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名: 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Stories from Rwanda

ISBN: 9787305230677

内容简介：

1994年，卢旺达境内人口占多数的胡图族对作为少数民族的图西族展开全面屠杀，100天里至少有80万人遇害——大部分是用砍刀完成的。卢旺达大屠杀的累积死亡率几乎是死于大屠杀中犹太人的三倍，这也是自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以来死亡率最高的大规模屠杀。

本书作者菲利普·古雷维奇自1994年开始跟踪报道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先后6次前往卢旺达及其邻国，试图探究这场人道灾难的成因，倾听幸存者的讲述，并报道其余波。借由对各方当事人——幸存者、国际组织成员、包括现任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在内的高级政要——的采访，古雷维奇以一种极具推进感的叙事，重构了卢旺达种族冲突的起源、恐怖和混乱而尴尬的劫后现实——大量的人口迁徙，复仇的诱惑和对正义的要求，人满为患的监狱和难民营。

这是一个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故事还是一个只有坏人的故事？国际社会对此负有多大程度的责任？一个多半由行凶者和受害者构成的国家能够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社会吗？这些内驱于这部见证文学的问题，使它成为一份绝无仅有的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深刻剖析。

作者简介：

菲利普·古雷维奇（Philip Gourevitch）

美国作家、记者，长期担任《纽约客》（The New Yorker）特约撰稿人，也是《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的前编辑。古雷维奇于1986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1992年，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小说写作项目的艺术硕士学位。另著有《阿布格莱布的民谣》（The Ballad of Abu Ghraib）、《一个铁证悬案》（A Cold Case）等。

译者简介：

李磊 人文社科类译者，译有《对民主之恨》等。

精彩书评：

壹：短评

#  和笔力同样令人动容的，是不曾消失的人性。

#  全世界都在谈论卢旺达大屠杀，可曾有谁亲眼见证真相？又有谁敢于去见证？菲利普是那个伟大的勇敢者。他走向刀口下的幸存者，走向全程漠视的旁观者，走向杀人的恶魔。他跨进铺满尸骸的教堂，压抑着奔涌的情绪，用一双冷眼望向这处人间地狱，心是滚烫的。

#  这是一本令人掩卷沉思的书，悲剧在屠杀之中，更在屠杀之后。 根据法律，所有杀人犯都应被判处死刑，但在一场百万人遇难的大屠杀之后，死刑却是那些炮制和煽动惨案的精英领袖的“特权”。法不责众，数不尽举起屠刀的平民为自己找到了开脱的借口。他们还会与受害者比邻而居，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 类似的事情，在西班牙、智利和东方都曾发生，前不久一位老师研究西班牙转型案例过后，陷入抑郁长达半年，想必正是由于无奈的妥协。与施暴者和解，何尝不是又一重伤害呢？

#  虽然历史学家一直在说“历史总是会轮回，发生过的事儿总会再次发生”，但可能以前并不太有感触。可经历了这次疫情，再结合这场发生在1994年屠杀，你会说历史学家真的太智慧。想想如果有一天政府告诉你，你可以放心的杀死另一群人而不用受到法律的制裁前，你会不会也和大部分参与屠杀的胡图族一样，杀一些人，同时也救一些自己喜欢的人？

贰：

看完了《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补看了电影《卢旺达饭店》。

    作者通过此书完成的成就，是让读者们对卢旺达大屠杀的理解，由原初种族灭绝这个非常抽象且模糊的概念，逐渐具象为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仇恨，最终具体化为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和难以处理的余震。非常喜欢作者对这一事件的采访、纪实、评论穿插交互的写法，但作者的目标不止于此；他有着极其强烈的意愿，去追溯促使事件发生的各类因素，尤其是尽可能的为读者们展现国际社会和非洲本土的政治力量所发挥的或正面或反面的作用，最后将论述聚焦于非洲漫长而痛苦的“断奶”历程。

