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槐树记忆
1.移民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开疆拓土，不管是武力的还是和平的，接着必定要有一次大规模移民才能巩固。如果没有历史上的移民，我们今天不可能出现一个有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千米的国家。而近代中国能够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妄图占领、瓜分中国的野心面前继续存在下去，能够保持边界，也要归功于当时的移民。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传播力最广、影响力最深的恐怕要数明初大移民了。正是这次移民，让山西大槐树成了一个民族的标志，给半个中国的人们骨子里烙上了大槐树的印记，血脉中融入了槐裔的热情。
关于明初大移民的原因，官方历史的记载中描述，在这次移民之前，由于连年战乱屠戮、北人南迁，北方的人口从全国户数的四成，降低到不足一成半，千里沃土化为废墟。中国北方经济衰败，而江南则人满为患。比如扬州，这座位于长江以北、曾经最繁华的城市，在朱元璋的军队占领之时，只剩下18户人家。
作为统治者，朱元璋不得不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移民，命令他的百姓和士兵去人口稀少之地开垦、守卫。这次移民规模之大，空前绝后。据《简明中国移民史》记载，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移民700万，华北地区移民490万，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合计1340万，几乎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两成。
在北方民间，这次大移民的标志性记忆，是一棵大槐树。山东、河南、河北地区，至今有民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上老鹳窝。”这棵大槐树，位于临汾市洪洞县城北，据说是汉代的古槐。
山西虽在北方，但地形阻隔，战乱较少，人口远比惨遭蹂躏的华北平原地区稠密，而山西土地少，不足以供养太多人口。明代初年，山西人被大量迁移到河北、河南、山东以及陕甘一带，最南抵达淮河流域，西北则抵甘肃张掖、酒泉一带。从山西南部出发的移民，往往要经过山西洪洞县，在那里稍作停留。
经过明代初年的大移民，华北、华中地区的经济得到恢复，西北也重新回到了以汉人为主导地位的时期。后来靖难之役，北方又经历了一次补充北京、河北人口的移民。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这座全国大都会，人口绝大部分是移民，老居民不过十分之一。在明代史书的记载中，往往可以看到“国朝初，人稀少”的记载，到永乐年间，土地才得以渐次开垦，北京、开封、河间等城市逐渐恢复了昔日的繁荣。
2.山西洪洞大槐树
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僧人众多。寺旁有一棵汉代古槐，“树身数围，荫遮数亩”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成群的乌鸦在树上筑巢，星罗棋布。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这样一棵雄伟的大槐树，成为移民跋涉道路上最深刻的记忆。当这些移民到达他们新的定居地之后，他们把自己的来处告诉子孙，但是时间久远，山西那一座座村庄的名字，反而迷失在传说中，他们的后辈无法再追溯到更早的故乡，于是祖先曾经停留的大槐树下，成为寻根祭祖的终点。
云南民间流传，祖先来自南京城杨柳巷，戍守云南的士兵其实来自江西、浙江、湖南和河南，而他们迁出的南京，指的是包含今天江苏、安徽和上海的南京地区，而不仅仅是南京城；安徽、湖北移民，只记得江西瓦屑坝，苏北人则往往宣称祖先来自苏州阊门；西北许多地方都称自己先祖是山西大槐树人氏，其实有不少却原居江南。杨柳巷、瓦屑坝、阊门这样一些小地方，自然不可能供养出众多人口，和大槐树一样，更多时候只是他们的祖先对途中一个汇集地的记忆。
在那次波及全国的大移民中，并不只有一棵大槐树，移民区也不止东部地区，在西北各地同样流传着“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民谣。这次规模空前的大移民给甘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也奠定了今日甘肃的文化基调。
3.移民甘肃
甘肃自古就是移民地，更是一个多民族省份，众多的民族给这块土地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人文内涵。从历史记载来看，甘肃至少经历过四次移民高潮。第一次是秦始皇时期，蒙恬修筑长城之后，在甘肃境内设置了榆中等县，第一批中原移民就来了。第二次是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后，整个甘肃全部归属中央政府所管辖，大批的中原移民也陆续从中原地区迁移到甘肃，这是继秦之后的又一次移民高潮。汉武帝为了巩固河西走廊地区，大批中原地区的罪犯
被充军发配到甘肃。西汉时期，迁移至河西走廊的移民达40万人，仅仅在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地区戍边的军人就达到18万。额济纳旗，在汉代称居延塞，属于张掖郡下居延县治。第三次是北魏隋唐时期，这也是丝绸之路最为兴盛的时期，河西四郡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当时甘州的人口达百万，有七座卫星城。这些人中既有中原地区来的汉族，也有来自西域的商人。第四次移民高潮就是明初，为了消除边患，朱元璋一方面将大批江南的罪犯充军甘肃，另一方面将晋南的大批居民迁移到西北的甘肃诸地。
山西洪洞大槐树，是所有槐裔朦胧记忆中的根。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明政府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当时，明朝政府在洪洞县城西北二千米的贾村西侧的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许多年后，当年的移民后裔虽然已经不记得具体的地方了，但是“大槐树”的影子却长久地留在他们的记忆深处。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一部分到河南、湖北等地，一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今天，在河西各地，尤其是甘州、凉州等地把上厕所称为解手，这句方言的背后其实就是山西移民来甘肃艰难历程的佐证。据说，当时为了防止移民逃跑，人们都被反绑双手，用一根长绳连接起来。要大小便，就必须报告官兵，解开手上的绳子，“解手”一词由此而来。而移民们被反绑的动作，也演变成了西北人走路背手的习俗。只要你细细观察就会发现，河西地区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无论男女，走路都习惯于背着双手，而上厕所依然称为“解手”的人，在四五十岁的人群中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可见传承这件事有着怎样深厚的影响力，完全可以用根深蒂固来形容了。
