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说他们“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但在当时年代不失为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他们的创作虽与建安文学有明显的不同，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但仍然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的。

    今天，我以七言古风赋咏山涛，带领大家一起走近竹林七贤这位旷世奇才，了解他的逸事传奇，喜乐悲欢！

七言古风·叹魏晋名士咏山涛三十四韵

山涛河内怀县人，与穆皇后中表亲。

景帝命隶举秀才，是以朝中除郎中。

竹林七贤年最长，有大器度质素广。

后从骠骑将军昶，追随从事为中郎。

久之拜除赵国相，又迁尚书吏部堂。

魏帝尝赐景帝服，景帝赐涛光门户。

母老并赐一藜杖，晚与尚书和逌良。

又与钟会裴秀昵，二人居势争权利。

山涛平心处中劝，各得其所俱无怨。

迁大将军事中郎，钟会作乱于蜀狂。

文帝将欲征伐决，魏氏诸王并在邺。

帝曰西偏吾自征，后事深以委涛卿。

本官行以军司马，亲兵镇邺五百人。

泰始初加奉都尉，进爵新沓伯位追。

出为冀州刺史身，后加宁远大将军。

冀州俗薄无相推，山涛甄拔隐屈随。

搜访贤才旌命卅，皆显声名当时夸。

身与康籍情深笃，世钦其宝浑金璞。

人怀慕尚风俗革，转任北中郎将佐。

督促邺城守备务，入为侍中迁尚书。

以母年老辞诚真，表奏数十上乃听。

帝以涛俭无以养，特给日契加赐赏。

礼秩崇重时莫比，后除太常辞以疾。

年逾耳顺归乡里，丁母忧居丧过礼。

负土成坟修庐冢，坟头手植青柏松。

帝诏君所共致化，官人之职实堪嘉。

方今风俗欲陵迟，人心进动崇明宜。

山涛太常尚居丧，情在难夺务殷光。

何得遂其志向足，惟以涛为吏尚书。

涛辞丧病表恳切，会元皇后崩事歇。

遂扶舆驾还洛都，诏命逼迫就职促。

前后选举遍内外，朝廷有幸得其才。

以才投靠司马氏，后人因此多鄙夷。

货与帝王经世用，故致嵇康绝交时。

山涛简介———

      山涛（205年—283年），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西晋时期名士、政治家，“竹林七贤”之一。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最年长的一位。他之加入竹林名士，是以其风神气度。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对他的评论是：“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也就是说，他给人一种质素深广的印象。而大器度，正是其时名士之一种风度。虽然山涛与嵇康、阮籍情意甚笃，但是志趣其实并不相同，这从他举嵇康自代以至引出嵇康与之绝交一事，即可说明。他走的是另一条入仕的道路。

      山涛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他谨慎小心地接近权力。在曹氏与司马氏权力争夺的关键时刻，山涛看出事变在即，“遂隐身不交世务”。这之前他做的是曹爽的官，而曹爽将败，故隐退避嫌。但当大局已定，司马氏掌权的局面已经形成时，他便出来。山涛与司马氏是很近的姻亲，靠着这层关系，他去见司马师。司马师知道他的用意与抱负，便对他说：“吕望欲仕邪？”于是，“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郎中。久之，拜赵相，迁尚书吏部郎。”开始做的当然都是小官，到了任尚书吏部郎的时候，山涛的仕途便一帆风顺了。

      嵇康曾有《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后人因此对山涛颇多鄙夷。虽然山涛并不像嵇康那样是非分明，刚直峻急，但也只是行不违俗而已。譬如他也饮酒，但有一定限度，至八斗而止，与其他人的狂饮至于大醉不同。山涛生活俭约，为时论所崇仰。他在嵇康被杀后二十年，荐举嵇康的儿子嵇绍为秘书丞，他告诉嵇绍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可见他二十年未忘旧友。

      至于他投靠司马氏，似也无可非议。因为士人求知的目的是“经世致用”，他们想必也有所谓的“实现自身价值”的问题。但他们拥有的纯知识的地盘却是如此之少，除了天文、历法以外，其他的科学技术几乎都是“医卜星相”、“百工”的贱业。法律、经济和管理也大多是吏胥的专利，琴棋书画之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业余爱好，他们所能做的也就只有读书与做官了。在皇权垄断一切的社会，仅有一技之长以至鸡鸣狗盗者自不必言，就是有经纬天下之术的盖世英才，舍“货与帝王家”之外也少有一展身手的。

                2021.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