  电影《卢旺达饭店》截取了整个大屠杀过程中一个非常例外的幸存案例，镜头有更多的空间去展示人们的心理细节。这个例外已然足够触目惊心，然而菲利普·古雷维奇告诉我们，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屠杀仅仅是整部悲剧的上半场，而下半场并没有因为上半场的教训产生剧情上的反弹或反转，它遍布着痛苦、失望、慢性病一般的下坠、无法缝合的撕裂、难以获得正义的挣扎。20世纪的末尾，经历过一战二战的人类社会不得不再次面对作为人类整体的愚蠢和懦弱，而这种困境往往被西方社会视若无睹。

  困境主要为非洲所承受。非洲是探险家们的天堂，也是殖民者的“新大陆”。这种资源因有限而珍贵，因此，早在1897年，德皇的旗帜在卢旺达升起的时候，殖民地霸主就开始利用一种“双重殖民主义”来稳固他们的统治，即德国人给予图西族精英特别的保护和许可，来通过图西族加强他们对胡图族的霸权。当卢旺达作为一战的战利品被转交给比利时时，胡图族和图西族被更加明确的定义为两种对立的身份——一方面，利用含米特假说、科学家的嘴来宣称图西族更文明、更高贵，甚至设定了“鼻子指数”作为区分；另一方面，进行人口普查并发布“种族”身份证，阻断胡图族成为图西族的可能，以完美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然而，经过长期的社会革命，欧洲逐渐进入了一个群体更加平等的时代；于是，卢旺达的风向也随着殖民者变了。二战后，在同样于比利时一直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弗拉芒族的鼓吹下，胡图族产生了对政治变革的强烈愿望。

  于是，被人工划分出来的种族因统治与被统治的颠覆产生仇恨。图西族从神坛跌落，而逐渐获尝到权力滋味的胡图族领袖需要不断保持着那种“昂扬”的革命精神。最开始，是阻碍图西族担任重要岗位的机会，在含米特神话所造成的自卑影响下，胡图族甚至设置了一种“精英的逆淘汰机制”，让能力更弱、表现更差的人更受青睐。在近乎“反智”的意识形态下，一种简单粗暴美学最终登上舞台，旨在彻底解决胡图族的自卑问题。消灭害虫，煽动胡图族杀死图西族成为了解决问题唯一的方法。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在“冷战”中获胜的西欧和北美势力开始要求他们在非洲的扈从开始实施民主化。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在法国的授意下，宣布要在卢旺达建立多党制整体。而明眼人都知道，这种宣布恰恰是在说一种反话；独裁的权力在被迫选择这种形式主义之下，必须更加收紧国家机器，以免心怀不轨之人钻空子、占便宜。“从极权主义到政治的自由市场，这种飞跃，即使是由真诚、善意的领导人来推行也会造成动荡不安，而在卢旺达，政治的开放显然并不真诚。”“民主辩论”被偷换概念，卢旺达的政治问题转变为纯粹的胡图族的自卫问题，我们所有人要反对他们所有人，如果不反对那就将被视作“他们”，这就是胡图力量的组织原则。

    1990年，一只自称是“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叛军对哈比利亚马纳宣战，这场骗局意在夸大卢旺达的危险处境，进一步汇集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恐惧。所有的图西族都被认为是“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同谋”，而不同意这一观点的胡图族也被判定为叛徒。报纸《坎古拉》、歌曲《我恨这些胡图族》、千丘自由广播电视电台（RTLM)在收音机饱和的卢旺达没日没夜的广播，这些宣传手段逐渐使得图西族在胡图族眼里失去了“人”的性质，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抽象的敌视对象。

