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终于离开了北京。这封信是他到上海后，写给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信中描述了他的沿途见闻。
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开北京南下，第一站先到上海。鲁迅离开北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是因为他与教育部的龃龉。年前，鲁迅因为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荫瑜，被总长章士钊开革了教育部佥事的职务。后来他到平政院对章士钊提起诉讼，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侥幸赢得了官司，恢复了原职，并且章士钊因为政争失利暂时下野避去天津，但鲁迅毕竟因为这件事与教育部结下了梁子。
第二方面是因为1926年春季的通缉事件。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义愤填膺的鲁迅先后写了《纪念刘和珍君》、《死地》等多篇大有影响的文章谴责段祺瑞执政府的暴行，并因此遭到政府通缉。虽然4月9日段祺瑞就被冯玉祥驱逐下台，通缉的事也不了了之，紧张的气氛想必也对鲁迅产生了影响。
第三方面是因为林语堂的邀请。1926年前后，林语堂任厦门大学文学院主任兼国学院秘书，鲁迅就是经由他的荐请来厦大的。
第四方面，也是坊间认为最重要的方面，鲁迅是因为爱情。许广平是女师大的学生，鲁迅与许广平因为女师大风潮逐渐相识、相知、相恋。可是，鲁迅是有妻子的，他与原配妻子朱安虽然是由母亲包办而结合，但毕竟有婚姻之名。鲁迅不想抛弃发妻，因为朱安是个完全无法自食其力的家庭妇女，离婚就是将朱安置之死地。然而许广平勇敢地向他表明爱意，他也不想辜负许广平。
于是，鲁迅与许广平商定两人分头南下。鲁迅先去了厦门，两人之间靠鸿雁传书，往来书信后来结集成《两地书》出版。1927年1月，鲁迅担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许广平任他的助教。1927年10月，两人抵达上海，鲁迅专心从事写作，许广平则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
一点题外话，鲁迅与许广平只有婚姻之实，而无婚姻之名。他离开北京后一直寄钱给朱安，朱安则一直照顾他的母亲。甚至在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也一直寄钱养活朱安。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许广平有一段时期被日本人抓进监狱，朱安衣食无着准备卖掉鲁迅的藏书度日，此事还在北京引起文化圈的轰动。这段轶闻让人伤感，即为朱安，也为鲁迅和许广平。
鲁迅继续留在北京，他就没法和许广平在一起。因为他无法面对朱安和母亲，这应该才是他南下的最重要原因。
鲁迅南下到上海的这一路也并不顺利。那个年代没有直达车，他一路坐火车，先从北京到天津，再从天津到浦口，再转到上海。从天津下车时，即遇到税吏的盘查；去浦口的列车上，又遇到茶房的无赖要挟，给了一元钱小费；在下关，再遇大兵们的搜检。
可以想见，民国时期百姓出行之难。难怪古人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
路途的寂寞的夜里，鲁迅也会喝上二两白酒，“喝了二两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这当然只是“我以为”；但也并非毫无理由：就因为它有一点生的高粱气味，喝后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后的田野里一般。”
酒后如同“身在雨后的田野里”，这是我没想到的。没想到鲁迅也会享受酒后那种微醺的感觉，没想到鲁迅也会写下这样清丽的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