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66年的那个年代开始不久，老家来了一群造反派，说要查找地契。翻箱倒柜折腾一天一无所获。这事本来就子虚乌有，第二天又追到工厂，想把上班的母亲带回调查。究其原因：是上一辈人的感情纠纷，得罪了什么人；还是有人被逼的昏了头，总之究其原因很是挠头。由于厂方领导的理性阻止，母亲和姥姥没被带走，却分别进了学习班。事过多年，母亲分析没被带走的逻辑是：咱们人缘好，领导水平高。我举双手赞成，可还是补充了一句：那可是进城的老干部啊。那会儿母亲谈兴正浓，仿佛忘了在我脑门上再弹个崩。
后来的情况是：尽管打倒地主分子XXX的标语有人去贴、学习班有人给你办。但是人留了下来。家还在！还害怕什么呢？然而祸不单行，福不双至，紧接着就得到了父亲被遣送原籍的消息。
关于我父亲的事需要补充一下：他在解放那年就入了团并参军入伍。因为学历和表现的出色，不久就被分配到军区速成中学当上了排级的文化教员。部队转业后，被分配到郊县某地的团委工作。时间不长又调进了市里的农资部门。四清时，曾在同一公社共事的农民朋友托他给生产队买一对大车上的胶皮轱辘，已解队上的劳力之紧；而且还要在秋收之前办妥。
仗义豪爽却书生一般的父亲知道乡下农民肩背手推的劳作之苦，就操起了部队上雷厉风行的作风，爽快地批了条子。（当时有此种权限）而且在人家答谢的饭桌上，生产资料批发站的葛站长也吃了人家的饭，喝了人家的酒。而城府不设，阅人不查的父亲以为默认。
当时四清运动轰轰烈烈已近尾声，上面正为没能完成自查的指标而发愁。这一点工作队和葛站长都非常清楚。因此我的父亲就一步步落入了人设的圈套。关于“指标”过来的人都知道：查出来是正常的，查不出来是领导失职。就像女人生孩子，生不出来就不正常。借口是：那两个胶皮轱辘是橡胶做的，属于国家战略物资——需要上级批准。而葛站长在关键时刻为保自身，装聋作哑，落井下石。
平时葛站长总是跟在父亲后边，说老杜长，老杜短地，恭敬有加。那时，从站里到局里的头头们几乎所有总结、发言、文件，都离不开父亲那只生花妙笔；从起草到润色定稿都非他莫属。那天开完会，葛站长走进父亲办公室好像变了一个人；竟然对着父亲色厉内荏，直呼大名。同着众人宣布了组织决定：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父亲大惊，追到外面去质问他：你有没有搞错，这件事的经过你可是全程陪伴，没有离开半步。葛站长站在外面并没有走开，他狡猾地一笑，轻声说：我是在，可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父亲大怒，急得面红耳赤，用颤抖的手指着他说：小葛啊，你这样做是违背良知的，我们共事这些年你还不了解我是什么人吗？这可是害人的事啊。
父亲的回答简直委婉之极：如果我在场，首先给他兜心一拳，再加上句XXX。然后慷慨务农。葛站长见状，见四下无人就死皮赖脸的说：老杜啊，不要激动吗，农场不远，骑车子用不了大半天。你先干一阵子，我再想法给你调回来，你应该理解组织。父亲只是卑咦地看了他一眼，全无受辱之态。口中念念有词，说了句颇具深刻的话来：既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我真是糊涂啊。
后来，我和姥姥、母亲去单位找到葛站长，想做最后一搏。他长着白面阔目，谈吐稳健而文雅。一点也不像个混账东西。当我们以理据争，说出他也在场的事实时，葛站长陡然变脸，一走了之。把我们晾在那，直到下班也不见了人影。回来的路上，姥姥说：那个人真是个当官的料，你父亲就不行。我心中愤愤，不知此话的深意；怎么胳膊肘往外扭？就说：这种官还不如不当，因为这很卑鄙，并强调我很爱不当官的父亲。
以后的事证明了姥姥的判断：葛站长果然一路高升，文革开始后，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的头头。他那里还想到对父亲红口白牙说过的话。那两年，父亲在农场里白天管理水稻，夜里又被派去看青。有人肯定要问，稻子没上场怎么去偷？那你真是低估了饥饿中人的智慧：他们可以用剪子直接把成熟的稻穗剪下来，装进围在腰间的口袋里。而且悄然无声，“贼”不走空。这种事当年在我们宁夏灌区也时有发生。
父亲睡着的时候，曾经梦见那两个崭新的橡胶轱辘拴成的大车，被牲口拉着的情景。甚至能听见它们在秋收的田野上欢快的声响。不久，在葛站长当了革委会头头，为了不留后患，索性就把我父亲遣送回原籍。借口是父亲的家庭成份高，已不能胜任国家战略物资的管理工作。
与此同时，我的境遇要好得多。也许是边疆地旷人稀，民风清朗，很少产生葛站长那样的头头。就是有个把这样的人也会被率真、强悍的人们把他压在泥儿里，很难抬头。这些原因说起来复杂，其实不然。有些人研究起来就复杂的要命，真是没有办法。
虽然在宣布家庭出身的大会上，我的那声悲愤长叹震惊四座，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可是回到马背上，冲进大自然的怀抱里，没有多久，郁结之气便一扫而光。晚上，在那间弥漫着芦草和苜蓿清香的马号里，躺在松软的草堆上搜索枯肠，不觉就想到了爱情，连自己都感到了吃惊。这同样是个婉约的说法，诚实的描述是：开始想入非非，自遂我情。当时没有想起姥姥和母亲，只是在孤独和委屈时才能想起她们。说这话，你可能会感到沮丧，认为我是个极不靠谱的人。其实从来不是：这就是在那个年龄、那个时节、那样的环境下，实实在在过的日子。
在我最憋屈的时候：比如我双手都能打算盘，而且还会写梅花篆字，可他们不让我当会计或是作文书；在比方我身手矫健且心灵手巧，可他们不分配我去场部中学当教师。这十几年，在边疆混的最好的活就是汛期骑上我的马儿，给贺兰山东麓抗洪的人们去送饭，或是去场部通风报信。（当时电话杆子已被洪水冲倒）这可能是我人生的潇洒得意之时：四野辽阔，空无一人，草地上开满了无边无际的野花。骑在奔驰的马背上，人在风中如同飞翔一般，所有思绪一下子都随风飘去了。
最憋屈的时候，人还会从噩梦缠身的虚幻中惊醒；有时我会猛然间跳下土炕，走进外边月光下的旷野、走进早春的草地上，一时间我感到了一种浪漫的气息，就迎着清冽的风儿，大声念起无来由的诗句以排解胸中的愤懑：
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集着乌云，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高尔基）
你真美啊，请等一等，我哀婉正在消失的东西……（歌德）
等你走远，我就大步向前。这荒野有的是夜露的清鲜……（徐志摩）
还有很多能胡乱背出的诗句，这些诗，是从陶乐县一对儿下放到农场的夫妇家里看到的。
这些狂热的冲动，真实的发生过。所以有人说我是“狂热分子”就不足为怪了。可是也有人说：哎，神神经经的不入适宜，离倒霉不远了。这种看法，最具情感的温度，也最知我心。可是我并不想倒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