    但是，真正的“卢旺达爱国阵线”确实在为流转国外的图西族难民战斗。他们于1991年1月占领了卢旺达西北部的关键城市，但很快，哈比利亚马纳的政府军就在法国的帮助下驱逐了他们。法国在大屠杀的前后都没有扮演什么正面角色：法国总统密特朗和他的儿子都喜欢哈比亚利马纳，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作为卢旺达的协助者，对反对图西族的很多事务给予资助和指导，并在1994年的大屠杀期间直接向卢旺达输送了大批军用物资。作者评价说，“巴黎方面认为非洲的法语区是’自己的家’，是祖国的虚拟延伸，事实上，‘卢旺达爱国阵线’在乌干达这个英语区的出现，激发了法国人古老的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威胁的部族恐惧症。”

    1993年8月，哈比利亚马纳总统与“卢旺达爱国阵线”签署了一项和平协定，即《阿鲁沙协定》，以保证卢旺达海外难民回国的权力，承诺两支交战中的部队整合为一只国防部队，并订立了一项由全国各政党的所有代表组成过渡政府的计划。对图西族的妥协彻底惹恼了胡图力量，总统被指控叛国、是图西族的同谋，《坎古拉》刊登了一行通栏大标题“哈比利亚马纳将会死于3月”以及“没有人比哈比利亚马纳更热爱他的生命。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他将如何被杀。”

  《阿鲁沙协定》果然成为了哈比利亚马纳的政治坟墓，他的死亡成为大屠杀正式开始的导火索，整个卢旺达都在发生着谋杀。《卢旺达饭店》所截取的时间段正是从这一时刻开始，直至坚持到“卢旺达爱国阵线”打到基加利来。管理米勒·柯林斯酒店的荷兰人撤退后，保罗被要求照看好这家困境重重的酒店。他在采访中坦言：“我并不是真的强大，我不强，但也许是我用了一些其他人不想用的办法。”保罗相信自由意志，相信每一个胡图族都可以做选择。“他并没有拯救他们——从根本上说没有。除了一台酒柜、一部电话、一处国际知名的地址以及他的反抗精神外，他没有任何武器，他仅仅只能为了保护他们而全力以赴，直到他们被其他人拯救的那一刻到来。”

  渴望拯救，是所有的图西族都对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社会抱有的热切期冀。然而，于1948制定和签署《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国家都知道，“他们并不是为了阻止大屠杀而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而多半是像美国那样很不情愿地去遏制法西斯的侵略。有什么能让那些控制着联合国的战胜国以后做的比现在更多，或者想象他们在将来会采取什么不同的行动？”1994年，国际社会容忍了种族灭绝，尽管联合国的联卢援助团司令达莱尔少将宣称只需5000名装备精良的士兵放开手脚来对抗胡图力量，他就能迅速制止种族灭绝。然而，在十名比利时蓝盔兵被杀后，联合国部队反而从卢旺达撤军了。

  随着罪恶愈演愈烈，卢旺达种族灭绝的证据无可辩驳，震惊的捷克、新西兰和西班牙的大使们开始施压，要求联合国部队回归。安理会的各种磨磨叽叽的程序从4月拖到5月，又因投票而拖延到了6月，在美国的坚决要求下派遣行动进行的非常缓慢。八个忍无可忍的非洲国家组成的联盟宣布愿意向卢旺达派遣一支干预部队，但由于装备有限，需要向华盛顿借50量装甲运兵车。克林顿政府答应了，却并没有把装甲车借给非洲人，而是租给了联合国。

  真正的转机在于“卢旺达爱国阵线”的胜利，他们先是控制了东部地区，然后逐步向西部推进，在这一过程中，占领区被整体消灭的消息传到了全世界。而胡图力量一边命令着所有胡图族在“卢旺达爱国阵线”到达前逃跑，一边继续扮演着受害者的身份，声称“卢旺达爱国阵线”正在屠杀每一个他们见到的胡图族，而法国军方的发言人也推波助澜地提出一个“双向种族灭绝”的概念，称“卢旺达爱国阵线”是“黑色高棉”。于此同时，法国还在6月中一时兴起派出了一支打着“人道主义”和联合国旗号的特派团进入卢旺达，而此时大多数的图西族已经被屠杀完毕；法国的“绿松石行动”部队受到了胡图族极端力量的极大欢迎，他们披着法国国旗继续诱杀图西族，“绿松石行动”的标志性成就在于容许对图西族的屠杀又持续了一个月，同时还确保了胡图力量的指挥部裹挟着大批的民众在其武装下安全进入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