除了山西人移民甘肃以外，大批江南人也来到了甘肃。1368年，明王朝建立后，明政府在甘肃境内设置了卫所，用以巩固地方政权，防御少数民族进犯。按照明代军制5600人为一卫。卫所所属的部队，有的是留下戍守的官军，相当一部分是充军的犯人。据记载，守卫河西四地的官兵仅作为充军的就有3万人以上，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属至少有10万之众。这些人大部分是明初将领徐达、常遇春、沐英、李文忠等人的子弟或部下，大部分原籍应天府、凤阳府。这些人从江南迁来后，以当时的甘肃省会甘州为中心分散后居住周边各个战略要地，起到了守卫卫城、抵御少数民族进攻的作用。
为了达到彻底光复河西走廊的目的，在平定辽东后，洪武二十年（1387）后，明朝先后在河西地区成立了凉州卫、庄浪卫、永昌卫、山丹卫、甘州五卫、肃州卫等九卫三千户所，为了驻守河西地区，明朝初期仅仅向河西走廊的军事移民就达到了二十多万人，从而使得自从汉末三国乱世后，河西地区一直处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替入主的局面，转变成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人口体系，并形成了以汉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回族为代表的伊斯兰教文化、藏族为代表的藏传佛教文化三大文化多元鼎立、交相辉映的格局。
比如杨家将后裔就是从江浙一代到河西走廊来戍守边疆，在甘州、凉州落户生根，最终成了地道的西北人。明朝杨家将秉承先祖精忠报国思想，戍守大明边防270年，有明一朝河西杨府出过几十位将军，数名甘肃镇总兵官，是当时显赫的武将世家。只是崇祯时期，甘肃总兵杨嘉谟调任蓟镇在辽东战线打死了努尔哈赤，致使满清入关后对杨家恨之入骨，从史书中抹杀了河西杨府的记载，以致我们现在对那段彪悍的热血历史无从追索，殊为可惜。不过，杨家后裔就此留在了河西，除武威杨氏家族外，张掖民乐县还有一支杨家将的后代，这一家族直到现在还牢牢守着他们的祖坟，民乐的将军坟也一直都是当地人时常拜谒进香的地方。更为神奇的是，民乐杨氏男子的长相，与武威杨家人的相貌，经过了几百年的各自传承，眉眼、脸型竟然还有九成相似之处，只不过在方言上稍有差异，这不得不让人又一次惊叹血脉的神奇。
河西移民除戍边军户和强制性迁徙而来的人口，还有一部分是肃王就藩从江南带过来的大批护卫、仆役、属官。肃王朱楧就藩甘州并辖制甘肃镇诸多卫所，由他自己直属领导的则是甘州三卫，后来扩增到五卫。史书曾有明确记载，肃王自己坐拥数量庞大的田地和多处府邸宅院，照料这些产业自然需要很多人手，这还不算他身边负责护卫的亲信官兵。替肃王经营庞大产业的属臣，加上卫兵及各自家眷，那也是数量可观的一部分人口，这些人无疑也成了河西移民的一分子。
肃王来甘州时，带着大批的护卫甲士、巫医乐师，他们不仅将原居住地的饮食、服饰、语言、生产方法、风俗习惯以及方言词汇带入新的环境，还将一些神话传说带到了西北。随着肃王府内迁至兰州，在当时的兰州又形成了一种比较独特的移民习俗。《皋兰县志》记载过的天涯望哭，就是留在兰州的移民中形成的独特习俗。肃王来到兰州后，江南等省人迁居兰州者甚多，其中也有不少士人，致使外来人口大大超过了本土人口。明朝初年，从江南各地迁徙来的人口占据了兰州所有人口的十之七八。因路途遥远，有些人再也无法回江南水乡，思乡之情无处发泄，于是想回娘家的妇女，只好在大年三十下午，祭祀家族祖先的时候，触景生情，在院内哭泣一场，算是对遥远亲人的思念。兰州的晏公庙则是江南移民从南京移植而来的。
以甘州为中心的河西地区，仅在明代就有十万多名来自江南地区的移民，他们不仅完成了中央政府赋予的重任，也将自己家乡的传统习俗保留了下来，成为特殊的群落，他们的方言中保留了大量移民色彩。现在，许多当地人口语中还留有江南腔调，很多生活习俗也依然带着江南余韵。
有学者说明代是甘肃本土文化的成形期。因为移民活动不仅填补了甘肃人口的不足，也使文化在这种大融合中得到全方位的发展。在来自江南等地的学者、工匠们的带动下，甘肃各项事业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江南的学者为甘肃培养了著名学者段坚（其祖先就是从山西随肃王而来的），而段坚则培养出彭泽、段续等一批才子。在这些学者的带动下，明代甘肃地方文化日渐兴盛。众多著作问世，大批学者的出现，一批外地民俗嫁接保留，众多建筑建设，奠定了今日甘肃本土文化的底蕴。而这一切都是自槐裔兴起，尽管大移民有着艰辛苦难，但这其中产生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汇，也是中华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推手。
二、移民起始于屯垦
1.屯荒戍边
中国屯垦事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时候，连接西域与中原的唯一通道是河西走廊，河西走廊的屯垦戍边政策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历代王朝深知“屯垦兴，则国防巩固；屯垦废，则边防松乱”。因此均视屯垦事业为安邦定国的大政方略，提倡军队屯垦务农，减轻民众负担，以利巩固边防。
从西汉时起，中国就把屯垦戍边作为守卫边疆、稳定边疆和开发边疆的一项重要政策。历史上几次大型移民的开端虽然不是从汉代兴起的，但在两汉时期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运用。见于史册的第一次河西走廊大移民是汉武帝时期发起的，当时河西诸地刚刚从匈奴人手里夺取、划入西汉版图，为了长久控制这只打出去的巨臂，确保河西走廊的平安和对西域诸国的经略，汉帝国采用了屯垦戍边的策略。
屯垦便需要大量人力，而河西走廊新归大汉，游牧民族逃的逃、跑的跑，留在原籍的又不善于耕种，汉武帝只得从内地调派人力移民西北去实现大屯垦。而为了让迁移到边地的军民衣食无忧，又颁布了屯垦戍边的一系列奖励政策，在半强制半鼓励的形式中完成了这次规模宏大的南民北迁工程。当然，移民当中还有很多罪犯囚徒，在边疆屯田与把牢底坐穿两种选择面前，囚徒们自然更乐意用耕作来换取活着和自由的机会。因此，西汉第一次的河西走廊大移民顺利施行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毕竟河西走廊远没有想象中那般贫瘠，2000多年前的河西可是大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天堂。
汉武帝时从元朔二年（前127）到元封元年（前110）十多年的时间里，完全由政府实施的移民不下120万。绝大部分移民从迁移到定居的费用完全由官方负担，沿途有大批官吏和士卒监护，迁移的距离最远的有二三千千米。当时汉朝的总人口大约是3600万，移民占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
所谓屯垦戍边，实际上就是军事移民，移民的体式遵循军事布防的方案，经由布防式的军事移民，实现“无事则耕，有事则战”的目的。这一论点早在古代就有确定答案，对屯垦戍边的优点也有明确论断，第一可以将军队按照计谋意图进行布防；第二可以行使军队的力量对驻地进行垦种，使驻地布满生机；第三可以对他国产生威慑，使对方不敢轻举妄动。
汉帝国屯垦戍边动作外观上看是出于和平目的，实际上这种动作不亚于一种温柔的攻击，随着屯垦戍边掌握面积的扩大，军事存在的影响力也就越来越大了，一定会让界限邻国感到担忧，地处河西走廊之外的匈奴王朝有所忌惮就是很好的例证。屯垦戍边动作展现出了其时汉帝国在治理边陲、巩固国防方面的一种聪明。
