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饭时，我偶然看完了《出走的决心》。影片中最易被热议的，或许是“女性独自自驾游”这一充满象征意义的形式；但真正让我心情久久难平的，是那些真实到残忍、令人窒息的婚姻片段，让我有了一些不吐不快的感想。
不可否认，独自自驾确实是一种勇气的体现，可这种形式从不能化解所有人生困惑，“在路上”也无法抹平所有迷茫。真正动人的，从不是“自驾”这个行为本身，而是藏在“敢迈出这一步”背后，关于家庭中女性主体性觉醒的故事。
大部分的婚姻里都藏着悄无声息的权力更迭，影片里李红和丈夫孙大勇的关系，从最初的微弱博弈到后来丈夫的单向碾压，恰好完整展现了一个女性在父权体系中被逐渐驯化的过程。
年轻时，李红因下岗带着女儿投奔丈夫，为求一份工作，她催着丈夫携礼拜访领导——彼时丈夫因遭领导冷遇而自尊受挫，回家后又因“办不成事”被李红冷待，那短暂的日子里，李红在家庭权力链上还占据着微弱的上游。可往后数十年，权力天平彻底倒向了丈夫：中年时，他和李红算账锱铢必较、分元必争；退休后，不过是要一碟醋，就能转头敲着窗户、带着不耐的神色呵斥妻子；他自己对家务诸事不沾，却总能在女儿面前扮演“好人”，一边用言语绑架妻子操劳，一边又对她的付出挑三拣四。
而对李红刺激最大的，是女儿的转变。起初，女儿还会心疼母亲，站在李红这边维护她的利益；可当自己因育儿与事业陷入困境后，女儿竟也加入了“压迫者”的行列，和父亲一起用道德绑架李红，让她做所有人的“垫脚石”。李红用自己的牺牲托起家人的光鲜，换来的却不是感恩与看见，而是理所当然的漠视与苛责。直到这一刻，李红才彻底寒心，她的“出走”，是终于觉醒、想要拿回人生主体性的开始。
我试着代入李红的角色，不过十秒钟，便已觉窒息。试想现实里，有多少女性正经历着这样的“被物化”：她们日复一日付出的家务劳动、承担的情绪劳动，全被视作理所当然，没人在意她们是否愿意，也没人问过她们是否疲惫。所以我想，婚姻里的问题，或许不全在于“做了什么”，而在于“谁是行动的主人”—— 是发自本心的主动选择，还是被外界无声逼迫的被动妥协？
这让我想起自己的生活。我喜欢孩子，所以养育两个孩子的辛苦，在别人眼里或许是辛苦，但对我而言，却是本心所向，过程里的甜远盖过了累。做家务也是如此：精力充沛时，我享受收拾屋子的秩序感，看着杂乱的空间变得整洁，心里满是舒畅；做饭时，手头上忙着切菜、翻炒，耳朵里听着喜欢的播客，那是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自洽又舒适的独处时光。等到健康美味的食物端上桌，看着孩子们吃得，看着孩子们吃得幸福，那份小确幸的满足感，就是平平淡淡生活中的真滋味。
家里没人会在我耳边指手画脚，支配我“该做什么、该什么时候做”，我有劲时便趁着兴致收拾家务、研究新菜；想休息时，便安心停下，哪怕家里因弟弟的玩具、书籍略显杂乱也没关系。所有选择都出自“我愿意”。
而剧中的李红，最缺失的就是这份对生活的“主体性”。她的每一次行动，都被丈夫、女儿的意志捆绑，即便自己不愿意也不得不去做。可到底什么是“主体性”？说穿了，就是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愿意做什么，能在纷繁的外界声音里守住自己的节奏和边界，而非在他人的指令中被动的生活。
影片还探讨了另一个沉重的话题：原生家庭对女性主体性的影响。李红作为家中长女，她的升学机会被轻易牺牲，被迫走进工厂挣钱养家；婚后过得一地鸡毛想离婚，娘家却以“家里住不下”“老公挺好”为由拒绝接纳，甚至全家合力指责她“不懂事”“不知足”。经济上的不独立，更让她陷入了更深的被动，每一笔支出都要接受丈夫的盘问，即便委屈到极致，只能默默忍受。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女性必须经济独立”，可婚姻本就是个复杂的系统，即便经济独立，也未必能避开所有不如意。年轻时的相互依赖、中年时的利益博弈、晚年时的相伴扶持，婚姻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困境与解法，从没有一成不变的“完美模板”。所以婚姻里的问题，从不是“离或不离”这样的简单答案。
我想关键在于，身处各种关系的交织中，我们始终能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同时，与关系里的每一个角色通力协作实现共赢；但始终要记得，自己是所有行为的“主语”，从本心出发，想爱才去爱，有能量才给予。当内心无力时，坦诚地说一句“我不想”，我觉得，这是自我觉醒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