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也是用尽人事的方法积极造命，《论语宪问》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抱怨命运，积极学习进取，而做到知天命，而造己命。孟子对于命运的态度更为积极理性，《孟子•尽心上》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将所求分为内求和外求，内求者，在乎个人，求索便得到，放弃则失去；外求者，求索有方法，但能否得到，有天命之因素。孟子此语，当是倾向于人以内求方式改变命运，譬如人若想要得到福报，不应向外求财求福，而应向自身求，内求一定能如愿，外求则未必。王充将孟子此语解为“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仍然是归结到其命运注定说了。后世儒者，但凡对孟子之语理解正确者，皆能立足于以内求品行而改变命运，不能正确理解者，或被动随命，或徒然外求。
大约只有墨子最旗帜鲜明地反对有所谓注定之命运，在《非命》中，墨子提醒道：“王公大人，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必不足矣。”若全部相信注定的命运，人的自由性何在？人的积极性何在？人生存之意义何在？墨子因此反对命定说，认为信有命则人生毫无创造力与积极性，社会也将无法正常运转。
此外，另有一种命运观，被喻为“上帝在掷骰子”，一切虽出自上帝或天意，但并非如剧本般有计划，而是如掷骰子般随性任意，上帝本身都不知道会掷出什么来，即一切纯属偶然。南朝杰出的无神论者范缜，即持此命运偶然说。《南史•范缜传》记载，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而范缜坚决持反对意见，尤其不能接受因果论。于是二人之间有此对话：“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范缜认为，富贵贫贱是自然现象，出于偶然，如同树上的花，随风飘落，落在席上的就富贵，落在厕所里的就贫贱，哪有什么因果。
范缜所否认的因果命运论，是与偶然命运论完全相对的观点。因果论并不专属于某一种文化某一家的发明，作为一种定律，它同时被不同的文化所发现。古希腊有著名的苏格拉底因果定律，由苏格拉底所揭示，每一个结果都有一个特定的原因或者多个原因。种下什么样的因，就会有什么样的果，命运中的所有得失成败，都不是出自偶然，一定有其因果关系。即俗语所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印度婆罗门教经典《奥义书》中也已产生因果理论的雏形，但并未明确提出因果概念，如书中言“行善者成善，行恶者成恶”，此生行善，来世可成为高贵种姓，生为婆罗门或剎帝利，行恶将会成为贱民甚至动物。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因果论。
（待续）
附：作者介绍
雪漠，原名陈开红，甘肃凉州人。国家一级作家，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化学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复旦大学肿瘤研究所“人文导师”。曾获“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甘肃省拔尖创新人才”“2015年中国品牌文化十大人物”等称号。著有长篇小说：《野狐岭》《深夜的蚕豆声》《凉州词》《爱不落下》“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灵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诗集：《拜月的狐儿》；文化著作：《一个人的西部》《大师的秘密》（8卷）、《佛陀的智慧》（3卷）、“光明大手印”系列（10本）、“雪漠心学大系”《文化传播学实践教程》《雪漠心学概论》《雪漠智慧课程》等；文化游记：《匈奴的子孙》《堂吉诃德在北美》《山神的箭堆》《带你去远方》。作品入选《中国文学年鉴》和《中国新文学大系》；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2004年度“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第二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奖项，连续六次获甘肃省委省政府颁发的“敦煌文艺奖”，连续三次获甘肃省文联和甘肃省作协颁发的“黄河文学奖”；入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三次入围“茅盾文学奖”。