汉代张掖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黑河水流充沛，田野肥沃，山地间普遍生长着茂密的树林，畜牧业异常发达，所以牛马和羊群铺满了草地，堵塞了道路，是全国家畜最多的地方。张掖本地人口基本由游牧民族构成，由于身居边境地区，经常备战和参加战斗，所以非常勇敢，青壮年都善于骑射，唯一不足就是不善耕作。河西归西汉管辖后，迁徙而来的移民再结合本地善于骑射的青壮年，一个被武装起来的新农民军团便快速成形了，屯垦的移民实际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军团。
司马迁《汉书·武帝纪》载：“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从河套到甘肃西北部一带的屯田士卒有六十万之众，这也正式揭开了中国西部屯田史的序幕。汉代徙民屯田，政府给予各种政策优惠，“徙民屯田，皆予犁牛”。没有收获之前“予冬夏衣廪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既给耕种牲畜和工具，还保证获得收入之前有衣穿、有饭吃、有居所，这些措施，在当时是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的。
汉代的河西移民，与后来各朝的移民一样来自全国各地。史书言：“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武帝时“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汉代移民与明初时强制性的大迁徙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他们多由贫民或戍卒及其家属构成，大多都是自愿移入者。根据专家估算，终西汉一代，河套徙民估计约百万。这就意味着，仅西汉一朝就有一百多万人参与开发了河西地区。
2.军屯和民屯
如此庞大的移民数量，必然需要一套完整科学的机制来进行管理，这就衍生出了军屯和民屯。汉代初始移民到河西后，先是按照军事编制进行管理，按其职责有田卒、守谷卒、河渠卒等。汉政府还设置了一系列的官职，如农都尉、护田校尉、候农令、守农令、劝农椽、仓长、仓佐等，以便于屯田管理。这就是军屯。
军屯的最大效用是兼有守土责任，他们一边在田地里劳作，一边时时惦记着别在腰间的刀或插于地上的矛，因为匈奴从未放弃过攻占河西。这些半农半卒的屯垦者，在帝国疆域的最前沿，已于浑然不觉中担负起了开发河西、保家卫国和接纳外来文明的使命。汉代也因此而牢牢巩固了边疆，创造了盛极一时的汉文化。
《史记·匈奴传》是这样描述匈奴人的：“自淳维（匈奴的祖先）以至头曼（匈奴人的单于），千岁有余，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士能弯弓，尽为甲骑，其时宽则随畜射猎禽为生业，急时则人习战攻以侵伐。”从中也不难看出，移民河西的数十万垦荒者，已很接近匈奴的习惯了——平时耕作自给自足，战时拿起武器参加战斗。匈奴对汉朝的进攻，河西移民往往首当其冲。戍卒们都拥有既是农民又是军兵的双重身份，需要随时防范来自匈奴及周边敌人的进攻。
《汉书·地理志》中说：“地广民稀，水草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这就是说，汉朝的屯垦兵团在河西并不是完全从事农耕生产，还从事畜牧生产，否则，就不会有“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记载了。直至今天，在张掖的肃南县，依然有游牧民族后裔裕固族、藏族、蒙古等民族还坚持过着半定居的游牧生活。
表面上来看，这似乎仅仅是一个农耕与游牧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所蕴含的是有着不同生活习惯的两个民族之间的一种文化的交融，数十万屯垦人不仅学会了放牧，还将中原的农耕文明带到了河西。一手拿枪，一手握锄，既是这片土地的开拓者、经营者，又是这片土地的管理者、保卫者。他们的存在巩固了西汉中央王朝对河西的有效政治管理，也促进了河西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并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创造了条件。
河西大地遗留有汉长城烽燧，从中还能看到当年汉朝为防范匈奴而修筑的这道壁垒。一个多世纪以前，瑞典地理学家、知名探险家斯文·赫定经古老的丝绸之路，自新疆横穿甘肃全境，到达西安。他不无感慨地说，丝绸之路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主要的纽带。旅途中，斯文·赫定看到了长城，并对其作了极为精彩的描述：“它就像一条找不到头尾的灰黄色长蛇，伸展在大漠之中，它已经完成了保卫中原帝国抵御北方蛮夷入侵的历史使命。我们看到路边矗起的无数烽火台，它们是已逝去的辉煌时代的默然无声却又雄辩有力的见证。烽火台一座接着一座，心跳一般有规律地隐现在道路的尘土和冬天的寒雾之中，似乎铁了心要和事物消亡的法则对抗下去，尽管经历了多少世纪的沧桑，却依然挺立在那里。”
斯文·赫定眼中的长城，是深刻而让人感动的，他对长城的描述，也是深情而睿智的。作为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线，长城两侧发生过的战斗难以计数。很多人将长城仅仅看成是一道军事防线，认为它的存在阻碍了城内汉族与城外各少数民族的交往，甚至将它视为汉族保守封闭性的象征。今天，当人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些斗争时，就不难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一种碰撞、冲突与交流，进而形成两种文化传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
西汉王朝战胜匈奴之后，北方和西北地区出现了新的局面。边郡和内地之间，邮亭驿置相望于道，联系大为增强。大量的徙民和戍卒，在荒凉的原野上开辟耕地，种植谷、麦、糜、秫等作物。
中原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水利技术，通过屯田垦殖的移民，在西北边郡迅速传播开来。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境）西至敦煌，修筑了屏蔽河西走廊的长城，敦煌以西至盐泽（罗布泊），也修建了亭燧。边塞的烽燧渐成系统，“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千米，乘塞列燧，吏卒众多”。
屯田垦种，城堡和烽燧是西汉在北方和西北边境的政治、军事据点，也是先进的中原经济、文化的传播点，它们对于匈奴以及其他相邻各游牧民族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时的河西走廊境内，汉王朝的军士穿梭其间，守护着它的繁荣稳定，并进行着必要的生产活动，偶尔还有大小不等的军事行动；各族劳动人民安居乐业，在西北边疆这块富有传奇色彩的土地上进行着辛勤的劳作，民族间互助互利，思想文化融合会同。
西汉初年，铁制农具已推广到中原以外的许多地区，武帝时传播更为迅速。今甘肃等西北地区都有西汉的铲、、锄、镰、铧等铁制农具出土。汉武帝以后，随着大规模徙民边陲，进行屯田，牛耕技术也传到了西北地区。考古工作者曾在敦煌境内的甜水井和玉门关附近的卷槽、马圈湾等地，多次发现汉代屯田遗址，其沟渠、田埂至今清晰可见，并出土了大量汉代使用的铁铲、铁锸、铜犁等农业生产工具。