  卢旺达的新政府成立了，胡图力量散落在胡图平民之中逃亡扎伊尔的戈马，在这里的新难民营的“首个霍乱案例被报道出来后，种族灭绝从此成为了旧新闻”。全世界都对图西族所遭受的种族灭绝袖手旁观，此刻却对胡图族的难民营报以极大的关注和关心。飞机一天24小时的在戈马机场起落，送来食品、医疗用品、医护人员和媒体官员，完成了20世纪人道主义救援事业最有效率且最大规模的部署。淡蓝色旗帜在难民营四处飘扬，然而联合国却几乎没有控制权。在这支大体上完整的胡图极端政权的主导下，各营地迅速地按照胡图力量的组织方式建立起权力结构。“在这一政权之下，人道主义者们的待遇更像是被流氓黑手党霸占的酒店里的服务生……”“边境上的多个难民营使得卢旺达危机变成了地区性危机。这仍然且一直都是政治危机，但所谓的国际社会更喜欢把它看成一场人道危机，仿佛这当中没有丝毫的人为因素，就像洪水或地震一样。事实上，卢旺达的惨剧被很多人理解为一种自然灾害……所以种族灭绝分子们又获得了一次非凡的公关胜利，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巧妙操控大众的同情心和唤起全世界的良知得来的。”

  新政府希望难民们回到卢旺达，宣称国家已经足够安全；更重要的是，难民营中混杂着大量的胡图力量部队和民兵成员，营地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在国际组织的视野范围内，他们无法有效的区分平民和极端分子；而在国际组织的视野之外，这些胡图力量分子优先抢夺物资、散步“卢旺达爱国阵线”要杀光所有胡图族的谣言、恐吓并威胁想要离开难民营的人，以免失去备受人道主义关注的人质，即最为有效的肉盾。在联卢援助团和卢旺达爱国军的联合行动下，一些比较小的营地逐渐被关闭，然而最大的基贝霍难民营因成为种族灭绝分子核心分子的大本营而面临关闭困难。人道主义者们对关闭计划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国际社会无法关闭的难民营，新政府就要去关闭它。卢旺达爱国军（原“卢旺达爱国阵线”）包围了这个营地，在胡图力量分子的恐吓下，难民门四处逃散，最终挤成一团。警戒线四周的大门太少，登记流程太慢，种族灭绝分子向难民们施压不要合作，一些外国的救援人员也劝告不要撤离。营地内的水和食物所剩无几，难民们拥挤着无法移动，于是，一些人试图抢夺卢旺达爱国军的武器而被开枪打死，营地内也出现了用砍刀杀死周围人的情况；在难民突破的警戒线后，卢旺达爱国军不加区分的向人群射击，开火持续了很长时间。

  霍贝基的惨剧同样触目惊心，该事件死亡人数的最高版本是8000人。在作者采访卡加梅将军（战后已成为卢旺达的副总统兼国防部部长）时，他主动提及的了该事件。对于非洲人来说，“解放”意味着从“冷战”的新殖民主义代理人的独裁统治中摆脱出来，从一种仅仅是形式上自由和独立的非洲中摆脱出来。困扰非洲人的不仅仅是腐败，更多的是他们的灵魂，因为，即使西方间接性的起到了某些作用，但后殖民时代的痛苦是非洲人强加给非洲人的。

