用，但不能用通俗语言说出P值的实际涵义，揭示出P值所表征的科学意义。我怀疑他们并不理解P值的真正涵义。

在统计学中，是不存在绝对真理的。无论你运用何种办法、何种公式，通过何种计算给出统计结论，都存在逻辑性风险。为了揭示这一风险，人们在研究差异检验时创造出P值。我对P值的理解是：P值表示给出“差异显著”结论时出错的概率，即出现意外的可能性的大小。比如，通过研究两个足够大的样本，研究吸烟对寿命的影响，发现吸烟者的寿命明显短于不吸烟者，同时P值小于0.01。这个P值的涵义就是：这一研究表明，吸烟者寿命与不吸烟者的寿命有显著差异，我们给出这个结论，出错的可能性小于1%。

在较普通的统计研究中，通常P值小于0.05，就可以断定差异显著；如果P值小于0.01，可以认为差异非常显著。

这里给出我的猜想：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小于5%的概率，应该大胆地忽视，但不能忘记它的存在，而概率如果小于1%，则可以完全忽视，甚至可以忘记它的存在；但是某些特殊领域的差异检验，P值必须给予特殊设定。比如，在载人航天领域，两种方法、两种材料的差异检验，我认为必须提高P值要求；再如，致命的药物过敏实验，必须将P值要求提到极高。

由于曾充当教育统计学的“课代表”，也由于论文题目报上去后，系里没有老师主动认领我的论文指导任务，我后来请王老师指导我的毕业论文写作（由于论文涉猎范围较广，尤其是涉及控制论与信息论，我只是请她担任名义上的指导）。后来我的毕业论文《论教育学的科学基础》全文发表于教育理论刊物《教育理论与实践》，并被《光明日报》、中央教科所《教育文摘》摘要转载。文章正式发表前，我在文末特别注明：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华东师范大学王孝玲老师的指导。不过也许论文初稿写得不够好，也许王老师一般不给学生的论文评“优秀”等级，也许还有其他原因，我的论文得到的等级是“良好”。据我所知，毕业论文打什么等第，全凭指导老师的意愿与喜好。

（九）夏孝川老师

夏孝川老师教我们专业英语。她是位爽直、务实、唯才是举的知识女性。

她的教学方法也很务实：事先将选自英美教育刊物的文章印好并发给我们，上课时依座位次序，请单个学生先朗读某节英文材料，然后让其当场将该节材料口译出来；如果翻译中出现错误，夏老师会在该同学完成翻译后请其他同学纠正，或自己直接纠正。一节材料的翻译结束后，再由下一位同学朗读、翻译下一节材料。也许由于偏爱，遇到大家都难以理解、难以翻译的句子时，夏老师常让我来翻译。

课余，不知是哪位同学告诉夏老师：季银泉是到大学后才开始学习英语的。可夏老师表示：“这不可能，三年左右的时间，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

一天，我接到系里的通知：作为教育系学生代表队的成员，参加全校英语竞赛。参赛时我才知道，系学生代表队的成员一共有四位，其中三人来自四年级，只有我来自三年级。最后，我系代表队获得全校第二名战绩。

如果我猜得不错，让我参加系代表队，参加全校英语大赛，是因为有夏老师的推荐。

（十）黄震老师

由于历史原因，我在师大读书时，师大体育系的名家并不多。黄震教授是历史系唯一的正教授。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年龄大约在70岁左右。

显然，这个当系主任的唯一的老牌的正教授，是不可能到外系上公共课的。

一天，我们到体育系听黄教授的讲座。由于是体育方面的讲座，一些学生并没有静下心来认真听讲，台下的声音有些嘈杂。黄教授颇有些生气地大声训斥我们：“怎么搞的？我来上课，你们都不认真听？”他的直白训斥，引起哄堂大笑。但笑过后，大家还是静下来听他讲话。

讲座中，黄教授颇有些神秘地告诉我们：中国女排出了个非同一般的人物，她叫朗平，1米84的个头，跳起摸高的高度达到3米24。中国的女排，是有希望的。

不久后，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朗平更是一举成名天下知。

上文，我谈到师大的十位老师。其中的九位，担任过我班的科任老师。

在我的大学时代，有好几位老师比较偏爱我。其中表现比较明显的，是邸瑞平老师、施良芳老师、单中惠老师、夏孝川老师。毕业前夕，有人告诉我，系里有两个教研室提出将我留在师大。在当时极左思潮根深蒂固的形势下，由于本书将要谈到的当年同窗们都知道的原因，我是不可能留校任教的。在此我对各位老师的偏爱，表示深深的谢意。

写于2018年5月18日

校于2020年3月26日

改定于2022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