历代的屯垦都由军屯和民屯两种移民方式构成。尤以汉代成了规模，当时的统治者认为：“移民垦殖，可以因田效谷，因地为粮，因民为兵，因屯为守。”这种民兵结合、亦民亦兵、亦兵亦民的军屯和民屯相结合的屯垦方式，对汉代巩固和发展边疆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武帝时，不仅有移民10万于内蒙古河套地区大规模民屯，而且创立了军屯，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命令60万出击匈奴的将士屯垦于河西走廊一带。以后又设军屯于新疆。
汉朝向河西走廊移民过程中，也迁徙了大量关中地区边缘地带的氐族、羌族人口进入这一地区。西汉末期王莽之乱过程中，天下大乱，人口大量向南迁徙，河西走廊地区的汉族人口有所减少。而氐族、羌族在这一地区的适应能力更强，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东汉后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与这一地区的羌族作战。董卓就是在与羌族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
东汉末期中原地区军阀割据，河西走廊一度失去控制。魏曹丕时期，镇守雍凉地区的曹真派遣军队收复河西走廊，再次打通西域，并设置了西域长史，以对这一地区进行管辖。
两晋之际，中原地区战乱时序的时间比较长，河西走廊在初期因为凉州张氏政权相对比较稳定，从而吸引了大量内地汉族人口迁移进入，使河西地区成为当时难得的一片乐土，人口规模有所增加，从而先后出现了五凉政权，即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五个割据势力。五凉政权中，除了前凉和西凉是汉族建立的政权之外，北凉是匈奴建立的政权，南凉是鲜卑政权，后凉是氐族。这就是说，当时的河西走廊已经呈现出多民族杂居的状态，而河西走廊的农耕也是在两汉、两晋时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为游牧生活彻底转化为农耕文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因为这几个朝代对河西走廊持续不断地开发建设，才会有后来的蒙元在甘州设立行省，明王朝将甘州作为甘肃省会来经营的繁盛局面。从这一角度来看，屯垦移民、经略西北虽然艰苦，却极大地促进了河西走廊向先进文明迈进的脚步，河西的发展离不开中原移民的努力奋斗。至于河西走廊汉族血统的渊源，恐怕也不只是“槐裔”能够说得清的。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从遥远的2000多年前逐渐融合繁衍，骨子里流着的血液和民族属性，或许只能用“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大概念来涵盖了。
三、军屯和民屯
中国古代的屯田，始于秦朝，兴盛于汉代，与所在时期的军事活动密切相关，屯垦防卫，垦民“无事则以之为农，有事则调之为兵”，完全是一种且耕且战的屯守制度，更是一种军事农业经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屯田上承两汉，下启隋唐，并且将地方的军事设防和屯垦合为一体，以垦殖荒地与戍守要塞的形式，保证驻扎在河西的军队履行军事职责，各级官吏进行日常管理，减少了对当地各族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在本质上具有军政合一、军民合一与自给自足的性质。
“河西屯田”在中国历史上尤为发达，并在屯田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河西地区的政治和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出于发展自身经济和军事地位的目的，中原王朝和各少数民族政权均在此因地制宜地设置过屯田。
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在不同的时期，屯田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总是跟着朝代的兴衰而起伏。西汉以来，河西地区就是著名的屯田区。西汉元鼎年间汉武帝决定“始筑令居以西”的边塞，开始对河西走廊地区进行经营，并在河西走廊大规模屯田。整个河西在当时有张掖、酒泉二郡，其屯田规模最少在20万人。河西地区出土的大量反映屯戍的魏晋墓砖画，如“屯垦图”“营垒图”就生动地记录和再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屯田的真实情景。
西汉时边疆屯垦建立有严密的屯田组织，可分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的主要劳动力是戍卒和士兵，戍卒一面戍边一面生产，出征将士战时杀敌征战，平时种地耕田。军队自己解决吃粮问题，不仅减轻了内地转运军粮的沉重负担，还对开发建设敦煌及河西地区作出了积极贡献。军屯中戍卒们耕种的全是政府的公田，所需粮食工具等由国家供给，垦田的收获也全部送交官仓。从事民屯的移民则由西汉政府贷赊给农户种子、耕牛及农具，在官府组织下统一生产，交租服役，所交为收获的40%~50%。西汉对屯田的管理十分严格，新开始屯垦的郡县一般都设有专门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叫作农都尉或田官。
为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权对河西地区的统治，促进边疆地区的开发，曹丕称帝后，对河西地区的经营更加积极。曹魏政权先后派徐邈为凉州刺史，仓慈、皇甫隆为敦煌太守。“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箔犬马，通供中国之费……”此处的“募贫民佃之”就是募民屯田，为招募屯田之制。据记载，徐邈曾任颍川典农中郎将，后为大司农，对中原屯田制度较为熟知。徐邈将中原地区行之已久的屯田之制大力推广到河西地区。这一举措对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使得中央政权对河西地区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并促成了“西域流通，荒戎入贡，皆邈勋也”的局面。
魏晋时期，在同一个地区兵屯、民屯往往相杂出现。在嘉峪关魏晋墓葬出土的六百余幅砖画当中，仅表现生产和屯戍的画面就达八九十幅，足可以证实上述情况。在嘉峪关魏晋墓三号墓前室南壁东西两侧第一层非常醒目的位置分别绘了两幅特别的图画，即“屯垦图”和“营垒图”。这两幅壁画形象地再现了魏晋时期统治阶级在河西地区的屯守活动。屯垦图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一部分画有一度支校尉骑在马上，马竖鬃扬尾，四蹄腾空奔驰，马前有一马司，指挥左右两队戍卒前行，右边一队九人，左边一队十人，戍卒全部右手握矛扛肩上，左手持盾牌于腰间，在田间行走。下面一部分画有两人手扶犁铧、扬鞭驱牛耕田，前面一人是少数民族，后面一人是汉族，整幅图上下结构紧凑，将士兵和农夫行进方向、神态意境绘为一体，体现出整幅画面的和谐性，显示同一主题，表现士兵且佃且守、耕战结合、以耕养战的军事屯垦制度。营垒图画面正中是一座大的营帐，帐内端坐着一位指挥官，帐外左边画一位站立的卫士，右边画一位站立手中持旗的武士；主帐外整齐排列着大小三圈小军帐，在每一座帐前竖立着许多长矛盾甲，图的右边竖立两排六面牙旗。整幅画面虽然只画了一位将军、两名士卒，其余全用遍地的军帐表现，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幅完整全面的纪实画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当时屯守戍边的盛大场面。屯垦图和营垒图，位置左右对称，显然作者是出于表现同一主题的构想，营垒应该就是耕战者的住处所在。这组绘画形象生动地向我们再现了魏晋时期“分带甲之士，随且开垦”的场面，正如书籍中所形容的那样：“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女，尽沘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戍逻减半，分以垦田”的军事屯田制度，也再次以实物资料证明和重现了河西地区魏晋时期的军屯情况。
