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比我长两岁，是我童年时期最好的伙伴，她是村子里的“第二不好惹”，第一的名头在我这里，在村里人的眼里，她一家人都极其格调（我们那里对于和一般人格格不入的说法），生活节俭本是自家的事，偏偏就招人看不起，大家虽说条件没多大差别，也都粗茶淡饭，但总会看不上条件更差次的，一群农村妇女串门往炕上一坐，打个牌，吃点晒干的瓜子仁儿、南瓜仁儿，不是讨论谁家男人懒汉一个，谁家女人格调，就是婆媳、妯娌那些家常，少有说谁家好的，大家自然不拿别人体面事情来说，凡是聚在一起的，就是最光彩的，也最容不得议论的，这些女人的友谊也在此过程中得以升温。小红的犟是她母亲教与她的，是全家对整个村民舆论的抗议，他家倡导田园生活、自给自足，做着光明正大的事、我行我素，但凭村子里的人怎么闲话。她独与我交好，因我父母亲从不惹人，也不喜说人闲话。
我与她不同，我对旁人的态度多数来自于他们对我父母的态度好坏，这好坏标准是我自个儿定的，母亲因着耳背、不识字没少被人欺负，父亲生性孤僻，不善与人交际，也是村里出了名的“软柿子”，真要说扬眉吐气，可能是从我学前班拿到学校“好娃娃”奖状开始，上学期间，“三好学生”的奖状从没落过，直到我上大家、进国企，我是他们最大的骄傲，我打小就深谙此事，村里的乡亲谈及我父母都要把我带上“他闺女脑子可好了，学习賊好哩，出息大着了！”我哥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了，他不好学习，宁愿被母亲打也是不肯的。
因着我这脾气，母亲没少打我，鸡毛掸子、扫帚、钎把子，手里操起啥家伙就拿啥，听母亲回忆说，小时候我总伶牙俐齿的，嘴巴跟淬了毒，没见我吃过哑巴亏，把大人都要说到下不了台面，都是邻里乡亲，争气是争气了，却也让她很是难为情。
一次放学，我在板凳上端着一碗饸络吃着，只听着院子里的大门“哐当”一声被人推开，“聋子！”一阴阳怪气的腔调，是在唤我母亲的，母亲耳背，除了几个交好的乡里，上下邻村的人都喊她“聋子”，从不唤她本名，此刻进来的这个人是当地放羊的，红色磨的发黑破损的裤腰带后年别了一根抽羊的皮鞭子。
“大晌午的，没吃饭吧！”说着母亲就起身盛了碗饸烙，多舀了些土豆豆角进去。
“一进门我就喊了你好几声，没人应啊，你这耳朵是真聋了！”那人接过碗正准备各就下来。
“妈，这种人凭什么吃咱家的饭，不配！”我撇了一眼那人，低声喃喃，站起来就把碗放灶台上。
“说甚！老子还没见过这种没教养的娃！”说罢，那人把碗筷放地上，起身就往门外走。
“怎咧这是……”母亲还没反应过来，连忙跟了出去。
不过多时，母亲掀开门帘进来，责问我“你刚说了些甚，谁教你的？”
“你知道她叫你甚？”眼窝里有气也有泪。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你妈妈我就是个聋子，人都这么叫的，也是关系好，熟了才这么叫的……”她把地上的碗筷收了起来，把饭菜倒回锅里，“妈妈不怕，这辈子也就这了，以后你出息了，做妈妈的耳朵，还能做妈妈的眼睛。”
我心疼母亲，在我儿时的认知里，拿人缺陷起绰号就是一种不尊重，那天，我也并没有理解母亲对外人的包容，觉得她和我父亲一样，没有骨气，才受人欺负，但她最后说的话，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