  穆塞韦尼在乌干达的榜样作用激发了“卢旺达爱国阵线”，他曾经告诉过卡加梅将军，“不能再把非洲未能实现体面的独立归咎于外国人，更主要的原因是本土力量太薄弱，而且没有组织。”卡加梅作为“卢旺达爱国阵线”的领导者，与穆塞韦尼渊源颇深。和众多受到迫害流亡乌干达的图西族一样，他的童年在乌干达忍受着歧视度过。在他的好友鲁维吉耶马的劝说下，卡加梅和很多卢旺达那敏选择加入穆塞韦尼的部队，以期待改善卢旺达难民在乌干达所遭受的待遇，长远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带领卢旺达难民回到卢旺达。在帮助穆塞韦尼就任乌干达总统后，卡加梅和鲁维吉耶马身居要职并积蓄力量，这引起了哈比利亚马纳的警惕。1990年10月，鲁维吉耶马带领爱国阵线部队向卢旺达部队发起进攻，却很快战死，卡加梅急忙赶回非洲接手爱国阵线部队的指挥权。

    作者对卡加梅的深度采访丰满了这个直至2020年依然是卢旺达领导人的性格和形象。他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冷静、威严、孤独，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卡里斯玛式的人物。从一开始，“卢旺达爱国阵线”反对的就是卢旺达的独裁者，而不是胡图族。在国际救援观察人员的眼里，“卢旺达爱国阵线”是一只纪律严明的部队：制服总是熨平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靴子也擦得很亮，严肃，自豪，看不到通常的非洲式劫掠。这支队伍的风格为卢旺达的新政权奠定了基础，战后的卢旺达需要开创一种既能面对种族灭绝，又能提供前进路径的新型国家叙事。在基贝霍事件发生之前，卡加梅就说过，“如果国际社会不把在扎伊尔的种族灭绝分子从一般的营地难民中区分出来，并把群众送回来，他就准备自己来做这件事。”

    新政府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废除种族身份证制度，但是就算没有身份证，所有人也都知道邻居们的种族，一些幸存的图西族会在归国的胡图族难民中寻找他们的仇人。所以杀人事件依旧难以避免，新政府没有警察、没有法院，很多图西族人宁愿尽快私下解决他们的仇恨。三件事情交错且有所重叠地发生着：一是超过75万流亡海外的图西族返回卢旺达定居，成为卢旺达的“淘金者”；二是胡图族难民因难民营的关闭而陆陆续续回国，找到原本的房屋开始生活；三是幸存的图西族失去所有，无法被还乡者理解，甚至无法报仇，只能孤独舔舐创伤。在发生大屠杀的这种情境下，新政府要使人民团结起来、要使国家成为一体变得更加困难。

    一方面，战后卢旺达仿佛是外来还乡者的新世界，幸存的图西族们感觉很难融入这个社会。他们无法诉诸正义，因为新政府所提倡的是战后德国那样的“去纳粹化”，而不是去追究每一个在种族灭绝期间犯下罪行的人的责任。客观上，审判每一个犯下罪行的胡图族也难以实现，卢旺达的中央监狱人满为患，扩建和新建的监狱也根本满足不了需求。

  而另一方面，在众多残忍事实的讲述中的已然麻木的归乡者会认为，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现在我们该放下过去，为未来规划。而放下和遗忘又谈何容易。此外，还有国际上的观察者认为这并非是一个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故事，而就是坏人们的故事，是霍布斯意义上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些评论者对混乱产生了厌倦，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了对了解事情本质的惰怠和对发生原因的简化处理。

