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少看到如同本文中这样牢骚满腹的鲁迅。鲁迅一直是个斗志昂扬的战士，可是从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来到文化荒漠般的厦门，又远离亲人朋友，坚强如鲁迅也不禁发起了牢骚。
在这一封写给友人李小峰的信中，鲁迅吐槽收信困难、不得不参加请客应酬以及忙于编讲义没空写文章等等烦恼。
关于专心教书还是用心写作，鲁迅陷入了烦恼中。“从我们平常人看来，教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一个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两条路。”这是一种两难的境地。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也倾诉过这方面问题：“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
既教书又写作的例子也不少，能想到的就有沈从文、钱钟书等等，不过能把两件事同时做好的人确实不多。鲁迅陷入了矛盾中，连带着四季如春的风景也看厌了。“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
从信中可以显见鲁迅的孤寂、苦闷，几个月后他离开厦门去往广州与许广平会合，后来二人定居上海。鲁迅最终放弃了教书，选择了专职写作。中国多了一名文学大师，少了一位教育家。这个选择对于鲁迅来说应该是最适合的，他教书固然不错，但他的疏于应酬、嫉恶如仇和针锋相对的性格，混在如同官场一般的教育界，恐怕更多的是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