河西屯田，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久在中国古代屯田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早在西汉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率军大败匈奴，控制河套地区。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又派骠骑将军卫青领军出陇西，越焉支，大败匈奴取得胜利，先后建立河西四郡。自此，西汉王朝大力开发河西地区，屯垦戍守，移民守边，筹集军需粮饷。移民可以因田出谷，因地为粮，因民为兵，因屯为守，不仅解决了戍卒的费用和运输的困难问题，并且可以长期守边。魏晋时期的河西屯田更是汉代屯田的沿袭和发展，并将曹魏时期所实行的屯田制度继续向西扩展和推行。据有关文献记载，魏晋时期的中央政权曾派西域长史、戊己校尉驻守新疆，以保证西域的安全，并且更进一步加强屯田的管理。从敦煌西北60千米的汉代河仓城发现的石刻来看，早在汉代，河仓城就是整个西北地区重要的储备粮秣给养的军需仓库，并且延续到晋泰始年间还在继续修建和使用，因此可以看出魏晋政权对河西地区的关注度。据《三国志·仓慈传》注引《魏略》记载：“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金城赵基）为太守。初，敦煌不甚晓田，常灌溉蓄水，使极濡洽，然后乃耕，又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得谷更少。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曹魏时期，敦煌太守黄甫隆组织民户进行垦殖，推广农耕耧犁技术，河西地区人民接受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此举对恢复和发展敦煌农业经济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河西地区与西域相连，是东西方交流的咽喉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里不仅成为军事防御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是历代统治者屯兵戍守的坚守之地，更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前沿和强有力的支撑点。西汉时，河西走廊的粮食主要是中原供给，处在乱世粮食就只能另想办法了。西汉末年窦融掌管张掖以及张掖属国等黑河流域很大的一片地域，他延续以往的军队屯垦制度，即军人战时打仗，闲时抓农业生产。还在弱水上游修建灌溉系统，组织民众开垦荒地。下令禁止随便杀死牛马，这一措施使河西的经济发展，粮食能自给自足。
到了魏晋时期由于内地分裂割据，中央王朝常常无暇也无力直接顾及西域屯田事务，河西地方政府常常承担其经营和管理西域地方事务的任务，这便使得魏晋河西屯田活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影响了西域屯田。魏晋时期河西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交往中，逐渐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学会农耕、农牧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也被史学界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魏晋时期大规模屯田还促进了边疆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开发。政府依靠屯田，以耕养战，解决军需给养，有效解决了从内地长途运输物资的问题。屯田的发展和兴盛还有效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为东西方的来往使节、商贾提供了后勤保障。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屯田耕地面积之大、人数之多，虽史书文字记载不多，但在河西走廊出土的大量魏晋墓砖画中反映屯戍的画面足以成为佐证。画面反映遍布的庄园坞堡和大批移民涌入更使得荒地得到开垦和充分利用。种草植树、固沙保土、植桑种枣，一方面保护了土地不被沙化；另一方面革新了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河西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粮食充足与否决定着一个王朝的兴衰。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重视农业生产，粮食产量较高的朝代，往往有着更加兴盛的国力和更长久的国运。汉唐盛世能够走向巅峰自然也和他们充足的粮食储备和较高的粮食产量有着密切联系。粮食不仅关乎百姓的生存，也决定着一国军事的后勤补给力量。
粮食的生产管理和农业发展的制度是古代封建王朝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怎样的制度能够确保土地得到开垦不荒废，人民富足国库充实，更成为统治者制度建设的重要探索方向。从这个层面讲，屯田制便是农业生产制度的一个创举，它的出现使得许多被荒废的土地得到重新开垦，国家军队的后勤补给可以高枕无忧，以兵农合一的形式深入影响着中国古代的制度发展。
“屯之于战争之时，压敌境而营疆场，以守为本，以战为心，而以耕为余力，则释耒耜、援戈矛，两不相妨以相废。”
屯田制的最早提出者是汉文帝，他的初期想法是将士兵作为农田耕种的主要劳动力，让军队去开垦那些荒废没有被利用的土地。这样的想法在汉武帝时期得到了实施，在当时，屯田制主要被实行于西北的荒漠地带。初步实施后，屯田制便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因为派遣士兵在边关种
田，既解决了边关军队的后勤补给问题，又使得边关的士兵可以在种田的同时守备国家边疆、抵御匈奴。自此之后，内地很少需要向西北的边防部队运送粮食。
但值得一提的是，汉朝的屯田制只是这项制度的初步形成和应用，而且制度所作用的地区也仅限于西北边疆河西走廊一带，没有大规模应用于中原。在汉朝，这项制度也仅仅用于解决军队的后勤问题，不作为国家的标准农业生产制度进行推广。
真正将屯田制发扬光大、普遍实行的是三国时期的曹魏政权。东汉末年国家动荡不安、战火连年使得农业生产不能得到保障，大量土地被荒废，流民四起，经济衰败到谷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6年，曹操的谋士枣祗提出在许都附近进行屯田。
“是岁（建安元），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三国志》）
