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条原文节录：
希渊问：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
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次年纯乎天理而吾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而不在才力也。...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则一。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越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时曰仁在旁，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祸，大有功于后学。
先生又曰：吾辈用力，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
伯夷叔齐是殷朝末年孤竹国的大王子和三王子，父王想把王位传给老三，老三认为应该传给老大，老大认为不能辜负先王的遗愿，因而双双外逃来到周国，适逢周武王兴兵伐纣，兄弟俩扯住周武王战马的缰绳企图阻止周武王进兵，他们说：“父死不葬却大动干戈，是不孝；以臣犯君，是不仁。”待周武王铲除了商纣王朝，天下诸侯纷纷归顺周朝，伯夷叔齐却逃到首阳山中，宁死不食周粟。临死前赋歌一曲：“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司马迁在作《史记》时，把《伯夷列传》作为七十列传的第一部以表彰他们不慕富贵、坚守信念的美德。
伊尹出身奴隶，辅佐成汤推翻夏桀，为首相历五代君主，放迎太甲，其事功与后世的周公旦相当。荀子称赞他为圣臣。
在王阳明的学生蔡宗兖看来，伯夷叔齐和伊尹的才力与孔子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为什么他们也可以称为圣人？
王阳明认为，人心纯乎天理不参杂丝毫人欲，就是圣人。圣人就像没有掺杂铅铜的纯金，金子的分量各有不同，圣人的才力也各有上下，但分量多少并不影响金子的纯度，才力大小也不影响人们成为圣人。王阳明甚至还给圣人们排了次序，尧舜是最大的圣人，然后是周文王和孔子，其次是大禹、成汤、周武王，再次是伯夷、伊尹，这当然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不可较真。
所以儒家向来认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是就纯乎天理而言的，尧舜在这里是圣人的代名词，而不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王。
去除人欲而纯乎天理的成圣之路犹如淬炼纯金的过程一样。金块的成色各有不同，人的素质禀赋也各不相同，因而各人的努力程度也是不同的。《中庸》鼓励我们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国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孟子在《尽心篇》里把悟道分成三种境界，分别是：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礼记·中庸》则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王阳明指出，后世的儒者不知道圣人的根本，以为圣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所以专门在获取知识才能上下功夫，以至皓首穷经不倦、究索名物不止、醉心于模仿圣人的形迹，这完全是舍本逐末之举。
而且，一个人的知识越广博，往往欲望也越多；一个人的才能越多，越容易自我蒙蔽而悟不到天理。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意思，与道家拙朴的思想相通。
陆王心学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去人欲存天理”六字。东莱先生吕祖谦为了调和陆九渊和朱熹的学术冲突，曾在江西鹅湖山组织朱陆进行了一次研讨，结果沦为一场激烈的论辩，双方不欢而散。陆九渊即兴吟诗一首，其中两句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将朱熹的学说讥为“支离事业”。这两句诗其实化自于《易·系辞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
因为有以上的典故，高徒徐爱于是评论说：“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大有功于后学。”
王阳明最后总结说：心学的功夫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就是要在去除人欲上下功夫，内心便可复归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