  事情如果真是这么愚蠢而简单，那么不止是卢旺达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红色高棉大屠杀甚至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都可以直接归结于两个族群杀来杀去的疯狂。但一种判断对或错、好与坏的确信对经历了种族灭绝的卢旺达人来说格外的重要。而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是，国际社会一再地为胡图力量的谎言效劳。非洲人开始反思，如何克服殖民主义和独裁习惯，摆脱作为种族灭绝引擎的以恐吓和服从为组织方式的等级秩序。“卢旺达人有时似乎是以政治替代了艺术：在政府的最高层里，在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协商中，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政治艺术。”套用一句苏格拉底的名言，一个不讲政治的共同体不值得过；但是，太讲政治的共同体没法过。卢旺达大屠杀的余震一直延续到了1996年，流离至扎伊尔莫克托村庄的图西族再次遭到种族灭绝分子的屠杀，剧情如出一辙。不敢想象，如果有一天这些极端分子真的把所有图西族全部杀光后该如何维持他们的激情，从胡图族中再分离出一批亲图西族者作为对立面吗？

  莫科托大屠杀令卢旺达的新政府再次愤怒。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是非洲统治时间最长的暴君，他支持哈比亚利马纳打击“卢旺达爱国阵线”，在种族灭绝期间为卢旺达运送武器提供便利，为法国”绿松石行动“部队提供基地，怂恿其边境的胡图力量卷土重来。卢旺达驻联合国大使呼吁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防止扎伊尔东部发生种族灭绝’’。安理会对此毫无作为，甚至连一句公式化的“表示关切”都没有。1996年7月，卡加梅将军访问华盛顿，他再次解释说，如果国际社会不能解决他们在难民营中孵化出的这个怪物，他就要自己动手了。这时候，法国还在为胡图力量提供资助。

  卢旺达的卡加梅、乌干达的穆塞韦尼、扎伊尔的卡拉比共同发动了第一次刚果战争，蒙博托政权很快被推翻，扎伊尔的国号被更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卡比拉也随即就任新总统。大约60万卢旺达人从戈马越过边界归国，卡加梅在采访中并不否认其军队进入了扎伊尔，他说这就是他希望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靠自己取得很大的成就，我们必须继续斗争做到这一点。作者目睹了浩浩荡荡归国人流，“在当代人的记忆里，还从来没有一个屠杀了另一个民族的民族，或以其民族之名进行屠杀的民族，能指望他们与被屠杀民族的幸存者组成一个紧密结合的民族社会，混居在同一个微小的社区之中。”

  勇敢的非洲人终于回应了国际社会屡次三番对罪恶满不在乎的态度，找到机会联合起来完成一部分的救赎。早在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前，穆塞韦尼就说过：“我们越被孤立，对非洲就越好。那样我们就必须依靠自己。”非洲并不必需霸蛮的代理人，非洲有可能真正形成有意义的政治。以穆塞韦尼和卡加梅为代表的非洲领导人寻求的是一种中间立场，以穆塞韦尼为例，他没有在乌干达推行多党政治，但成为自由企业的坚定推动者，也赞成按照阶级路线组成政治集团以产生能够与部落或地方的“垂直两极分化”相对抗的“横向两级分化”。“用完全一样的方式来管理极度不同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是，有一些基本要素应该是共通的，比如普选、一人一票、不记名投片、新闻自由、分权。”美国的的独立经过了8年的战斗，宪法的通过又经过的4年，之后还有两年才开始选举——这已经是《独立宣言》公布后的整整13年后了。非洲的断奶可以长痛不如短痛的一蹴而就，但真正通过深思熟虑建立起健康的、充满希望的制度国家却更加的道阻且长。

  卢旺达的种族灭绝是威权主义和的现代政治理论建构相结合所生出怪胎，它仅仅凭借砍刀就可以造成令人震惊的伤害，技术上的落后完全没有成为种族灭绝的的障碍。联卢援助团的答莱尔将军，目睹了大屠杀整个过程且充分了解国际社会的态度，不禁发出质疑：“说得坦率和大胆些，谁他妈在乎卢旺达？我的意思是，要正视这点。”作为人类整体和国际社会的代表，联合国的表现令人失望透顶；而要赢得世界对卢旺达的在乎，正如卡加梅一再强调的那样，要靠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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