在曹操允许后，这项计划很快实行。主要耕田的劳动力来自民间百姓的自愿应召和军队的官兵，所以此时的屯田又被分为军屯和民屯。民屯的劳动力主要是民间百姓，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耕种土地，迫不得已时才加入军队。军屯的劳动者主要是官兵，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战争，只有和平和闲暇时才进行土地的耕种。
曹魏时期的屯田制虽然被分为军屯和民屯，但真正发挥重要作用并为曹魏政权解决了粮食不足问题的是民屯。史书记载，民屯开始于建安元年，也就是196年，此时正值曹魏粮食短缺的关键时刻，民屯为曹魏囤积了大量粮草，解决了粮食问题。但军屯开始较晚，于延康元年也就是220年前后才被推广实行，从时间轴上分析，军屯的应用时间较短，并且没有广泛推广发挥作用。所以笼统上指的曹魏屯田制，主要是民屯而非军屯。
军屯和民屯的运作模式截然不同，民屯以50人为一个屯单位。屯的管理者是典农都尉、典农校尉、典农中郎将，他们不归属地方郡县管辖，而是直接归属国家中央。民屯的粮食收成是按照比例分摊给百姓。按照曹魏时期的规定，如果民屯使用的是官府耕牛，粮食分成时，官分六成，民分四成。如果使用私人的耕牛，则官民各分一半。
军屯，以60人为一营，他们驻守边关，发挥士兵职能的同时也进行农田的耕种，所有收获的粮食都直接供给军队的后勤。
“于是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并群贼，克平天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屯田制实行之后，效果立竿见影，它使得流民可以自由加入官府所倡导的田地耕种的行动中去，让流民重新回归土地，这直接解决了流民问题，使得社会的治安状况大大提升。在荒芜的土地都得到利用和开垦之后，曹魏地区的粮食年产量也大大增加，仅在屯田制实行的第一年，粮食产量便增加了一百万斛。
粮食产量的增加，不仅让百姓拥有了生活的依靠，更为曹操南征北战提供了重要的粮食保障和后勤补给。从宏观的经济方面分析，屯田制使得曹魏时期中原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整体提高，农业生产得到长足发展，为曹魏政权后期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屯田制也并非百利而无一害，它也有消极影响。曹魏时期，民屯设立的初衷是开垦荒地安置流民。但当国家粮食需求得到满足，社会趋于安定，农业长足稳定发展时，民屯的不利之处便会逐渐显露。因为它强行束缚了农民的人身自由，农民虽然以自愿加入的方式进入民屯耕种，但却不能够随意离开，农民耕种的粮食收成还必须与官府分成，这无疑会影响农民耕种的积极性，分成不公会对农民形成较为严重的剥削。
在曹魏后期，屯田制的分成规定被破坏，趋向于不公平化，官府的分成比例趋向于极端，农民一手耕种所取得的粮食八成被官府分走，自己只能获得两成。这使得许多民屯的农民开始反抗，有的甚至离开农田，向四周逃散。
随着国家社会的稳定，豪门贵族也开始形成，他们剥削农民，强行占有农民的屯田土地，严重破坏了屯田制。264年，官府宣布废除民屯。此时，虽然军屯仍在运行，但产量微乎其微，名存实亡，不再发挥作用。
曹操统一北方，屯田功不可没。从当时来看，曹魏时期的屯田制利大于弊，因为它使得曹魏政权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可以趋于稳固，百姓能够得到妥善安置，获得一定的粮食收入。民屯也为国家提供了物质基础，短期效果确实非常可观，为曹操解决了粮草匮乏的燃眉之急，使得他可以谋更大的发展，迅速稳定北方。
曹魏时期广泛施行的屯田制，还为后世王朝提供了农业生产发展的制度蓝本。这种寓兵于农，士兵农民二合一的生产方式，也被后世诸多统治者借鉴和学习，对农业的生产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更是指导了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实践。
魏晋南北朝、隋唐以至两宋，各代都推行过边防屯田。当统一国家分裂为几个封建政权时，出于军事需要，都很注意屯田。这些屯田虽多设置在中原地区，但因列国分立，仍然属于边防屯田。
金、元以来，屯田的地域分布发生了变化。金政府于驻军所在地分拨田土，兵士屯种自给，屯田于是遍及内地和边陲。元朝幅员辽阔，各卫、行省皆立屯田。明代继承元代的军户制度，军户子孙世代为兵，作战而外，平时屯种。
明代为充实边防力量，鼓励商人运粮至边地仓库交纳，由官府给予盐引；而盐商惮于长途转运粮食，乃在官府拨给的边区荒地上招募游民屯垦，以所获粮食换取盐引，称为商屯，它在整个屯田事业中所占比重很小。
屯田有时又被称为营田，原意是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实际上，历代不少营田也常使用士兵，即使是民屯，也多采用军事编制，所生产的粮食主要也是供军需。历代屯田规模不一。汉武帝在黄河河套以至河西张掖、酒泉一带有屯垦戍卒60万人。唐代屯田主要在辽东至陇右的北方边界，有5万顷左右。明代达于极盛，有64万余顷。清代除保留漕运屯田外，只在蒙古、新疆和西南苗疆设有若干屯田，屯田制度进入尾声。
屯田是强制人们耕种官地。曹魏、元、明的屯田兵有特殊的军籍，世袭服役，地位比较卑下；汉、唐、宋的屯田兵只是编入军队的民户，身份与屯民及普通百姓无甚差异。当时的屯垦管理形式大体有三种：一是劳役地租。多是屯官给工具、种子，集体劳作，收获除供屯户食用外，全部交官。唐、宋屯田多属此类。明、清的漕运屯田，也是一种劳役地租。二是分成制实物地租。曹魏屯田，用官牛的，其收获官六民四；用私牛的，对半分。西晋初年和前燕的屯田，用官牛的，官八私二；用私牛的，官七私三。三是定额实物租。西汉在西北的屯垦，每亩租4斗。北魏民屯，一夫缴粮60斛。明初，辽东每军限田50亩，租15石。清嘉庆年间，伊犁屯田每兵每年交粮13石。屯田保证了边防军的粮饷需要，对于开拓边疆和巩固边防有积极作用。又因集中较多人力、物力，可以兴修较大的水利工程，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但屯田的成绩与历代屯田的政策密切相关。大致说来，凡是设置屯田的朝代，在建立初期，屯田成绩比较显著，随着封建统治者日趋腐朽，剥削日益加重，屯田劳动者大批死亡或逃散，幸存者怠工，屯田也就逐渐变质瓦解。
在明初的六七十年间，军屯发展迅速，全国各地共有军屯田六七十万顷，相当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这样大规模的军屯，基本上保证了军粮自给。民屯由府州县管理，多分布于内地“土旷人稀”的地区，没有具体规定，主要是为了解决百姓吃饭问题。商屯，由户部具体负责，主要解决军粮保障问题。自洪武元年开始大量移民屯田，全国垦田数量年年增加，元年垦田770顷，四年垦田106622顷，九年垦田275664顷，到洪武十六年（1383）见诸史籍的已累计垦田1805164顷。据明代历朝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国田地共3874746顷，宣德八年（1433）为4278934顷，弘治十六年（1503）为8307489顷，到万历三十年（1602）增至11618948顷。与耕地增加的趋势相适应，明代人口也得到较快增长。洪武三十年（1397）全国总户数为9490713户（除云南、两广和四川外），其中户均耕地达到7顷以上的就有14241户，约为当时总户数的0.15％。到万历后期全国总人口已达到1.5亿以上。洪武十八年（1385），全国收入粮食2088万余石，八年后增加到3278万余石。洪武二十一年（1388），卫所军屯的屯粮仅有500余万石，到永乐元年（1403），包括军民屯田在内的屯田籽粒已达2300余万石。《明史·食货志》记载道：“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经过历代数百上千年的垦田开发，不仅缩小了边疆与内地、北方与南方社会的经济差距，而且促进了文化交流，增强了民族团结，奠定了清代以来中国西部地区的人口与土地布局。当然，这原本就是一种生产自救措施，重点放在垦荒，力求通过增加耕地面积来解决兵民的粮食供应。所以，基本上还是单纯种植粮食作物，不可能讲究精耕细作，没有对土地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利用，没有启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开发，更谈不上改变农村的经济结构问题。而且，大量开垦土地使得各地尤其是本就水资源匮乏的西北边境地区出现了早期的环境恶化，沙漠逐步向人类居住地侵入，河西走廊从绿地走向沙化。
