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中有一个角色，出场的时间不长，但却是全片最令我意难平的角色。仅仅是听到他的名字，我的心中就生出一丝悲悯。他就是杜甫。
以下是我对杜甫个人的一些感慨和感悟，与电影无关，写与各位分享。
杜甫，京兆人氏，在那个年代多少也算一个官二代、富二代。然而自幼丧母，父亲再娶，他由姑妈抚养长大。家庭的富足没有给他一个幸福的童年，反而是寄人篱下的生活让他看到了富贵人家的虚与委蛇。后来，杜甫开始参加科举，但屡试不第。电影中他对高适说的那句：”我的曲江宴还得再等等。”轻飘飘一句话，然而一等便是无期。
就这样一个不得志的文人，即便唐朝覆灭时，当年的诗集也不曾收录他的作品，凭什么被后人喜爱千年呢？
有人说，因为他过得惨，而且惨得很突出。的确如此，但不仅如此。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常常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都已经这样惨了，老百姓又该怎么活啊？”他对百姓的关心是跨越阶级的，虽然自己出身优渥，但他仍然为百姓愤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对人才的珍惜是无关贫富的，尽管自己已经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但他心里想的仍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我有时觉得，杜甫和周恩来总理就好像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一体两面。两人同样出身优越，但都对基层人民有着切实且真挚的关心。只不过，杜甫的能力从来没得到当权者的认可，只能在处江湖之远时，为祖国哭，为祖国笑，为祖国无能为力。
这就是我为这个出场短短几分钟的角色而感到如此意难平的原因。当我看到那个咧着豁牙的顽童时，我便为他尚未经历但又注定经历的辛酸而感到难过，为那个时代对他的辜负而感到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