四、不能承受之重
随着千余年的不断开发利用，广袤的河西走廊，游牧民族心目中的天堂终于丧失了她的丰满，绿意盎然被黄沙风尘所取代，屯垦过度的后遗症就是水资源枯竭、沙漠侵袭、环境恶化、绿洲逐年减小……种种生态问题形成了河西走廊生命中不堪承受之重。
汉代以前，河西地区由游牧民族统治，匈奴撤出河西之后开始迁徙移民戍边。屯垦必然要翻动地表土壤，古代因为环保意识的欠缺，只考虑到大规模屯田利益，却没有顾忌过度开发带来的后果，这便直接导致了植被破坏，进而生态恶化，大量土地就地起沙。汉晋开始，直到明清，河西走廊在农耕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为环境资源的逐渐枯竭埋下了巨大的祸患。
以张掖为例，随着绿洲腹地过度开垦，黑河水源大部分被引入农田垦区，势必造成黑河下游地段的水资源短缺。而且，黑河下游正是处于巴丹吉林沙漠侵蚀地区，是人类对抗沙化的最前沿，水源匮乏必然导致风沙肆虐，而垦荒却仍然在继续。几十万戍边移民的到来，人们日常生活中薪柴和屯田所需畜力的饲养，是一笔不敢计算的耗费。因此，祁连山中的原始树木和河流溪边的草木或变为了灶头炊烟，或成了牲畜反刍后的粪便，那些绿洲边缘地带的荒漠植被亦被伐刈以作人畜所用。土地沙化，初步呈现端倪。
明清时期是河西走廊历史上大规模屯田开发的集中时期。前后四五百年间，王朝统治者在汉唐经营河西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方位的开发。明代甘州因为是省会所在，此阶段区内民户大增，相对而来的就是垦辟土地、兴修水利，垦荒地域甚至向绿洲边缘地段扩展。不论是屯垦的规模还是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前各朝代。自然，在开发过程中造成的生态破坏也达到了空前恶化的程度，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黑河水资源的严重不足，下游居延海几乎干涸。
经过明代两百多年的过度开垦，到清代统治河西走廊年羹尧巡察甘州时，才会出现因为水权分配不均而导致的民间械斗事件。年羹尧定下“均水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黑河流域上下游用水的窘迫，但从水资源日渐匮乏的根本上来说，持续屯田无疑是竭泽而渔。黑河水源严重不足，已经暴露出屯垦制度积累千年生成的顽疾。
面对生态恶化导致自然灾害频发的现实，人们一边怨天尤人责备“天年”，另一边并没有停止向土地的索取。战乱过后的清朝初期，河西走廊满目疮痍，废弃的耕地被风沙无情吞并，形容当时地貌用“赤地千里”一点都不夸张。为了安定民心，为之后收取天山南北的西域疆域，快速恢复生产势在必行。清政府从头收拾旧山河，把屯垦再次提上日程，并开始大力推行。在这一时期，清廷实行新的屯垦政策，制定了一系列对屯户比较利好的奖励措施，使河西各地的农业生产步入正轨，逐步走向规模化耕种，明代开凿的各大小渠道也重新得到利用。
张掖作为历代军马的主要产出地，一直都拥有发达的畜牧业。但是，满人有更为广阔的蒙古草原为军队提供源源不断的战马，这个时期的山丹马场几近闲置，畜牧业随之降下了热度。马场的冷落，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放牧对生态的消耗，祁连山草场和原始树木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修复期，负担沉重的张掖大地终于有了喘息的短暂时机。可惜好景不长，清廷向新疆发兵的号角吹响之后，张掖等河西各地被迫承担起了军需重任，作为清军征战西域的跳板和大后方，数量庞大的军需开支再次压得河西走廊喘不过气来。清政府一面向西用兵，一面敦促河西屯垦，农人繁重的徭役只能从土地上攫取，军马的饲草也让祁连草场不堪重负。
天山南北成功纳入版图的代价，是河西走廊面临资源枯竭。没有水灌溉的耕地不得不搁置荒废，风沙蔽日成为河西天空的常态化，张掖绿洲面积内缩，黑河下游的居延三角洲最终沦为黄沙窝。清中晚期，新疆和陕甘陆续发生回民叛乱，清政府派兵征剿，河西走廊各地不但要承担军粮运输，还要倾其所有支援战争。双重压力雪上加霜，我们似乎听得到这片黄土地从岁月深处发出的那一声疲惫又无奈的叹息。清政府开辟的甘新驿道，不知是用多少屯垦人的血泪铺就，一次次被风沙掩埋又清理畅通的古丝绸之路上，河西走廊不复青春、不复丰腴，她用日益干瘪的身躯向人们发出无言的呐喊，却总也得不到回应。那个时候的大地母亲，想必也是怨怒的吧？所以，沙尘暴频发；所以，黑河水减流；所以，植被干枯……
河西地区土地沙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战乱，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战乱频发决定了历代对这里的开发。汉代时虽然驱逐了匈奴，但游牧民族并没有放弃重归河西
草场的意图，所以迫使历代中原王朝不得不向河西走廊派重兵驻扎，而军队给养的难题，自然要依靠当地屯田来解决。一段时期，河西走廊诸地在农耕与游牧之间徘徊，土地的利用农牧交替频繁，从开垦到弃耕，再到放牧，然后又随着王权的更迭从游牧转回耕种，土地在荒废与复耕之间轮替，失去用心经营之后难免沙化，河西土壤的地质构成又注定了土地自身修复能力有所局限，沙漠便就此蚕食、一步步逼近人们的家园。
自汉武帝移民屯垦作为开端，河西走廊的生态环境变迁就注定了是一场人力作用下的灾祸。我们不能否认古代屯垦制度为巩固边防、开发边疆的积极有效作用，以及历代以来各族人民对边疆富庶繁荣和地区稳定所进行的可贵探索，屯垦本身的战略价值不可低估。但是，屯田所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如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加剧化等问题，以及对后世形成的生态结构失衡，也不能忽视，更不能以简单的功过来定性屯垦制的利弊。
翻阅史书可以看出，到清中末期时，河西走廊的生态破坏已经非常严重，不复史料中记载的水草丰茂了。但是，因为意识的缺失，就在20世纪初，河西走廊的牧养也仍然在持续进行。张掖农村里有上了年岁的老人曾经讲述，从他们的父辈开始，沙尘暴的次数和威力逐年增加，那时候的一年当中，没有风沙的天气屈指可数，人们大多生活在尘沙飞扬、灰蒙蒙的天幕之下。尤其到了土地化冻的春季，几乎就没有晴朗的天气，所以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大风三六九，小风天天有”的民谣。想来老一辈都有切身体会，一提起过去总也忍不住唏嘘之色，顺带还要感慨一番现如今蓝天白云、四季分明的好时节。
其实，张掖乃至整个河西走廊的生态治理，取得现阶段这样显著的成绩，细细算来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初显成效的。新世纪提出西部大开发以来，保护生态的意识逐渐在西北人民心中复苏，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有意识地保护生态、建设生态，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正式将生态建设作为国家刚需规划确定之后，保护环境、恢复生态成了全民的共识。国家政策的制定让我们这些饱受风沙侵害的地域看到了重建秀美家园的希望，也坚定了西北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禁牧，禁止滥采滥伐森林树木和野生固沙植物的硬性规定，对遏制河西走廊生态持续恶化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我们终于迎来了荒漠披绿、水波荡漾，“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绿洲新气象。
西部生态建设是一项长期又艰巨的事业，我们不能指望几千年持续结成的痼疾，在几十年中就被根治，千疮百孔的土地和濒临枯竭的水源，更不是短短数十年就可以还原和涵养充沛的，这需要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坚持不懈去维护、保护。可见，生态建设任重而道远，我们已经为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付出过惨重的代价了，不能让悲剧在我们这一时代继续重演，走健康生态之路才有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未来。
五、因屯垦而得名
地名是社会的产物，它的命名、演变体现出特定时期内人们进行社会交往、从事生产劳动和经济活动时所使用媒介的广泛性。地名的意义通常认为是地名字面所表达的含义，是人们为地命名时的着眼点，也就是说，可以看作是命名的因由或理据。因此，地名能够折射出这一地域命名时的地理特色与社会构成，还反映了真实的生产生活状态和文明发展进程。
纵观张掖历史，不难看出这是一座由古代移民城市发展而来，兼容了多种文化元素和人文特色的、内涵丰富的古老城市。而张掖很多地方的命名也正体现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沿革，其中与屯垦有关的地名更是不胜枚举。屯垦的目的说到底还是为了戍守边防，军屯尤其是。军屯大兴于明初，以屯养军，以军隶卫，卫下设堡、寨，堡寨一体。军屯基层单位为屯，这是沿用自汉唐以来的老规矩了，每屯百户，每兵授田50亩，配给耕牛、农具。军屯戍兵平时耕种，战时守卫，属于半农半军的特殊群体。永乐年间规定每50屯中修筑一大堡，堡设守备、操守等官职管理，军屯所产的粮食、耕种工具和兵器辎重等物资都由堡内守官集中统一掌管。明史记载，弘治年间甘州下辖十二卫共有屯军7万余人，仅甘州五卫的屯田数额就有八千余顷。嘉靖年间又有精壮屯丁2.5万人入驻甘州各卫屯田，据《甘州府志》所载，其时张掖境内共有田亩150余万亩。而到了清光绪年间，张掖辖区不包括高台，就有接近53万人口，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祖上都是为屯垦戍边从中原地区移民而来的屯户。
如此规模庞大的移民建立起了更为庞大的屯垦基业，我们毫不怀疑当时的张掖边边角角之地，凡是能够种植粮食的地方都被开发成了耕地。有了面积数量惊人的屯田，就需要为土地命名，以便区分计量。如此，大量看似随意实则特定的地名便应运而生了。
有甘州籍的学者统计，在如今的甘州区各乡村地名中，以寨、堡、墩、庄和以距离城镇远近及屯田所在地主要人家姓氏命名的地名就有近百个。这些地名一直沿用下来，是我们研究张掖古代屯田发展和人文特色的最有力佐证。值得注意的是，屯田历来虽以军屯为主，但到了封建王朝末期，民屯的规模比起军屯来不遑多让，民屯相对军屯更为宽松自由的优势，使得自愿屯田的移民远胜于军兵，因此便有了越来越多以姓氏命名的屯田地名。
甘州区内依然沿用与屯垦有关的乡镇级地名有：新墩、梁家墩、石岗墩、五里墩、党寨、平原堡、廿里堡。在这七个地名中，五里墩和廿里堡就是以距离城镇远近直接命名，而党寨和梁家墩以姓氏命名，平原堡、石岗墩则形象地说明了地理特点，新墩的命名最具有人文特色，因为按照对河西其他地市乡村命名的研究来看，与新墩对应的一定有一个“旧墩”。如隔壁城市武威的农村里，有一个乡村叫“新房”，就是原来的“旧庄”因人口发展比较多之后分离出去另建新村的。“新房”与“旧庄”，新旧之间看似有所区别，但到底难以割舍数代人朝夕相对、鸡犬相闻的劳动感情，取名也依然体现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密。
甘州区村级地名与屯垦有关的多达八十余个，诸如张家寨、杨家寨、兰家寨、訾家寨、徐赵寨、贾家寨、宋王寨、付家寨、陈寨、管寨、高寨、花寨、雷寨；以及李家墩、苗家墩、万家墩、杨家墩、梁家墩、陈家墩、韩家墩、王家墩；以堡为单位的姓氏村如郭家堡、汪家堡、缪家堡、梁家堡、浮家堡。此外，最常见的以姓氏冠名村庄名如金王庄、王阜庄、滚家庄、安家庄、高家庄、普家庄；以及贺家城、明家城、余家城、帖家城、白城。除了姓氏冠名的村镇，剩余如四号寨、上堡、下堡、太平堡、东古城、西古城、烟墩、甲子墩、五个墩、瓦窑堡、双堡、瞭马墩、柳树寨等地名，则从地理位置、屯田编号、堡寨用途等各方面命名。
眼花缭乱的村庄命名乍看之下太过随性，而且以姓氏为名的占很大比重，从中却可以了解到另一门学科，那就是中国的姓氏学演变了。这是另一个范畴的学问，这里暂不展开探讨。五花八门的姓氏，有的起源于本地，大多数还是移民承袭而来的中原姓氏，由此也可佐证张掖是地道的古代移民城市了。
屯垦离不开水源，张掖作为屯垦大市历代都很重视水利修建。人们能用姓氏命名屯地，自然更乐意用沟渠、堤坝、水井、水闸、流泉等为他们的家园命名。在甘州区内和水流有关的乡镇级地名，如龙渠、小河、甘浚、沙井、乌江、三闸等。村级地名便多了，如大沟、沿沟、东沟、南沟、新沟、中沟等；东闸、西闸、店子闸、河南闸、下二闸、上四闸、中卫闸、头闸、二闸、三闸、四闸、五闸、六闸排列下来命名的村子，以及头坝、二坝、三坝，东
五、西六、西二、东三等按顺序罗列的；水磨湾、三清湾、金家湾、李家湾、毛家湾、谢家湾、南湾、大湾、小湾；谈家洼、花家洼；小泉、流泉、东泉、紫泥泉等。除此之外，与水流有关的还有水源、河满、上游、夹河、永济、沤波、野水地、平山湖等八十余村落。
不论是以姓氏命名，还是以沟渠堤坝、烟柳砂石来命名，张掖的地名并不是个例。在整个河西走廊各个地市的乡村中，闭着眼睛都可以找出许多重名的村庄来，地名的命名也不仅限于此。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古代民俗和民族融合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河西诸地相类似的生活习俗正好也间接说明了，河西走廊发展屯垦以来的岁月里，人与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都有着频繁的交流与相互学习。当然，也许好多习俗原本就出自一处，只是被带到了不同地域延续下来。而这一切的形成都是因屯垦而来。
一个个拥有浓重历史底蕴的地名，凝聚着古今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思想，也见证了一代又一代致力于农业发展的军民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勤恳付出。时代的车轮碾过灰土沧桑的历史大道，那些或情愿或被迫来到张掖的屯垦人，为张掖开辟了肥沃的耕地，也为这里带来先进的农耕文明。直到今天，张掖人民依然承袭了这份勤劳，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耕耘沃土，科技农业、生态农业的新型种植理念，让这座农业城市不断焕发生机、欣欣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